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辱母案“吵得沸沸扬扬，起因是高利贷。我对媒体记者利用春秋笔法，编造歪曲事实有看法，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发了几条信息，试图给依据错误事实得出结论的激愤观众抹点清凉油，却人却试图反过来质疑我是不是也是放高利贷的，我无可辩驳，我还真在放高利贷。但这也不影响我这件事的看法，应该是讨债的小混混在用非法手段讨债时被欠债的老赖的儿子刺伤，这才是事情的原本情况，但这么一来，谁还会看哦，没什么劲爆内容。极端手法辱母，才能让沉睡的孝文化在网络中瞬间爆发，大师易中天都说了：历来以孝治国的中国，面对辱母者杀之无罪。面对侮辱，杀人可以，但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就如同面对老赖采用非常手段讨债同样要用承担这种方式的后果。试图逃脱极端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样属于无担当，不负责任。而鼓励这种行为，整个社会将会发生什么？
跑题了，说高利贷的事情。大概七八年前，身边有朋友说有点小钱，一天一天贬值，不懂什么理财方法，放在银行的利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北京买房钱又不够。我正好了解点民间借贷，利息还不错，有的高达百分之三十。但超高利息必然需要你的超高手段，暂时普通人，就约定年利息百分之十八，跟朋友约定给他百分之十，我抽百分之八。当时一算，激动不已。放十万的贷款，除了给朋友的一万利息外，我还能获得八千。运用巴菲特复利的办法，十万贷出去十年，我获得的利息就达十一万多，超过了本金。办法可行，更多的人来找我放贷款，一百万放出去，十年的利息，我获得的利息就超过百万，以此类推，如果我吸纳一千万，一个亿的贷款呢。而且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很早就听过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中国的农民更是没有贷款渠道，通常民间借贷的利息高达百分之三十，显然过高，农民的任何一项收入都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贷给他基本就等于压垮他，是黄世仁和杨白劳关系了。自己赚钱还能做好事，大概是少有的两全其美的好事了。
感觉从此就走上了人生巅峰，只不过靠的是幻想。
我幻想可以，但具体操作什么都不懂，交给了我在农村生活的父亲。与大部分人想法相反，农民贷款不是为了种地，贷款种地得不偿失，农业不会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农民贷款的原因一是娶媳妇，二是看病，三是畜牧业，四是城里买房。为了控制赖账的风险，本来决定看病不给贷，但在一个农村熟人的关系圈子里，不给看病的人贷款，非常不人道。后来想到了办法，凡是上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同样给贷。为了控制赖账的风险，也提前约定了不熟悉的人、无赖小混混、赌博的几类人不贷，单个家庭贷款额不超过两万。贷款要写字据，遗憾我父亲是文盲（请翻阅本公众号之前发的：文盲是一种什么体验），不认字，我做了一个模板给他，写的也很不规范，而农村的很多贷款人也根本不在意字据。都是熟人，经常就忽略了。
放贷几年之后，结果怎么样呢？
没有人赖账。是的，没有人赖账。近两年最大的问题是拖欠，本金和利息，拖欠两三个月的几率很高，也有人拖欠半年到一年。而且往往是越熟的人拖欠的几率越高，在一个熟人的关系网里，利滚利这种方式很难行得通。除非是找黑社会，但一来违背我的本意，二来将会使自己走上不归路，完全不可取。分析拖欠原因的话，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恶意拖欠，手里真的是没钱，农民种地靠天吃饭，近年的粮食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唯一渠道就是外出打工，这两年经济大环境不好，打工的收入也不稳定。面对拖欠，我爸采取的办法是鼓动周围的熟人给贷款人施加压力，往往能奏效。也有人不接电话，拉黑微信，故意躲避，这种行为让人很讨厌，但在一个农村的熟人社会里，做不到完全逃避。这个时候，只能放宽心态，给贷款人时间，着急和愤怒都没用。朋友的本金和利息，必须按时归还，自己先垫上。如此一来，放贷就不会如我想象的那样，迅速扩大规模，必须依靠熟人关系，必须有可靠的人，这就限定了规模。
对我爸来说，放贷这几年有了一个非常固定的收入，每年大约有一万块左右。比他种地强太多，这几年种地经常就颗粒无收，即使收入好的年份，也不够他抽烟的钱。外出打工更是体力不支。有了这一万块，他可以跟村里的人经常喝个酒，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公关了。不通过非常手段放贷，维护熟人圈子关系就至关重要。
近来有不少信贷企业看到了广大的农村市场，惊呼这是一块蓝海市场，八亿农民的蓝海市场。以我的观察，商业化运作，这将会是一个灾难，完全不可行，更不适合大规模的商业化运营。之前也有很多人尝试过农村信贷，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甚至马云、李连杰等大咖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效果也不理想。就是因为农村信贷的特殊性，农民没有固定资产，土地和宅基地，有违约的情况法院也不能查封拍卖。更没有信誉体系，很多人连银行卡都没有。互联网的痕迹很少，比起网上曝光他在意熟人的评价。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业进入中国了，他们的资金来源于基金会的赞助和社会的赞助，完全的公益性质。控制风险的模式非常好，但太难推广了。设置了非常多的障碍。主要贷款给妇女，每人不超过一万五，还要五个农村妇女组成一个小组。同时手续还非常麻烦，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让富人觉得怕麻烦而放弃贷款，让特别渴望贷款同时又不怕麻烦的贫穷妇女获得贷款。但现实的悖论往往是富人更不怕麻烦，不怕麻烦又具有良好组织能力的农村妇女往往不会贫穷。而最最关键的是，他们的贷款年利息高达百分之二十。比我放出的百分之十八还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机构运营的成本毕竟很高，人力成本，办公成本都非常高。但目前为止，格莱珉银行的效果也非常不理想。
但是穷人贷款的巨大需求是存在的，我想了一些不成熟的方法供讨论：要实现公益化运作，1.不吸收存款，主要资金来源应为捐赠和赞助。2.政府积极支持降低税率或者零税率。3.各贫困地区政府的支持，双向接入民政救助系统，但不以救助为目的，以发展为目的，救助是民政局的工作，接入民政系统，主要鉴别是不是真正的穷人，从而给他们提供更加低息的贷款，比如百分之五。普通农民则不超过百分十的利息。4.贷款用于创业的，提供专家咨询服务。
在这个事情上不能怪国家银行不放贷款给农民，那将会导致不可控的坏账率，国家面对一个农民老赖毫无办法。反正农民也不会乘坐飞机，高铁，软卧，这些强制手段对农民失效。而进步采取强制措施，比如收监等将面临更大的不可控因素，不符合政府维稳的需要。没有约束力的规则，将导致这个规则完全不可行。
我希望将来能持续不断降低贷款利息，年利息到百分之十将会是一个可接受的利率，这样的话，农民的借贷成本大幅降低，也大大会降低坏账风险，而规模也能进一步扩大一些，一举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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