蒂娜的肢体摘除式威胁

我的第一个孩子还是3岁时，有一天，他打了我。如其他年轻且理想化的家长那样，我相信自己能做出的最好选择就是与3岁的他来一番充满理性的谈话，因为他会从我的角度去看问题，有如神助般。我将他带到楼梯下面，坐在他身旁，微笑了一下。我关爱（而幼稚）地说，“手是用来帮助别人、关爱别人的，而不是伤害别人的。”
就在我说出这番老生常谈的当口，他又打了我一下。

于是我决定试试共情的办法。此刻，我的语调听起来可能少了那么一点关爱（但仍是幼稚的），我说，“啊！这让妈妈很受伤呢。请对我这把骨头温柔点。”
这时，他又再来了一下。
于是，我又试图走一条更为硬气的路子：“打人不好。我们不要打人。如果你生气了，得用你的言语来表达。”
对啊，你也猜到了。他又打了我一下。
我感到迷惑。我觉得自己应该提高赌注，但不知道要怎么做。于是我拿出全部的威慑力，说道，“那么现在你给我去楼梯顶上坐冷板凳去。”（这一管教策略没什么目的性，它的术语叫作“跟着感觉走”，真是又专业又科学。）

我把他押到了楼梯顶上。他多半在想，“好酷！我们之前都没这样过……如果我下次再打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在这楼梯顶上弯下腰来，摇着手指说，“再不能打人了！”
他没有打我。
他踢了我的小腿。
（这些天里，他在我们复述这个故事时指出，自己其实是严格遵守了我的不打人指示的。）
实际上，在这种时候我所有的自控能力，以及其他能想到的可行选择都从脑海中跑得干干净净了。我抓住他的手臂，将他从楼梯上拉进了我的房间，开始咆哮，“现在你要在我和爸爸的房间坐冷板凳！”
再重申一次，我此时毫无策略、计划和方法可言。所以我那年幼的儿子一边还在继续把状况闹大，而这边他那脸色正渐渐胀红的妈妈却只能把他从房间这头拖向房间那头。
到这时，我已经把哄骗、责备、命令、反驳和论辩（说得太太太多了）都过了一遍：“你不能伤害妈妈。打人和踢人不是我们家人做事的风格……”
这时他犯下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冲我吐了吐舌头。
于是我那具有理性、共情心、责任感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上脑就被原始的、逆反的下脑给完全地劫持了，我大喊道，“如果你再吐一次舌头，我就把它从你嘴巴里扯出来！”
未免让你感到惊异，必须强调在任何场合下，我和丹尼尔都不建议威胁孩子说要拿掉他身体某个部位。这绝对不是好的管教。
这也不是有效的管教。我的儿子倒地大哭。我已经把他吓着了，他却还要说，“你是一个坏妈妈！”他完全没有在反思自己的行为，他的焦点都在我的不当行为上。
我接下来所做的大概是这整场交锋中唯一对的事情，当我们与孩子间的关系出现这类裂痕时，必须这样做，那就是我们一起修复了这裂痕。我立刻意识到在刚刚那个敏感而愤怒的时刻，我的面目有多狰狞。如果有人像我刚刚那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一定会暴跳如雷。于是我跪下身子，和年幼的儿子一起坐在地板上，紧紧地抱住他，告诉他我有多么抱歉。我让他尽情地去讲述自己是多么不喜欢刚刚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复述了一遍，让他搞懂这一切，然后我安慰了他。

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我总是会听到大笑声，因为家长对这种时刻是如此有共鸣，并且，我想他们也很高兴听到家庭教育专家也有这么溃败的时刻。如我向观众所解释的那样，我们需要怀有耐心、理解和原谅——不仅是对孩子，也是对我们自己。（人们总是问我现在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举措。请参见第6章，在这一章我们讨论了要如何在四步内对付学步期儿童的不当行为，还有图解哦！）
虽然这些故事说起来有一点尴尬，我们还是将它们拿了出来，证明我们大家在难以或者失去自控时，都很有可能会进入下脑的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不管怎么说，这些片段不应该经常发生。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处于很严重的失控状态，我们建议你要考虑一下寻求专业援助，以帮助你看清自己的情绪需要或者情绪创伤，可能就是它们使你在与孩子打交道时老是表现得那么过激。但如果你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偶尔犯浑，那只是正常管教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认出它们来，并尽快地终结它们，以将它们造成的伤害减少到最小，然后再进行修复。我们需要重拾那已确实丢失的东西，即第七感，用洞察力和共情心与自己重建情感连接，然后再与那些我们非常在乎的人一起修复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