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釉里红创烧于元，由于青花与釉里红二者呈色温度交集很小，而且釉里红的呈色剂氧化铜极易挥发，因此自创烧之初，青花釉里红器物就极难烧造成功，成品率极低，在明代中晚期甚至几近绝迹。到了康熙朝，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才又一次出现，康熙四十四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开始督理景德镇窑务，在他的主持之下，伴随着“郎窑红”、“豇豆红”等高温铜红釉的烧造成功，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技术终于日臻成熟。
“青花釉里红”是在青花和釉里红烧造的基础上制成的，这种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料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色料所绘制的釉下彩综合式的装饰，既有青花青翠品澈、幽靓素雅的特色，又有釉里红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又含蓄的特色。两者的长处有机融合，既素雅又艳丽，形成了青红相间、冷暖相衬、动静相映的审美特征，这种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铜和钴彩绘的工艺，可谓精彩华美之至，也价值非凡。
由于烧造范围很窄，及温度和气氛要求的严格，想要烧成一件完美的釉里红瓷器极为困难，有“十窑九不成”和“百里挑一”之说，同时又要和青花一起烧制，难度可想而知，因为釉里红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而青花是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其中两种颜料彩绘后入窑烧制的温度截然不同，其中氧化铜分子在800度即会蒸发，而氧化钴则要高达1200度以上，所以要想烧出好的釉里红和青花，可谓可望而不可岌也。可想烧成的珍品几乎价值连城，也只有皇帝的御窑厂会不惜工本，反复烧制。
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为文房四宝之一。汉代刘熙《释名》云：“砚，研也，研磨使和濡也。”中国的古砚，材质繁多、类型各异。其中，瓷砚可谓是一朵奇葩。受宋代以石材为砚、元代读书人社会地位底下和长期停止科举考试的影响，瓷砚地位退居其次，到明清两代，由于统治者推行科举制和汉文化的兴起，大批读书人研磨苦读，瓷砚的需求量大增。清代康熙时期政通人和，文化昌盛。康熙即位后，非常重视瓷器烧制，特别是文房用瓷。在他执政期间，文房用瓷的烧制数量和工艺水平都到达了历史最高峰。据记载，当时在景德镇御窑场内烧制了大量瓷质文房用具，其种类之丰富，制作之华美，造型之奇巧，釉色之秀雅，均可称冠于世。康熙时烧造的青花瓷砚极为精致，此时青花大多使用国产的浙料，从色釉到胎釉都要经过窑工们的严格提纯，有时一窑都出不了多少精品。康熙时的瓷砚胎质坚细，缜密似玉，修胎规整;釉面细腻平静，胎釉结合紧密;常见纹饰有锦地开光、题诗、题字、落花流水、山水人物、岁寒三友、缠枝花、人物故事等。
康熙中期的青花，在绘画上较富有实感，山水、人物、楼阁。无论是远山近水，层峦叠嶂，还是阴阳反面。既能表现粗犷的纹饰，又能表现淡雅纤细的图案，层次表现之多，为历朝之最。这款康熙青花釉里红瓷砚，就表现出这样特征，连体的海水纹、云纹，深浅不一的青花色，非常具有立体感，又不失古朴的风格。以双龙戏珠作为主体纹饰，两条龙的造型、火珠及部分云纹以青花进行描绘，而另一部分云纹则以釉里红作为点缀，这两种装饰风格相互衬托使用，使整体画面更加醒目，提高了整器的观赏性，使整器更具装饰性。瓷砚作为文房用具之一，已不局限于实用，而是用来收藏，用来欣赏，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升温，瓷砚的价值也越来越高，具有很高的升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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