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只黄铜的墨盒盖。
长度7厘米、宽度7厘米、高度1.5厘米。
仅剩一只盖子,还是很珍贵。
上刻:“抱篇章而景慕,乐琴书以消忧。弘一铁笔 。”章草字体,字迹间,涂抹朱砂。
铜墨盒,主要用作储存墨汁。一般墨盒里或存棉丝,或存一方小小的砚台,上面加盖,用过的墨汁不会很快挥发,提笔便写,省得灵光一现,现找砚台现磨墨现较劲,思路全废。
墨盒在古物领域,算是铜器中的边缘品种,一来,墨盒在铜器中往往年代浅近,二来往往不如铸造铜器精美,还经常搞得黑乎乎。
当然还是不乏一些特好的铜墨盒,被人抢着买。
墨盒一般分为黄铜、白铜、紫铜等等。盒盖上往往刻诗、刻座右铭、刻画、刻口号。除了拿刀刻,墨盒上的图案也有用腐蚀法印上去的。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铜墨盒还在制作,之后终被铅笔、钢笔、圆珠笔所取代。
铜墨盒的出现年代问题学界还没有解决,大约分为三派观点:“明代说”、“清嘉道说”和“说不清”说。
“明代说”,主要依据1983年在南京海国公吴祯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墨盒,考古简报中写道:铜墨盒一件,出土于左壁龛,铜盒外加木盒,出土时盒中残存吸过墨汁的干棉丝。
此外,还有一位叫胡果存的藏家在1999年广州文物总店买到的一件错银(或错白铜)铭文墨盒,这件墨盒指名道姓写着是明代万历年间刻玉高手陆子冈的作品,铭文中还说明了,在明代铜墨盒不叫墨盒,而叫”书带铜器“。
“清嘉道说”,主要根据 “一得阁” 墨汁创世人谢松岱先生在《论墨绝句》中的考证:古用砚,无所谓盒。墨盒者,因砚而变通者也。块而砚,砚而盒,盒而汁。古今递变,亦其势然欤。“
他最后总结一句”(墨盒)是始于道光初年无疑“。此外,谢先生还说过:”刻字于盖者,始陈寅生茂才。店与人尤在,实盛行于同治初年。“谢先生做墨汁,与北京琉璃厂制作铜墨盒的高人是邻居,他的考证,很有分量。
“说不清”说,依据《古董琐记》的作者邓之诚。他在《墨盒》一文中说:墨盒之制,不详始于何时”。
其中持”清嘉道说“观点者,抨击吴祯墓出土的不是铜墨盒,而是”黛盝“——描眉染发用的小盒。持”明代说“者,抨击”清嘉道说“:你们在明代典籍中找不到墨盒这个词就说明代没有墨盒,这是武断。再说,吴祯墓主是男人,描眉花眼成何体统。
总之,分歧挺大的。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清嘉道说“,因为,确实,吴祯墓中的”铜墨盒“出土于墓室左壁龛中,旁边还放了铜镜,挖耳勺、镊子啥的。而且他的墓中除了”铜墨盒“再无其他文房用品,海国公恐怕写字少,头发白吧。
陆子冈那件是否到明,不好说。再无实物了,也无记载了。而清道光年间的铜墨盒实物很多,到咸丰已然琳琅满目。
再来说说咱们这个小墨盒盖子吧。
上面的诗文,是弘一法师用铁笔(篆刻刀)以章草字体雕刻的。
弘一法师(1880-1942),民国四高僧之一。俗名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等等等等。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杭州,刘质平、丰子恺为其学生。1918年,37岁的李叔同皈依佛教,同年农历七月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名演音,法号弘一。九月,入灵隐寺受比丘戒。1942年10月圆寂于福建泉州开元寺。圆寂前,预知时至,念佛往生,留遗笔:悲欣交集,见观经。
弘一法师出家前,在书法、音乐、绘画、戏剧、篆刻等方面绝世出尘。出家后一心弘律,著《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同时精修净土,晚号晚晴老人。
弘一法师的书法,以魏碑为纲,兼修汉隶、章草,自成一空灵、自在的书体。法师出家后,谨戒在艺术方面的创作,独以书法、绘画为媒,弘法利生。
墨盒上的“铁笔“一词专指刻刀,弘一法师的铁笔为自创的锥状刻刀。
在他《致马东涵书》中写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
在晚清民国时,章草再度复兴,代表人物有沈曾植、王世镗、马一浮、王荣年、弘一法师等。目前可以见到弘一法师章草纸本作品几乎没有。章草作品似乎仅见于他亲自雕刻的铜墨盒上。而且,在弘一法师雕刻的铜墨盒,几乎全为白文章草。
综上分析,弘一法师大概认为在小小的铜墨盒上刻文,还是白文章草最为适合,苍劲,干净,古朴。
再说诗文。前半句:”抱篇章而景慕“是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植的赞语,后半句”乐琴书以消忧 “是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佳句。
墨盒上两小句,读起来一片清凉,暗含隐逸的趋向,大约也包含了对使用者的希冀。
当然,将梁陶两句和合二为一,并非法师独创。留存有清初张文陶先生的对联为其证。
只剩的一只墨盒盖,却见证了民国一代高僧的书法篆刻水准和逸气。愿一切种诸冥灭,拔众生出生死泥,子子孙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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