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折叠》中“技术与人”的关系

《北京折叠》的社会建构与技术体现

    《北京折叠》是一部蕴涵着社会批判思想的科幻现实主义小说，讲述了在未来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里，北京被设计成为了一座“能够像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科技的高度发展带来的是阶层的固化，因此上层阶级便创造出了“折叠空间”，实际上就是用一种物理构建城市的方式将人实现阶层区隔，上中下层阶级各自生活在三个互相独立、不允许贯通的空间里。从空间上来看，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分别居住着这座城市的五百万、两千五百万和五千万人口，而他们活动的空间面积排列则刚好相反；从时间上来看，三个空间并不具有共时性，八千万人口共享48小时，第一空间的人劳动24小时、睡眠24小时，第二空间的人劳动16小时、睡眠32小时，第三空间的人劳动8小时、睡眠40小时。这种时间上的分配实际上就是用压缩下层人民的劳动时间来保证上层的活动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层人民的生命价值也被严重压缩。

   小说中设定的“折叠空间”，即使用高科技的建筑手段实现物理区隔，是这部小说中的技术核心，以此来实现对阶层与社会的治理。

《北京折叠》中技术与人的关系探讨

技术的起源与本质

    “技术”是什么？人们普遍认为技术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方法原理,是指人们利用现有事物形成新事物，或是改变现有事物功能、性能的方法”，从这个定义出发，技术即人类创造出的一套知识体系和方法，并且技术的出现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的产物，人类创造技术的目的是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可能。人创造了技术，技术为人的目的而服务，这就是技术的起源之一。此外，技术需要适应人们的需求而变化，换句话说，即人类为了各自不同的需要而改变技术。不同时代人们的需求是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即社会制度、生产水平、文化环境相适应的，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类对技术的需求各有不同。

    《北京折叠》的设定虽然一开始便承认了“折叠空间”的存在，并没有向读者交代它是缘何产生、为适应何种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从文中描绘的整个折叠空间的建构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中，我们便可以窥探出背后原因。折叠空间一开始在自然中并不存在，而是如书中所说，是“如老刀父亲一样的第三空间的底层人民一点一滴所建造出来的”。

    折叠空间创造的背景是未来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展，并达到了一个极端状态：社会产能极度膨胀，人工智能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导致人力变成了落后生产力，如垃圾工这样的以低级劳动为生的底层人民（如主人公——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变得可有可无。而在制度层面上，权力则由上层的少数人（如在第一空间掌管折叠运行的白发老人）所控制，以及少数掌权者手下的高级管理层（如在第一空间有一定资本的吴闻），这些人共同形成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核心力量，社会陷入一种精英式的运行模式。而社会阶层之间极少发生实质性的流动，阶层固化难以被打破。统治阶层为了最大程度上为自己创造利益与生存空间，于是采用了剥夺大多数人生存空间的技术手段。此外，在文化环境方面，底层人思想被麻痹，没有反抗的能力和主观能动性，思想长期被被大众媒介所塑造，被“催眠胶囊”所束缚，他们除了为生存不断劳动外，便被设计进入“休眠”状态，底层民众便成为了失去思考能力和反抗意识的人。因此，折叠空间的出现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统治阶层的需要所决定的，是人类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而创造的一种调节、控制和改造社会的手段。

技术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

    从技术的定义出发，既然技术被人创造出来用于社会现实的操控，那么人自然掌握着一定操纵和掌控技术的能力，能够为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环境需要而对技术做出改变。在《北京折叠》中，在老刀逃离第一空间回到第三空间的那个“空间翻转”的时刻，第一空间的管理层发现当天的折叠技术存在一些小问题，解决方案是必须延迟空间折叠的固定时间，因此掌权者白发老人便下令延迟，对他来说就像“拧紧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一样简单”，而老刀却险些因此而丧命。由此可以看出，折叠空间的技术运行并不是绝对独立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人所操控的。

    但是从整体角度上来看，技术也对人的行为起着限制和约束作用，即人对技术的操纵和掌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折叠空间的设计初衷就是要实现对人的物理区隔，限制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这部分被限制住的人们自己无法跳脱出折叠空间的“牢笼”，社会被折叠技术限定在一个按上层掌权者意图运行的安全秩序中。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术”这一概念，即第一空间的上层发明了一套治理城市的“特有机器”，即折叠空间；反过来这一技术也实现了对人的“治理”，治理主体变成了折叠空间本身。

    小说中的另一细节也能够体现技术对人的约束作用：身处第一空间管理层的吴闻发明出了一套垃圾全自动分类处理系统，将其建议给了白发老人，而白发老人否定了这一建议。他认为用一旦垃圾分类代替了人工，失业率就会暴增，第三空间的人闲置在家被技术进步的社会所抛弃，连上层的垃圾也不再需要他们，如此便失去了当初设计第三空间的意义。而为了维持这一套治理术的稳定，就必须保持着折叠空间运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白发老人属于治理体制的顶层人物，拥有延迟折叠开关的能力，但他也不能为所欲为，随意改变技术的运转。《北京折叠》的作者郝景芳在访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技术约束人的观点，她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对人的控制是全面且具有覆盖性的。另外，她还对表达了一种预见性的观点，“科技进步的不可逆(只能延迟) 决定了科技的发展最终会打破折叠北京经过精心计算和设计的相对平衡, 并促成折叠北京的瓦解”。

技术对人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对于技术与人这一哲学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技术是人的创造和产物，但在现实中技术往往发展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甚至敌对的力量，反过来对人产生了压迫和奴役。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技术的发展反而造成了人的异化，人被技术所摧残。折叠空间的产生和设计使得第三空间人们的生存时间和劳动时间被缩短，压榨了底层人民的生存时间并将其让渡给了掌权者，他们只能在短暂的八小时内无休止地拼命工作而仅仅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底层人民不得不遵从折叠法则的运作节奏，便丧失了作为独立人的主体性。其次，对于一二空间的人来说，第三空间的民众不能创造出多少社会所需要的生产价值，他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分享社会红利，成为了社会机器的附属品。此外，第三空间的人大多世代相传只从事着垃圾分类的工作，他们被固定在了一个领域内，能力与思想一无所知，成为了片面的代名词，基本上失去了上升与发展的独立空间。

    综上，从《北京折叠》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并不是独立或对立的，而是互相依托、互相影响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对技术与人的个人理解：技术是人类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的各种调节、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手段。人拥有一定操控技术的能力，同时，技术也在制约着人的行为。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可能带来的是人的解放与自由，但也有可能造成人的异化。无论是技术决定论，抑或是技术人文主义，二者都存在其论证的合理性，但理论缺陷也不容忽视。因此，如何看待技术与人的关系实际上需要更多的思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