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成功人士的人生故事，尤其如此真诚的讲述。这本书，我读到了“卓越”。关于父母对自己的影响，关于受教育的重要性，关于职业的选择与发展，关于信念，关于朋友，关于面试，关于与人相处，关于寻求帮助，关于创业，关于投资，关于交易，关于流程，关于上市，关于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关于识人、用人，关于合作，关于办公室，关于新体验，关于做家长，关于帮助别人，关于成就自己，关于回馈社会。内容精彩纷呈，部分摘录如下：
做大事和做小事的难度是一样的。两者都会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如果决心做事，就要做大事，要确保你的梦想值得追求，未来的收获可以配得上你的努力。
实现大目标和小目标的难度相差无几，唯一的区别在于：目标越大，其产生的影响力也越大。人的精力有限，既然每次只能聚焦一项对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事业，就应该选择一个真正值得努力和专注的目标，奋力一搏，确保成功。
我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有良师益友。父母是我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培养了我诚实礼貌和自我成就的价值观，也让我知道了为人慷慨的重要性。在高中田径教练杰克·阿姆斯特朗的帮助下，我对痛苦的忍耐程度大大提高，也理解了充分准备的价值和威力。对任何企业家来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在跟高中最好的朋友博比·布莱恩特一起参加跑步训练和比赛的时候，我明白了忠诚的内涵，了解了团队合作的意义。
在大学里，我努力学习，追求冒险，并发起了一些社区改善项目。我学会了倾听他人，重视别人的欲望和需求，即使他们没有说出口。我学会了在解决难题时坚韧不拔、无所畏惧。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从商。我从未选修过经济类的课程，直到现在也没有专门学过。虽然在基础经济学方面有所欠缺，但我能够扬长避短——我拥有洞察模式、研究新型解决方案、打造新模型的能力，可以靠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把自己的想法变为现实。事实证明，金融是我了解世界、建立关系、应对重大挑战和实现个人抱负的途径。金融还造就了我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要想解决复杂问题，只需专注于那两三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就行了。
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是谁。越早认清自我越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活在他人创造的梦幻中。
我一生始终信奉的一个理念：我相信教育是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的目标是学习如何思考。一旦掌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将其应用于学习投身一项事业、学习欣赏艺术、学习阅读书籍。教育赋予我们能力，让我们欣赏上帝之手写就的千回百折的剧情——生活本身。在我们离开教室后，教育仍在继续。与朋友联系、参加俱乐部，这些都能增加我们的知识储备。事实上，学习伴随我们的终生。我和我的干事们只是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正确认识教育的目的，并在你们的余生中遵循教育的基本原则，不断质疑，持续思考。
学习方面，我也没做好充分的准备。我选的专业不太寻常，叫作“文化和行为”，这个学术领域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之所以选这个专业，是因为它听起来很有趣，是对人类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我理解人们的目标和动机。但我在基 础知识上的学习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班上只有8个人，却有4个教授。我的许多同学来自美国最好的预科学校。他们不仅彼此认识，也了解这门学科。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关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得了68分。第二篇论文得了66分。我跟不上课了。我的导师阿利斯泰尔·伍德把我叫到他的阁楼办公室。他是个年轻人，但穿得像个老教授：花呢毛衣，普莱诗便装外套，肘部有补丁贴布，浅底深色方格图案，再加一条绿色针织领带。“施瓦茨曼先生，我想跟你谈谈你论文的事。”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说。“为什么？” “我没什么见解，表达也不好。” “天哪，你真不傻。你比我总结的还好。所以我必须先教你如何写作，然后再教你如何思考。因为两者不能同时学习，我会给你接下来几篇文章的题目，我们先专注于写作技巧，然后我们再专注于思考方式。”他看到我的潜力，并且着手系统地为我配置我需要的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耐心和善良。我开始相信，教学不仅仅是分享知识。为人 师，就必须消除他人学习的障碍。就我而言，障碍是我所接受的教育与同班同学之间的差距。就在那一年，我入选院长嘉许名单，从一名差等生一跃成为班里的尖子生。
当我向哈里曼征求意见时，我们讨论了几分钟我进入政界的可能性，哈里曼问：“年轻人，你本身富裕吗？”“不，先生。我不富裕。” “好吧，”他说，“财富会对你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那么我建议你先竭尽所能去赚钱。如果你决定要参与政治，那么金钱会确保你的独立性。如果我的父亲不是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如果我不够富裕，我就不能确保我的政治独立性，那么今天你也不会坐在这里征求我的意见。”从他家离开以后，我跑去公共电话亭给爸妈打电话。我告诉他们， 我去找哈里曼了，他给了我一些人生建议。他告诉我，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到的事情。他说，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是谁。越早认清自我越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活在他人创造的梦幻中。但如果我要把自己有价值的理想变为现实，成为一个有信息大量流入的如电话交换机一般的人，那么我需要去赚钱。
储备军的经历加深了我对等级制度的怀疑，也坚定了我在发现问题时挑战权威的信心。大家在波尔克堡不同的命运也让我意识到运气的重要性。无论你多么成功、聪明或勇敢，都有可能身陷困境。人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现实，但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现实。见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理解他人的处境。
如果候选人不能在一场对话中表现出与人共鸣、 深度交流、随机应变和转换话题的能力，那么这个人在黑石也应该不会表现很好。黑石的员工各具特色，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满怀信心，求知欲强，为人礼貌，可以适应新情况，在压力下也能保持情绪稳定，追求零缺陷，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诚信行事，在我们选择的所有事业中，全力以赴地追求卓越。而且，他们也都与人为善，做事周到，为人体贴，处世体面。我不会雇用任何心术不正、居心叵测的人，无论他的才能如何。黑石永远不能出现内部政治斗争，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天生爱争权夺势，喜欢钩心斗角，那么对不起，黑石不欢迎你。
以下是我的成功面试规则：
1. 要准时。准时是你对面试重视程度和准备程度的首要指标。
2. 要真实。面试是一种相互评估的过程，有点像闪电约会——每个人都在寻找合适的人选。要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对方会喜欢真实的你。如果你展现真实的自我，顺利通过面试，得到工作机会，结果自然很棒。但如果面试不成功，那么这个组织可能也不适合你，倒不如了解真相、继续前进。
3.做好准备。研究要面试的公司，熟知公司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面试官总是喜欢讨论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此外，这也可以使你更好地描述公司吸引你的地方和理由，让面试官知道你对公司的热情和向往，并了解你入职的动机，以此判断你是否符合组织的文化要求。
4.要坦率。不要害怕谈论自己的想法。不要只想着给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而要更多地关注如何进行开放坦诚的交流，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5.要自信。以平等的姿态参加面试，而不是作为请求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雇主都是在寻找能够把控局面的人。当然，前提是这些人并不刚愎自用。
6.保持好奇心。最好的面试是互动型面试——候选人提出问题，征求意见，询问面试官在公司工作时最喜欢哪一点。要找到方法与面试官进行积极交流，并确保双方始终你来我往，有问有答。 面试官也喜欢聊天，喜欢分享自己的知识和心得。不要讨论不合时宜的政治问题，除非面试官首先发问。在这种情况下，要直截了当地描述你的信念和理由，但不要争论。
7.可以谈到你在申请机构中认识的人，但前提是你喜欢并尊重这个人。你的面试官会以此来考察你对于人的判断。
商业中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信息。你知道得越多，你拥有的视角越多，可以建立的连接就越多，进行预测的能力就越强。
如果你以一所优秀的学校或一家大公司为起点，与你们这一代最优秀的人交往，你将来就会不断地再次遇到他们。我在耶鲁大学、哈佛商学院、陆军预备队和华尔街早期结识的许多朋友现在都还是我的朋友。我在生命早期交到的朋友，用他们的信任和理解，以我无法预测的方式极大丰富了我的生活。
施瓦茨曼先生表示，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换位思考，‘如果我面临他们的处境，我会怎么做’。他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成就了他与别人的融洽关系。他仍然在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他会认真倾听别人的表态，相信他们肯定事出有因。这种倾听的艺术赋予他超强的记忆力”。
对我而言，倾听他人的看法是理所应当的做法，这却让我在华尔街独树一帜。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我从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极力推销自己手里的东西，而总是选择倾听。我会静静等待，关注对方要什么、想什么，然后着手满足对方的需求。我很少在会议上做笔记。我只是非常关注对方说话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尝试找到一些可以与对方产生联系的触点， 一些一致之处，或一些共同的兴趣或经历，让公对公的交流变得更富有人情味。这种做法听上去是常识，但在实践中，显然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我会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可以回想起事件和对话的细节，好像这些细节已经印在了我的大脑里。许多人失败是因为他们从自身利益的立场出发，只选择性地听取与自己有关的话题，至于其他的话题他们总觉得“这对我有什么用”，他们永远无法从事最有意思和最有价值的工作。仔细聆听对方谈话的内容、认真观察别人表达的方式，这种做法能极为有效地帮我找到“我能提供什么帮助”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如果我可以帮助别人，并成为解决其问题的朋友，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是“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能发现对方的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那么他们一定愿意跟你沟通，无论他们的等级或地位如何。问题越困难，解决方案越少，你的建议就越有价值。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才是竞争最小、机会最大的领域。
那时，我已经非常了解自己了。从高中到耶鲁大学、哈佛商学院，以及在雷曼兄弟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事实证明，几乎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我可以构思出有价值的伟大设想，并把设想变为现实。阿姆斯特朗 教练让我理解了坚持的价值，他教导我，额外的付出一定会换来意外的收获，每次都要让我多跑几英里，让我付出额外的努力。日久天长，日积月累，这些付出逐渐变成了一种志在必得的信念，一种锲而不舍的精 神。这就是我无形的资产，当我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供我撷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时此刻，我已经想好利用这些无形的资产进行怎 样的投资，以此推进我的职业生涯。
彼得的妻子琼启发了我们：“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是想不出名字。最后就自己给节目起了一个名字，叫‘芝麻街’。这个名字太俗了。但现在这个节目遍布全球180个国家。就算创业失败，也没有人会记得你的名字。如果成功，那么人人都会知道。所以就选择一个名字， 一直用下去，然后大获成功后使之名满天下。”
处于困境中的人往往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使自己脱困的途径通常在于解决别人的问题。
当我们在酒店的游泳池里漂游时，我开始向肯恩描绘我们的未来会取得怎样的成功。我把自己的感想和盘托出：为了取得成功，你必须有勇气打破边界，进军自己无权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如果失败了，你就摇摇头，承认失误和不足，然后从自己的愚蠢中吸取教训。仅仅凭借锲而不舍的意志力，你就可以让世界筋疲力尽，做出让步，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现在，你就要坚信一条：外面一定有资金！我劝慰他，要忘记刚刚在沙特阿拉伯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已成过往，我们的精力虽然已经白费了，但我们的信念不能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取得成功，而且是无可比拟的成功。
我在养老基金领域没有一个熟人。对我来说，这一领域就像日本一样陌生。我们再次需要引荐。
虽然投资者普遍表示自己的目标是赚钱，但事实上，他们只看重心理安慰。即使大家都在亏钱，他们也宁愿从众，而不愿意做出艰难决策，等待最大的回报。从表面上看，随大流可以避免遭人指责。这些投资者往往不会在市场底部附近投资，而是在市场顶部进行投资，但这样做恰恰与“赚钱”的投资理念背道而驰。他们喜欢看着资产价值上扬，这样心中会感觉舒适而安全。价格越高，越多投资者相信资产会继续升值。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个周期的底部前后，新企业的上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随着周期的发展，IPO的数量、规模和估值都会出现爆炸式增长。
在埃德科姆事件发生后，我们审查了公司的决策机制。虽然我们拥有创业者坚忍不拔的精神，有动力、有抱负、有技能、有职业道德，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把黑石打造成为一个伟大的组织。对任何组织而言，失败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企业绝对不能掩饰自己的失败，而是要进行开诚 布公的讨论，分析导致错误的原因，以此学习新的决策规则。失败可能是巨大的礼物，它就像催化剂可以改变一个组织的发展进程，造就组织未来的成功。埃德科姆交易的失败表明，改变必须从我开始——我对潜在交易机会的评估和投资方式必须做出调整。
因为我急于给年轻的新晋合伙人机会，让他完成埃德科姆交易，我把自己和公司都置于风险之中。我被一场精彩的推销征服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新晋合伙人团队的一位分析师反对这笔交易，分析师认为交易肯定行不通。但这个合伙人让他不要把自己的怀疑意见告诉其他人。
我应该更加警惕自己的情绪，更加一丝不苟地对待事实。交易并不仅仅是数学计算的问题，其确实涉及很多需要考虑的客观标准。在进行思考和判断的时候，我应该拿出充分的时间，心平气和地思考，而不是让两个人在我面前据理力争，而我只是坐在中间进行决策。
金融圈到处都是充满魅力的人。他们的演示材料做得漂亮，嘴皮子也非常利索，思路和语速快到让人跟不上，你必须要叫停这样的表演。为了保护企业和组织，你需要打造决策体系、改善决策质量。决策系统不应再受制于一个人的能力、感受和弱点。企业需要摒弃“单人决策”的做法，审查并收紧企业流程，制定规则来剔除投资流程中的个人化因素。
我们再也不会让某个人总揽一切、独自批准协议。我们决定让所有高级合伙人参与投资讨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做出的正确决策比错误决策要多，但埃德科姆的收购表明我也不可能永不犯错。我的同事们有数十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共同合作，一起讨论，运用集体的智慧来评估投资的风险，提高交易审查的客观性。接下来，黑石颁布规定：任何提案都必须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提交，备忘录必须完整翔实，并至少提前两天提供给参会人员，以便大家对其进行细致理性的评估。之所以要求至少提前两天，是因为这样研究备忘录的人可以有时间进行标注、发现漏洞、梳理相关问题。我们还规定，除非有重大的后续发展，否则不得在会议上对备忘录进行任何补充。我们不希望开会的时候还有新增材料传来传去。开会的时候，高级合伙人会坐在会议桌的一侧，而相关内部团队会在另一侧介绍交易的详情。在会议室周围列席的是各团队的初级成员，他们的任务是观摩、学习和提供意见。此类讨论有两个基本规则。第一，每个人都必须发言，以确保每个投资决策是由集体制定的。第二，要把讨论重点放在潜在投资机会的缺点上。每个人都必须找到尚未解决的问题。对负责推介的人来说，这种建设性质询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挑战，但我们对质询过程进行了设计，保证质询只对事、不对人。“只点评、不批评”的规则让我们摆脱了束缚，我们可以评判他人的提案，也无须担心这可能伤害他人的情感。潜在投资机会的优点也应包括在内，但这不是早期投资委员会讨论 的重点。这个小组解剖会一旦结束，无论谁正在推进交易，现在都有一系列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如果经济衰退，那么他们建议黑石收购的公司的业绩会如何变化？目标公司的利润会略有下降还是直线下降？如果目标公司被收购，那么其中最优秀的经理人是否会离职？我们是否已经充分考虑了竞争对手可能的反应？大宗商品价格崩溃，会对我们的赢利水平 造成什么影响（类似收购了埃德科姆后的情况）？他们的财务模型是否考虑了所有这些可能性？提案团队会继续研究，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改善提案，找到负面因素的管理方法，也可能会找到新的风险，发现此前可能没有见过的损失概率。经过一轮完善后，公司会再次开会讨论。我们希望，到了第三轮的时候，这笔交易中不会再有任何令人不快的意外。我还决定永远不只与任何潜在投资的主要合伙人交流。如果有具体的问题，那么我会打电话给最初级的人，一个负责整理电子表格、对数据最熟悉的人。如果在收购埃德科姆前，我能采取这种做法，我可能就会听到分析师对这一交易强烈的反对意见。打破等级制度让我能够了解公司的初级人员，获得不同的解读。书面上的分析可能无法全面反映风险，因此我会亲自跟分析师交流，请他们从自己的角度给我介绍交易。此时，他们的语调就可以说明问题——你能听出他们是喜欢这个交易， 还是内心忐忑。洞悉人的心理是我作为投资者的优势之一。我不需要记住分析中的每个数字。我可以观察和聆听那些知道具体细节的人，通过他们的姿势或语调判断他们的感受。为了排除投资流程中的个人因素和风险因素，我们还做出了最后一个调整，那就是鼓励群策群力、增强集体责任感。投资委员会的每个合伙人都要参与评估提议投资的风险因素。以前，内部团队可以只说服职位最高的人，游说这个人批准交易，但现在这种方法行不通了。出席会议的每个人都将承担最终决策的责任。我们一以贯之，以可预测的方式做出每一个决策。随着黑石引入新业务、进军新市场，我们将同样的流程应用于所有投资决策中。每个人都参与讨论，针对风险进行充分而激烈的辩论，以达到系统性分解风险、理解风险的目的。每次都是我们这些小团队，我们彼此了解，按照同样严格的标准审查每项投资。这种标准统一的投资方式已成为黑石风格的支柱。
以下是我们的投资流程：我们打造的投资流程是为民主化的决策服务的，鼓励每个相关人士都进行思考和参与，包括交易团队和委员会成员。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划分，也无须通过一群长老的批准。相反，大家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会共同研究确定影响交易的关键因素，分析在各种情况下，这些因素会对投资的财务业绩造成什么影响。每个参会人员，无论资历和职务如何，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积极参与。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讨论中占主导地位，或手握批准权。这是 一项团队运动。每个人都必须针对变量进行辩论，商定一致，确定可能的结果范围。在某些情况下，变量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需要进行几轮严格而充分的辩论和讨论。但是，如果参会人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不会继续向下推进。这一点非常微妙。很多噪声和情绪往往会影响投资者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而上述方法既可以排除这些因素，又能消除个人风险，交易团队也不用承受压力，无须保证最终的结果是“正确”的。有时投资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如果这种压力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就会给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因为一笔不良投资可能拖垮一家公司、毁掉一个人的声誉。黑石投资委员会的职责是发现交易、探讨交易，但没有批准权。因为是否推进业务的决策是共同制定的，所以没有人会仅仅因为个人喜好而兜售一笔交易。交易团队会为潜在交易付出艰辛的努力，搜集各种信息来源，进行详尽分析，但如果潜在交易没有达到绝佳的水平，那么我们也不会因为团队的辛苦而勉强批准交易。如果投资有误，那么错在大家，我们都有解决问题的责任。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投资决策是正确的，这时，我们就会共同分享收益。我们的流程迫使每个人，无论其资历如何，都像公司的主人翁一样做事，仿佛有限合伙人的资本就是他们的个人资本。由于这样的机制安排，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动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每次的交易评估 也都变成一场现场教学。总之，黑石成功的业绩记录足以证明公司决策流程的完善和科学。
追求卓越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我推荐两种解压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专注。我对新人说，如果觉得工作量太大，难以招架，那么请把部分工作分给他人。这一做法可能有点不合常理。追求卓越的人往往会主动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放弃部分责任。但是，公司高层关心的是把工作做好。如果承担太多但结果不好，你就不是英雄，也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更好地专注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出色地完成工作，把剩下的任务分配给他人。
充分把握机会、追求卓越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必要时寻求帮助。黑石集团里参与过大量交易的人比比皆是。你需要花一个晚上才能解决一个问题，但更有经验的同事很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重新制造轮子。你周围有很多现成的轮子，在等着你加大马力、提高转速，朝着新的方向推进。至于诚信，我认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声誉”的角度理解。为了赢得良好的声誉，需要从长计议。我在费城郊区长大，自那时起，我就一直遵循着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持续建立自己的声誉：诚实善良、吃苦耐劳、尊重他人、信守承诺。这些价值观听上去很简单，因为确实并不复杂。复杂的概念会在我们工作的陷阱和诱惑中消失殆尽。所以我给新晋分析师的信息很简单：坚持我们的价值观，永远不要拿公司的声誉冒险。
如果办公室不完美，我是不会罢休的。拥有美丽的办公空间，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让客户对我们的能力更有信心，这些回报要远远超过支付额外费用来完成交易的成本。要想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弄清楚能提供给你这个东西的人想要什么。我消除了业主对租金下降的担忧，于是得到了我想要的办公空间。伦敦办公室最大的特色就是空间充裕、窗户宽敞。我请来在纽约认识的设计师斯蒂芬·米勒·西格尔，他提供了一套漂亮的设计方案，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至今都还在用：一条不锈钢薄带穿过胡桃木镶板。伦敦和纽约办公室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灯光，所以我们选用略有不同的地毯，根据光线调节，以达到看起来相同的效果。金融公司之前没有这么漂亮的装饰。当时这一设计可谓新颖独特。在雷曼兄弟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比在家里多，所以我想要一个美丽的办公环境，这会让我心情更为愉悦。我希望黑石的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办公空间：温暖、优雅、简约、平衡，自然光线从巨大的窗户倾泻而入。当人们来到黑石办公室工作或参加会议时，我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被这种体验所震撼。
人生中重要的一点是始终对新体验持开放态度，即使这些体验并非完全在自己的规划内。我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职位让我能够利用自己在组织管理、资金募集、人才招聘方面的丰富经验，来回馈美国这个重要的文化机构。作为回报，我加深了对华盛顿特区的了解，也在娱乐业的几乎每个领域（包括喜剧、戏剧、音乐、电影、电视、歌剧和舞蹈）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并建立了新的人际关系。我还会见了与每个艺术形式相关的明星、导演、编舞家、音乐家和作家。对来自金融界的人来说，担任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主席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我当时并不知情，但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最终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为我后来打造类似的机构提供了几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创业，就必须通过三项基本测试：
第一，你的设想必须足够宏大，足以值得你全身心投入。你要确保自己的创意有潜力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
第二，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当人们看到你提供的东西时，他们应该对自己说：“我的天哪，我需要这个。我一直在等待这个东西，真的很吸引我。”如果你的产品和服务没有让人喜出望外、拍案叫绝，你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第三，时机必须是正确的。这个世界其实不喜欢开拓者，所以如果进入市场太早，失败的风险就会很高。你所瞄准的市场应该有足够的发展势头，这样才能帮助你取得成功。
如果你通过这三项测试，那么你将拥有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企业。这个企业可以提供独特的产品或服务，也能够在合适的时间进入市场。
然后，你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痛苦。没有创业者会设想到未来的痛苦，也没有人想要痛苦，但现实就是，新事物的诞生必然伴随着阵痛，这是不可避免的。
真正的企业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筹集资金和招募优秀人才非常困难。但是，即使公司规模很小、资源极为有限，找到合适的人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初创企业通常无法获得最优秀的人才——他们在其他公司工作，拿着更高的薪酬。你必须要想方设法充分利用能招到的人。这至少意味着你要把标准一降再降，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人是否像你一样，对壮大企业的使命抱有同样的热忱，愿意付出同样的努力？
创业之初，如果能找到愿意同行的优秀人才，你就会很开心了。但伴随着公司发展，你会发现，这些人就像美式橄榄球的外接员，有的人像是石头做的——你把球扔给他们，球就会从他们身上弹开；有的人则像手上涂了胶水一样，接球稳健、做事靠谱。因为你是体面人，你会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连哄带骗，让不合格的员工将就着干活，凑合着把问题解决。这些不合格的人是6分员工和7分员工。如果你留着这些人，那么公司最终会无法正常运转，你要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工作，能陪你熬夜加班、成就事业的人屈指可数。这时，你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经营一家没有前途可言的中等公司，要么清除掉自己一手打造的平庸队伍，让公司获得重生。如果你充满雄心壮志，就必须为公司招募9分人才和10分人才，并委以重任。最 后，创业要想成功，你必须是偏执狂，必须要认为自己的公司，无论现在规模大小，都始终是一家小公司。一旦你开始扩大规模、取得成功，挑战者就会出现，他们会拼尽全力抢走你的客户、打败你的公司。你认为自己取得了成功的一刻，就是公司最容易受到冲击的一刻。
一些创业公司的管理是创始人亲自抓的，很多企业在从作坊式的初创企业向管理良好的公司机器转型时，都遭遇了困难和挫败。创业者通常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职业经理人则会利用更为有序的管理体系。创业者往往会抵触这些体系，因为这会束缚他们从无到有打造公司的本能和能量。但最终，正是这些限制因素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创业的初期，公司会跌宕起伏、充满变数，而在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后，创始人必须允许公司引入相关管理人才和系统，允许他人助推企业向前发展。
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调整自己的行为总是很难。特别是当人们正顺风顺水时，他们不想改变。他们选择闭目塞听，忽略和屏蔽不和谐的音符和曲调，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不和谐的信息会给自己带来威胁，而他们又害怕变革的不确定性，害怕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做出改变。出于这种倾向，他们会在最需要主动灵活的时刻变得被动僵化。
我一直把忧虑视为一种积极的心理活动，它可以开阔人的思路。由于忧虑，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对不利因素进行准确识别，并采取措施消除其消极影响。我们建立了黑石，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充分的原由去忧虑，有大量的机会搜集丰富的原始数据，这样我们就可以寻找异常情况和固有模式，不断提升我们获得、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在最好的状态下，忧虑是一种有趣好玩、引人入胜的情感体验，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精力是高度集中的。
作为家长，你一方面要努力工作，取得事业成功，另一方面还要陪伴家人，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两者需要平衡。身处其中，你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因为多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回顾我60岁的生日之夜， 那些跟我最亲近的人对我的记忆，我觉得自己做得不算差。
上市应该是任何企业家立身扬名的制高点，我现在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看到了投资房地产的机会，当时房地产价格处于历史低位，我们却缺乏资金，又受到投资者焦虑的限制。他们的非理性恐惧阻碍了我们，导致我们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错失良机。 而现在我们不会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投资基金拥有充足的锁定多年的资金，而上市筹集的资金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对公司的业务进行投 资，以确保公司拥有的人才和资源，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争取最具吸引力 的机会。
我举办的首次路演活动是在纽约第五大道的皮埃尔酒店，我们预订 的宴会厅已座无虚席，余下的人只得去了隔壁的几个房间，他们可以从 房间的视频屏幕上看到我。现场到处是气球，给活动增添了马戏团的气 氛。我刚开始演讲，手机就响了。我的女儿吉比从医院打来电话，就在 刚刚，我荣升为一对双胞胎的外祖父。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刚刚发生，我还在给上小学的女儿辅导家庭作业，在她的床上向她演示冰川如何移 动，她在夏令营的每一天我都会给她寄明信片。而此时，我竟然已经成 了外祖父!我连忙把演讲台交给了托尼，直奔医院，去看吉比。我就这样与纽约这场精心编排的路演活动失之交臂。
在我们完成EOP交易一周后，我60岁了。在朋友过生日的时候，我 会给他们打电话，唱“生日快乐歌”给他们听。如果他们没在家，我就在他们的电话答录机上留下我的歌声。我的外祖父40多岁就去世了，我也 经常以为自己会英年早逝。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历过两次致命的交通 事故。1992年，我在中东旅行中得了结核病。如果没有现代医学，那么 肺结核也足以致命。1995年，我得了静脉炎，我的祖父就是因为静脉炎 去世的。在2001年，我的心脏血管堵塞达95%，我做了两个支架来缓解 堵塞。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要服用抗凝药物可嘧啶。每个生日都提醒 我，我还活着，而且身体健康。健康地活着，比什么都强。
朋友 际遇 人生
生命之旅是漫长的，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这一偶然的善举往往会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回报你，因为每个人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艰难时刻扶危济困的朋友。
现实世界解决问题的方式：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惊慌失措，急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是呼吁各方保持冷静，给大家一点时间，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到2008年秋季，黑石的盈利出现下降，我们需要就股息派发的问题进行决策。在规划上市时，承销商坚持认为，上市的前两年提供股息将有助于我们吸引更多投资者。事实证明此举并不必要，因为黑石的股票被超额认购15倍。但既然我们已经做出了派息的承诺，现在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黑石的盈利本身并不足以支付股息。这时，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降低派息金额，二是借款进行全额支付。我不想借款，从公司金融学的角度看，在市场波动、股价震荡的情况下，借钱支付股息是不科学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削减股息，我们的投资者会不高兴，但我们可以说这样最符合公司的长期利益。由于我是最大的股东，如果削减股息，那么没有人比我的损失更大，所以没有人可以指责我心存杂念、假公济私。给我们一点时间，待股价恢复，大家都有钱赚，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我在接下来的董事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预测中方会不高兴——他们在黑石上市前夕投资了30亿美元，还要再等两年时间才能出售股票。但我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保留资本，而不是支付我们承诺的股息。 最近以公共董事的身份加入董事会的迪克·詹雷特是第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他提醒我们，这笔投资对中国人意义重大。这笔投资不仅是中国众多投资中的一笔，而且是中国刚成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海外的第一笔重大投资。他们持有的黑石股票的价值出现下跌，这已经让中国投资人吃惊了，如果我们再削减股息，那么那些信任我们的人会对我们倍感失望。“如果你真的引发众怒，”迪克说，“怒火是很难平息的，也会造成永久性伤害。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咽下苦果，下个季度给每个投资人支付与上一季度相同的股息。” “5 000万美元就这样打水漂了？”我说，“白白扔掉？” “我理解，”迪克说，“但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是犯下了错误。” 另一位董事会成员杰伊·莱特赞同迪克的观点。他是我在哈佛的教授，时任哈佛商学院院长。由于投资价值的下降，中方投资人已经感到压力了，削减股息会让情况雪上加霜。除了购买黑石的股票，中方还投资了我们的基金。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还会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未来中方的投资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双方可能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仅仅因为某个季度现金流有困难而影响了我们双方的长期关系，则是非常不明智的。 一年前，我曾建议吉米·凯恩开出支票，弥补贝尔斯登对冲基金投资者的全部损失。现在迪克和杰伊向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开支票虽然是件痛苦的事，但有时也是值得的。在考虑成为上市公司时，我们就知道，黑石必须在为股东服务和为投资人服务之间取得平衡。杰伊和迪克拥有丰富的金融业经验，他们精于交易，出于对黑石短期和长期利益的考量敢于提出不同的建议，而不是一味附和我的想法，这一点让我非常尊重和珍惜。“这样做真的不容易。”我说，“但如果你们两个都真的这么想，那么我们会支付股息。我虽然不喜欢这个决定，但没关系，花5 000万美 元，换一份声誉。”作为黑石的最大股东，我明白，因失信而破坏宝贵的商业关系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削减股息绝对会伤害公司的长远利益。当然，利弊的显现有时需要几年的时间，但随着黑石在中国的业务和我在中国开展的越来越多的慈善活动，我意识到，这次支付的股息是黑石开出的最物有所值的支票之一。
多年来，我花费了几乎全部精力打造黑石，它是我生命的重中之重。经营公司感觉像是应对一系列无休无止的压力测试，压力来自竞争对手、现有雇员、前雇员、媒体、动荡的宏观环境、政治因素等。当然，有的时候，压力来自时运不济或天意使然。但是，创业经历有一点很棒，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切顺利，生活就会变得更简单容易。随着公司业务的成熟，周围人的素质和能力会日益提升，公司的各个系统也会变得更具一致性。公司一旦采取了正确的风险控制措施，找到了热爱和倾力于企业发展的接班人，便会声名鹊起，客户也会不速而至，良性循环随之加速。对黑石而言，客户和投资人为我们提供的资金源源不断、与日俱增。
随着金融危机的消退，我有时间环顾四周，看看利用自己的资源、人脉和实际知识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看到过祖父雅各布·施瓦茨曼每个月收集假肢、轮椅、衣服、书籍和玩具给以色列的孩子们。我见过父亲给来店里买东西的新移民提供信贷。他会告诉他们：“去买你们需要的东西吧，有能力的时候再还给我。”与祖父一样，父亲会定期给耶路撒冷的男孩之城捐款，为有需要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和许多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一样，我们会每周节省下来10美分，凑够一定金额，在以色列种植一棵树。奉献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很幸运，自己有能力继续保持这一传统、传承这一美德。我会捐款给我关心的机构和需要自己帮助的人。有些人是我的朋友，有些是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陌生人，他们因为在自己控制范围外的原因而身陷困境。
作为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主席，我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关系，为中心筹集了很多资金，提高了中心各方面的标准和档次，增加了表演艺术的种类。我们给美国最伟大的创意人才颁奖，以此提升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在纽约、洛杉矶等艺术之都的影响力，而我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加深了我对政治和政治家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加，我更加积极地、有针对性地投身于国内外政治活动、慈善活动和非营利活动，并在参与中积累经验。例如，我深知教育对我生活的深远影响。如果没有搬到宾夕法尼亚州，进入高质量的阿宾顿学校系统，我永远无法获得进入耶鲁大学或哈佛商学院的资格，而大学生活随后为我开启了许多重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正因为如此，我热衷于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受教育机会，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同样，我的从军经历帮助我理解了军人为保护普通公民所做的牺牲，我坚持认为他们的奉献必须得到认可。我与埃夫里尔·哈里曼的会面使我确信，参与政治可以对改善个人未来、对全球和平与繁荣产生巨大影响。
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是对中国发展研究得最透彻的观察家之一。在2015年3月去世前不久，他被问道，是否认为中国最终会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为什么不？他们怎么可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假以时日，他们还希望成为全球第一。”他又补充说：“届时，全球都要按照中国的规则来，而不是西方国家的规则。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毋庸置疑的地缘政治事实。”
2010年，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经管学院钱颖一院长和潘庆中教授在纽约拜访我的时候，提出了交换生计划，但我对传统的交换生计划没有兴趣——我要设置一个独特并与众不同的项目，因此我想到了塞西尔·罗兹。他在23岁时，尚未在非洲建立自己的财富帝国。但在那一年他写道：“生活中的至高幸福是报效祖国。”在他1902年去世时，后人根据他的遗嘱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把来自大英帝国、英国殖民地和德国的年轻人聚集在一所英国的大学里学习，旨在“扩大他们的视野，为他们的生活和礼仪提供指导，以及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保持大英帝国的统一有利于联合王国、有利于殖民地”。他的愿景最终成为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罗兹本人颇具争议，他是一个残酷的雇主，还助推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然而他的奖学金仍然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奖学金之一，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最优秀的青年男女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让他们可以在最能影响其人生的阶段共同生活和学习。
我们今天建立的机构、创设的项目、打造的人际关系网络，源于我竭尽全力的拼搏和永不放弃的意志——我一定要把苏世民学者项目变为现实，我拒绝接受“成功”以外的其他选项。 通过这个项目，我也了解到了在中国做事时“关系”的重要性。想做成任何事，强大的关系网络意味着一切。正是因为我们跟中方建立了牢不可摧的关系，这个项目才得以成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跟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合作，他年轻有为、灵活勇敢、充满活力。 2015年，陈吉宁被提拔为环境保护部部长，随后成为北京市市长。 邱勇接替他担任清华大学的新校长。在邱勇就职之前，我访问清华，去拜访我的朋友陈旭女士，她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一般我会在她的办公室与她见面。但这一次，我被带到一个大型会议室，并受邀坐在陈女士右边的椅子上，这是给客人的上座。她和邱勇校长明确表示：清华会大力支持苏世民书院。我们需要这一支持，我和邱勇校长两个人会定期就苏世民书院的事情进行沟通。
每个创业者都需要运气，而我在2012年底在白宫举行的活动中，就收获了一点好运。当时，奥巴马总统问我：“史蒂夫，你好吗？你最近在忙什么？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吗？”我把苏世民书院的计划告诉了他，他似乎很感兴趣，表示如果有任何他可以帮助的事情，就告诉他。因此，当项目即将在中国正式启动时，我联系了白宫，询问总统会不会发布对此表示支持的消息，总统果真说到做到。在项目正式启动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的团队忙着在活动开始前敲定所有细节，已经人仰马翻。白宫已将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信发送给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我希望得到习主席的支持。因为习主席的表态会引起中国各个层面的共鸣，将确立我们的正式地位，对我们的未来会有巨大帮助。我们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史蒂夫·奥尔林斯将贺信提交给中方。一夜之间，我们启动仪式的规格提升了——原定由中国教育部部长主持的启动仪式，现在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女士出席并致辞。我们一起进入人民大会堂，目之所及，到处是人。舞台上是一块巨大的展板，上面画着我们未来的书院，“苏世民书院”几个金色的大字熠 熠生辉。教育部部长大声宣读习主席的贺信：“教育应该顺此大势，通过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促进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对各民族现实奋斗和未来愿景的体认，以促进各国学生增进相互了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确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祝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取得成功。” 奥巴马总统在贺信中称：“纵观历史，教育交流再造了学生，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通过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学者计划项目和文化熏陶，苏世民学者项目将在这光荣的传统中功不可没。”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纷纷表示对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项目的支持，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我们之所以打造这个项目，只是因为陈校长来找我，而我为他提供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启动仪式当天发生的一切，以及背后所有的工作、创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都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2012年12月15日，我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我的助手递过来一张纸条，说总统在等我接电话。“哪个国家的总统？”我问她。她在纸条上写道：“美国。”美国总统打电话，岂有不接之理？我走进办公室，拿起了电话。这是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的第二天，能听得出来，奥巴马总统深感痛苦和焦虑。我们讨论了15分钟枪击案及其后果，然后他说之所以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与共和党人的预算谈判陷入了僵局 ——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增税和削减开支争执不下，两党的这一分歧由来已久。“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总统说。根据此前预算协议的条款，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在1月1日之前未能达成协议，则会自动启动一系列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的措施，这将导致美国政府面临所谓的“财政悬崖”。“你是想让我免费给你做投行顾问吗？”我说。奥巴马笑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说我可以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打电话——但最好不要在晚11点之后。为了摆脱困局，他主动跟政坛以外可能提供帮助的人接触，这一点让我很佩服。接下来的一周半，我投入两党之间的斡旋工作。我跟共和党的领导人很熟，我们讨论了各种方案。其间我几乎每天都跟总统交流。有一 次，我正在朋友家参加圣诞晚宴，总统打电话过来。我不得不在上甜点的时候离开，找一个私密的角落。女主人对我的行为举止感到好奇。
世界领袖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谈论困扰他们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们就会倾听，无论这个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王子还是总理。
我提醒凯瑟琳：“你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你的工作完成得极为出色。你拥有成功的天赋，无论是个人资质，还是专业技能，都能取得长足的进步，我对你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下属需要知道你非常欣赏他们，你也需要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自信是出色表现的基础。
我一直认为，教育是通往更加美好生活的阶梯。良好的教育可以改善受教育者的人生。我们每个人不仅有责任学习和传承知识，还有责任改进和发展知识，让知识对后代更有用、更有影响力。我希望自己多年来所有的捐献，无论是对高等教育、天主教学校系统、我在费城的高中的，还是对美国田径队的，都可以帮助未来数代人追求冥冥之志、获得昭昭之明、成就赫赫之功——不管他们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
现在每年的夏天，我都会去北京参加苏世民书院的毕业典礼，发表 演讲。在准备演讲稿时，我会想:“如果我是坐在下面的学生，我会想 听到哪些内容呢?”
无论你的职业生涯如何开启，都要知道，你的生活不一定会直线前进，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不可预测 的。有时，甚至像你们这样有天赋的人也会遇到意料之外的磨难。 在人的一生中，会难以避免地出现诸多困难和艰辛。面临挫折时， 你必须要想方设法继续前进。能够定义你个人品质的，永远是你在逆境中展现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永不言弃的态度，而不是逆境本 身。我希望他们能知道，与成功相比，失败教会我们更多。
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热爱的事物上。热情所至，卓越必成， 单纯为了他人的敬仰和尊重而做事，则很少能带来成功。如果你对 追求梦想充满热情，如果你能勇往直前，如果你以帮助他人为己任，你的人生就会充实而有意义，你也永远有机会建功立业、成就 不凡。你为他人付出的善意和努力，最终会给你自己、你所爱的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福报。
在苏世民书院毕业典礼上演讲已经成为我每年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的听众都是未来的杰出领袖，男士佩戴统一的领带，女士则戴着 围巾，两者都采用苏世民学者专用的紫色，色泽灿烂饱满，色调独特雅致。我喜欢看着他们翘首以盼的面孔和充满希望的眼神。这些年轻人壮志凌云、雄心勃勃，他们的父母则笑容可掬、满面春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期盼，洋溢在房间里的热烈气氛几乎要冲破苍穹。我感到难以形容的快乐和满足。
毕业生依次上台，我向他们颁发毕业证书，与他们一一握手。此时此刻，我不禁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谁人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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