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余秋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讲对唐诗的误会。上次讲到唐诗数量极大，但优秀的作品比例极小。它在历史上的好名声都是由那个极小的比例带来的。如果让所有写于唐代的诗歌都来享用唐诗的好名声，那就是一大误会了。
其实在唐代结束以后，这个误会一直在扩大，唐诗的好名声激发了后代中国人极大的写诗激情，只要稍通文墨，就哼哼唧唧、诗句滔滔。即使在现代也有那么多人在写古体诗，大家都认为这是太白遗风，其实这对李白、对唐代都不公平。
不管是古诗还是古体诗，绝大部分连唐诗当中的平庸部分都比不上。这让我想起了乾隆皇帝（可爱的乾隆皇帝），他一个人写的诗多达4万多首，与《全唐诗》的数量差不多，这实在是太惊人了。他天天写、大量写，周围的大臣当中，虽然不乏饱学之士，但都在鼓掌、都在叫好，这把他自己也搞迷糊了。
后来终于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员大胆上奏，慎是谨慎的“慎”，但是他的行为一点不谨慎。他大胆上奏，劝乾隆皇帝不必以写诗来呈现自己的治国才能。这话讲得很含蓄，不必以写诗来呈现自己的治国才能。乾隆皇帝毕竟是个聪明人，他一看奏折就知道，官员是转弯抹角地在说他的诗写得并不好，不要再写了。
于是，他立即又写了一首，意思是我知道诗不好写，但如果不写，我闲下来的时候做什么呢？他很坦白，说写诗就是为了打发无聊，但他一无聊就闹出了4万多首，这实在是无聊到了极点。这样的诗当然就没法看了。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考古节目，里边讲乾隆皇帝的诗的时候，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一看就哈哈大笑，因为这完全把坐标颠倒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为，一个人能写古诗和文言文，一定非常有学问，就盲目崇拜。一崇拜就吸引了不少读过一点古诗的人也装模作样了。他们经常要来表演，拿出一些半文半白的句子来唬人。其实，古体诗和当代诗，文言文和白话文，只是一种技术性的转换，中间不存在学问和才情的差别。
今天年轻人只是因为陌生，就产生了在中国一直流行的叫“陌生感崇拜”，那就上了当。我们应该知道几千年来，那些等级最低的文痞、烂文人，也能够把古体诗和文言文写得十分顺手。就像伦敦郊区那些无业的流氓也能把英语讲得十分流畅，这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要以一个文化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们，我本人由于早期的教育和文化习惯，对于写作古体诗和文言文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比较之间，反而觉得写作当代诗和白话文更需要才情。因为古体诗和文言文有太多现成的套子。
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去学写古体诗和文言文，能读得懂就可以了。对于现在社会上那些装神弄鬼的假古人，笑着看一眼就可以了，不必太认真。如果他们闹得实在太恶心了，就不妨到耳边稍稍地提醒两句，说其实古人说的也是白话，不信你可以翻翻《水浒传》和《红楼梦》。
接受文化就是接受人格
好，从今天对唐诗的误会，我插进了乾隆皇帝和今天的假古人。这不是跑题，因为他们都误会了唐诗。现在就让我们再度回到唐诗。
我的读者都知道，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唐诗几男子》。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知道，我是从诗人的角度，而且是从仅仅几个诗人的角度来看唐诗的。这又牵扯到我对文化定义的理解了，就是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
确实，唐诗的最高意义是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几个辉煌的人格范型。我一定要把这个观念传达到下一代，因此就出现了我在北大讲课时的那次有名的民意调查，也就是让各系的学生来票选你心中最喜欢的唐代诗人，投十名，要排序。
在投票的当下，我对学生说，此刻唐代诗人的九天之灵都会急迫地等待着投票结果。因为他们必然想知道，自己在千年之后中国年轻学子心中的地位。因此，我希望北大的学生们认真再认真。
我们的投票，没有候选名单，也没有候选的范围。让我高兴的是，北大的学生确实很认真，对于唐代诗人的前十名的排序，没有两张选票是完全重复的。也就是说，每个投票者都各自动了脑筋，没有参考别人。更让我高兴的是，如此各不相同的排序，前四名却相当集中，那就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
这个排序也会让不少老师稍稍感到奇怪，因为一般文学史上会把白居易放在第三名。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选票发现，投王维最多的是女学生。因此在下一次课堂上，我就问女学生你们为什么要特别拉高王维。他们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是因为王维长得帅，而且在丧妻之后没有移情别恋。
王维确实长得很帅，这曾经让与他差不多年龄的李白心生嫉妒，因为李白长得比较矮，模样也不太斯文。长得很帅的王维还精于乐器，又写这么一手好诗，所以确实很吸引人。女学生把王维的名字拉上来也很合我的意思，因为我也很喜欢他的诗。
由于女学生提到了王维没有移情别恋，我又问他们是不是看到了老一辈文人的文章，说白居易生活作风不太检点。女学生笑了，说没有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会伤心。因为王维的忠贞和白居易的浪漫，他们都很欣赏。他们反而感到奇怪，那个写文章的老一辈的文人，怎么成天揭发批判周边的同事还不够，居然穿越千年审查起了唐代的诗人。
如果按照这些老文人的逻辑，流放中的屈原把花草配戴在自己身上，那也有作风问题；李白喜欢在腰上挂一把长剑，那就成了有点炫耀凶器了。他们都成了不对的了。那我们就不要去理会这样的老一辈文人了。还是想一想北大学生和唐代诗人横跨千年的心理对接吧。
北大女学生对王维的评价，恰恰证明了人们接受文化其实是在接受人格，在接受这个人。其实，诗歌的时代也是以人格来划分的。你看，李白的主要作品产生在安史之乱之前，他与王维代表了盛唐时期两种互补的诗性人格。李白气势如虹，王维当时也意气风发。
杜甫却是在安史之乱当中站出来的一个恂恂君子，以沉郁顿挫的声音感动了灾难的土地。白居易在李白去世以后十年、杜甫去世以后两年才出生，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诗人了。沉重的历史在他的笔下变成了多情夜雨中的铃声和琴声。比白居易更小四十岁的李商隐，更是走了一条与前辈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他旨在探寻自己深幽的内心。
这样的名字还可以讲出不少，例如北大学生票选较多的杜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等等，他们每个人的时间定位、空间定位和个性定位都是那样的不同，都一一的输入了中国的集体人格。他们既像是我们的忘年老友，又像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甚至我们可以像谈论家人一样，随口地谈起他们。
唐诗的DNA
记得二十几年前，日本的NHK电视台正在做特殊地形中远距离长时间直播的试验，决定以长江上的一艘轮船作为几天几夜的直播对象。那么轮船上有什么活动可以让日本官从几天几夜不厌倦地看呢？
他们很有心，选了几位资深的日本汉学家来与我谈唐诗，而且就是谈一路上与两岸风光有关的唐诗。这个构思很好，我就与几位日本的老教授一天天的长谈起来，我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弟媳妇就天天在看这个节目。
我们谈着谈着，发现谈的最多的还是李白、杜甫，因为他们都写了不少与长江有关的诗，而且都写的那么好。到最后终于出现了逃不开的问题：是更喜欢李白，还是更喜欢杜甫？当然出现了争论，争得很愉快，也很激烈。
几方都举出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我几次走神，心想这儿似乎是子孙后代在讨论着曾祖父、太祖父的性格脾气，但坐在我对面的明明是外国人，讲的也是外国话。因此，就在长江三峡层峦叠嶂、滔滔急流当中，我切身地领悟了唐诗的世界身份。
后来两位日本老教授接受了我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是怎么样的呢？我说，我们毕生追求大美，一定不能放过李白矫健的身影。但是如果在追求大美之外，还想找一个朋友坐下来谈心，那就是杜甫了。没错，李白好是好，但坐不住，对朋友也不会像杜甫那样用心。
一位日本教授对我说，本来我更喜欢杜甫，但是领略了三峡和整条长江之后，我就更理解李白了，这山水只有他这样的气势才配得上。我对他们表示感谢，代表着山水，也代表着李白。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代表资格，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唐诗的DNA。
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唐诗的文化基因，我忍不住又想为大家朗读一段我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了，我在前面反对年轻人过度地背诵唐诗，但是对于最优秀的那些唐诗，确实应该让它们成为我们的终身伴侣，它们既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又凸显了我们自己的中国身份，世界身份和中国身份就因为唐诗拧在一起了。好，下面就让我朗读一下我以前的这篇旧文，我是这样写的：
几年前我在海内外的很多读者，因为目睹国内文化传媒界的记恨浪潮，为我深深担忧，就纷纷地劝我移民，甚至于把一切细节都想好了。但是我总是一笑，始终没有去办相关的手续。他们劝我离开的理由是文化环境，但我不想离开的原因也是文化环境。只不过我所指的环境要大一点、远一点，其中有一项居然与唐诗有关。也就是说，我不愿意离开被唐诗抚摸过的山水，若有下辈子也会投生在这里。
这种说法很难得到认同。不少朋友说，到了国外仍然可以读唐诗，而且别的国家也有很多好诗，因此对这个问题我想解释几句：
我心中的唐诗是一种整体存在，存在于羌笛孤城里，存在于黄河白云间,存在于空山新雨后，存在于日暮乡关中。有时候在国外也能见到类似月落乌啼、独钓寒江这样的情景，让我们产生联想，但一想就不对了。就像在远方看到很像老家的小屋，或看到酷似祖母的老人，反而会产生一种失落，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整体环境，以及整体环境中的自己。
我们自己，因为有唐诗参加了组建，因此又一次次地被唐诗叩开。到了国外，叩门的种种通关密语都丢失了，因此门也就叩不开了，结果很可能把自己也丢失了。我们自己由很多部分组成，但是丢失由唐诗组成的那个部分却特别可惜。因为那部分比自己的其他部分都更高贵、更美丽、更悠久。所以，我还是要把自己留在国内，留在唐诗的山水之间。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