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方舟约见的那天是工作日。上午十点半，咖啡馆里还没有一位客人，三两个服务员要么拖地，要么在收银台前忙碌着。喧嚣的音乐在不大的空间里穿来穿去，仿佛刻意在冷清中营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氛围。
没有特别安排的话，蒋方舟每天都会到这家咖啡馆写作，她喜欢坐靠窗的位置，点一杯美式咖啡，然后一头扎进文字里。
咖啡馆到了中午会摇身一变为餐厅，人声鼎沸。蒋方舟倒是无所谓，她向来不怕吵。早些年，她和父亲母亲生活在三十多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内，饭桌一抹就是书桌，根本没有安静的空间供她专心写作。
她的父亲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说，方舟的抗干扰能力特别强，当时他们家楼下特别吵，有个疯子天天又骂又唱，物业养的狗叫个不停，他们夫妻俩都因此觉得烦躁，只有方舟没受任何影响。
她是在母亲的“恐吓”之下开始写作的。那个夏日夜晚，她六岁半，母亲对她说：“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她的父亲是一名铁路乘警，为了配合母亲，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手铐，假装扣在蒋方舟的手上。
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言，这段设计毫无违和感，她深信不疑，吓得大哭，在泪水中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写作。
幸运的是，父母严苛的要求没有使她反叛，反而一路顺风地将她推上文学之路。
如今的她是感激父母的。她说，许多人都说父母不应该把自己的抱负投射在孩子身上，但这一告诫只有在父母的抱负和孩子实际天赋无关的情况下才有价值。朗朗也好，丁俊晖也好，包括柯洁，他们一定也是感激父母的。
蒋方舟的写作天赋与她文艺的母亲有关。她的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年轻时也喜欢阅读写字。她对蒋方舟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她在精神上能保持进步，不庸俗化。
蒋方舟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母亲：
她困囿在小城市的小妇人的皮囊之下有一颗敏感而不安分的心，希望挣脱现有环境，但是始终没有实现这一点，因此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如同花样滑冰的男运动员一样，对我做出托举的动作来，希望把我推出那个狭窄的井口：远离那些狭隘的人际关系，远离那种自欺欺人的价值观，远离诅咒一样的宿命人生。
这个托举的动作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谩骂与攻击，程度最轻的一种说法是“蒋方舟是她妈妈塑造出来的一个作品”。
对于这些非议，蒋方舟早已云淡风轻。年纪尚轻的时候，她对人的恶意没有复杂的认知，因此百毒不侵；长大之后，因为看多了是是非非，只觉得疲惫和倦怠，生不出特别强的愤怒。
“我觉得我和我妈是相互塑造的。她真正开始写东西也是在我写作之后，一开始只是在《襄阳广播电视报》上发表一些东西，1999年，她把我写的东西发到网上，我因写作获得了一些声名后，她也亲自下场，写过几本书，写了一两年专栏，可以说是我调动了她的写作冲动。
“包括人格塑造的层面，像她没有很多中年妇女的惯性思维，可能是因为她总是在和我交流，我参与了她的再次成长。所以我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不是一种单向的培养，而是相互的塑造。”
与蒋方舟的母亲相比，她的父亲更“接地气儿”一点。
家里住着两个文艺女青年，但他从来不读她们的作品。“我爸他是一种很聪明的自我保护式的不看，我也希望我以后结婚了，我的对象也不看我写的东西，因为那一面是我非常非常隐私的一面，我不愿意。”蒋方舟说。
她的父亲更愿意读社会政治新闻，闲下来就和亲朋好友炫耀自己有车，去哪儿玩了之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方舟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精神要保持进步，而是“要和同学搞好关系”。很简单的，希望女儿能快乐。
但人际关系的处理对蒋方舟来说一直是个障碍。她从小就不知道如何和大家打成一片，“我害怕集体情感，大家一起哭，一起笑，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因为哭不出来或笑不出来而感到特别地羞愧。”
她的孤独与她在精神上的早熟有关。从小学开始，她就习惯独来独往，放了学，她走两三百米路到母亲任教的中学。等待母亲下班时，她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翻阅一本本书。五六岁时看张爱玲，七八岁时看尼采、米兰昆德拉，十几岁时看马尔克斯、黑塞、阿伦特。
阅读与写作为她构建了一个很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她身处的世界是不同的，她无法融入面前的世界，无法和同龄人正常地交谈、玩耍。
孤立的感觉让她痛苦过，她曾认为自己永远丧失了快乐的能力。读中学时，有一回母亲坐了很久的火车和汽车去看她，提了很重的牛奶和水果，但见了面，蒋方舟大哭大闹，不断重复着：“都是你害的，都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母亲也跟着她痛哭起来。
直到她遇见了《荒原狼》，才接受了自己格格不入的一面。
她说，《荒原狼》拯救了她。读完这本书，她重新燃起了不妥协的勇气。虽然自己的标准比这个世界的标准要高，但她绝不因为世界而妥协自己的标准，变得更低级。因为差不多一百年前，五十岁的黑塞也和她一样在坚持着同样的标准，他为此而受苦，她也为此而受苦，这样的联系给了她穿越时空的感动和勇气。
“现在你父亲还会经常提醒你要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吗？”我问。
“现在不会了，我以我的经验告诉他，很骄傲、很耿直地生活，效果不一定是不好的。他慢慢发现确实是这样，也就认可了。”
第二次提到“拯救”这个词是在聊蒋方舟的新书《东京一年》时。在序言里，她写下：
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来，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这样认真的生活对她的拯救是让她“重新获得某种观察力”。
“因为我觉得过太久浮皮潦草的生活，会剥夺一个人的观察力和感知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层面上，不仅拯救了作为普通人的我，去获得生活美感的能力，也拯救了作为写作者的我，获得再静下来，再沉入到自己的意识当中，和自己对话的能力。”
她对自己的要求和母亲给她的要求一样，希望自己不断上升，而上升要对抗的最大力量是惯性。所谓惯性，就是你被卷到了某种节奏当中，你安于那样的环境和圈子，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失去了向上的欲望。
在东京生活一年，就是打破惯性的动作。
“我觉得每次在一个地方，比如在北京固定住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惯性有些太大了，整个人被吞噬掉了，必须要跳出来，生活没有杂事，内心也没有杂事，和自己相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就像排毒一样，因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毒素还是挺大的，虽然我已经尽可能地去减少这种事对自己的影响，但还是觉得毒素挺大的。”
她口中的“尽可能减少这种事对自己的影响”是一种自救意识。具体来说，指的是她主动屏蔽掉一些社会热点，哪个明星离婚了，出轨了，她完全不感兴趣；时下热门的综艺，包括《奇葩说》《中国有嘻哈》等节目她皆未关注；刷爆朋友圈的热门文章也不会点开看，原因很简单，“好书太多了，我看都看不过来，哪有时间看这些？”
于是她看书、写作、旅行、和有趣的朋友聊天，日复一日，把自己救离出当下的环境。
明年，她还计划到挪威生活五个月。
“我一直以来都想，过段时间就去不同的地方生活，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不可能刻意去寻求某种经历，或者人生大起大落，所以不断地变换环境，不断地让自己的体验变得不那么狭隘，可以作为拓宽自己的一个途径。”
“我很认同你的看法。但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去跳脱，该如何对抗生活的惯性呢？”
“我个人认为，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看书，看书是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获得高限度的自由。在阅读的过程中，你相当于可以直接获得别人的经验，看到别人展现出来的生活，然后问自己，我要不要这样的生活？
“除看书外，还有一个办法是创造。比如我妈，她每天剪纸，沉浸在自己创作的世界里，自然就屏蔽掉很多热点新闻、生活琐事、垃圾信息等。创作的过程你要汲取，要学习，这个过程自然会引导你通向一个所谓真善美的世界，获得更有意义的经验。”
我在她身上能找到和同龄女生最大的共同点，大概是爱逛淘宝吧。
几年前，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每天写作前，都需要依靠淘宝半小时来给自己加满血槽。
采访时，聊到淘宝，她依旧双眼放光：“我真的觉得很快乐，你看这是我最近在网上买的手办，我自己拼的，它叫《广寒宫》。”说着她拿出手机，指着上面的照片兴致勃勃地与我分享，“这边是嫦娥，这边是广寒宫，它是个灯，就是这样。”
“除此之外，最近比较愉快的购物经历是什么？”
“我还买了一根钢笔，又便宜又好用。”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蒋方舟所有的衣服、文创产品、书都是在网上购买的，她觉得淘宝特别有意思，上面几乎什么都有。
有一回，她突发奇想，淘宝上有没有卖花圈呢？上网一搜，果然有，接着她居然开始津津有味地看买家评价。“有人说送货很快，收到很满意什么的，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还有一回，她在首页推荐里发现了给公猪交配用的假母猪台，仔细地研读完宝贝详情后，还进入店铺，把店里所有的产品都研究了一遍。“假母猪台的介绍特别好玩儿，还画了漫画来解释，公猪冲上去之后，还给它配了台词‘噢耶’。”
逛淘宝居然也不走套路，不是一个劲儿地买裙子，买美妆产品。“你觉得自己爱美吗？”我直接抛出了问题。
她停顿了好几秒，嘴里喃喃着“我爱美吗？”她在想，爱美的定义是什么？
她不会为了美貌而整容。甚至前阵子有个杂志为了做专题，给她化了个衰老妆，往她脸上贴很多皱纹的膜，她看上去像老了十五岁。可她看着自己的样子，特别高兴，拍照的时候开始给自己加戏，并向身边的人解释：“我现在表演的是一个因为结婚而退隐文学圈的女作家，后来老公找了一个19岁的嫩模，我刚刚打完一场离婚官司，丧失了孩子的抚养权，不得不在文学圈复出……”
“我对衰老这件事没有太大的恐惧。”
“但前阵子，我还挺想学化妆的。”我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端详眼前素面朝天的蒋方舟。
“我会跑去看那种美妆的视频，但看着看着就烦了。我没有办法看完一个10分钟左右的化妆视频，我的耐心不足以支撑自己看完这个东西，还挺累的，所以后来也没学成。”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方舟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我心里突然有了答案：她不是不爱美，只是拥有独特的审美。
同行的摄影师夸她上镜，她又一次举起手机，点开相册，“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这种纪实风格的照片，而不是P得很美的写真照。”她手指划过一张照片，画面是黑白的，她站在城墙前，状态是松弛的，风把她的发丝扬起，她眼睛迷离，脸上不带笑意。
今年她28岁，目前单身，有过爱情，但始终怀疑是否有长久的爱。
她主动相亲，也被动相亲着。
某个周四，她到中山公园的相亲角，那里就像人肉市场似的，女生成排站着，面前的地上放着张纸，写着身高、体重、学历、户籍、是否有房有车，有的还亮出照片。年轻的男子在那里逛来逛去，像买菜一样挑对象，一张口就是“房子多大？在哪儿？有没有贷款？贷款多少年？”
虽然本能地抵触，但好奇心促使她写了张“简历”，摆在地上，加入相亲团队体验一把。
“其实我挺愿意跟他们交谈的，我记得有个阿姨相中了我，觉得我适合她200斤的儿子。”
她的父亲偶尔也会推荐一些人选给她，没多久前，他说自己有个朋友的朋友的儿子是国家统计局的，问方舟有没有兴趣。方舟回答，没兴趣。父亲也不会多说什么，只答：“那我拒绝了。”
有一回他来北京和妻女团聚，吃饭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句：“方舟是条船，不知道谁是她的港湾？”
她母亲听了，立刻反驳：“屁港湾，人生都是一节一节过的。”意思是，没有所谓的归宿，寻求恋爱对象的时候也不要以寻找最终归宿的心态去找。
难怪蒋方舟把母亲比成闺蜜，母女俩的想法时常是一致的。
她说：“我觉得爱情就是此时蜜糖，彼时砒霜，一个人很难找到一个一辈子和他一起进步，而且进步速度一样的伴侣，”
“想过什么时候结婚吗？”
“等我写出一部满意的作品吧。结婚是个挺重要的决定，它意味着让对方融入你的生活，你也要融入对方的生活，那就不能像我现在这样这么‘自私’地活着，完全服务于我的写作，到时候写作精力一定会分散。”
这是她写作的第21年，现在她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去年九月，她还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的研究生班，重新当起了学生。
在许多八零后作家开始拍电影、弃文从商或做起斜杆青年的时候，她依旧坚定地在写作的道路上前行。
最近她很忙。为了宣传新书《东京一年》，她在各个城市中辗转，签售、采访一个个砸向她。
在南京，她顶着高烧和读者见面；在四川和重庆，她痛经，痛到腰都直不起来，躺了一会儿，吃了点药，爬起来继续签售。
我们的采访一直进行到下午一点，她匆匆地赶回家收拾行李，下午两点，她还得出发去天津签售。
“其实，我总觉得出完一本书，它就和我没啥关系了，我就想尽可能赶紧摆脱它，去做新的事情，和过去的自己告别。但没事，这波宣传到十月中旬就结束了。”
真好，年少成名的她虽然是这个世界的套路的受益者，但是她始终对此保持怀疑，也不允许自己的写作走向套路。她很认真地说：“如果有一天，我的书成了畅销书，那么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那一刻我知道，这个“天才儿童”一定不会“泯然众人矣”。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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