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炼成钢》是我国5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的代表作，是作家艾芜深入工业生产第一线并积累了大量工人生活经验之后写成的长篇小说。文学史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一直不太高，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艾芜与工人生活的结合并不成功，这从小说并不鲜明的文学质感中就能看出。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小说中的很多描写在今天看来都是比较幼稚的，一些景物描写及其相伴的人物内心的呈现都显得过于浅白，读起来有中学生作文的感觉。艾芜似乎有无穷的表达冲动，他忽略了小说叙事中隐与显的关系，导致小说人物真实的情绪和细微的内心感受都在作家暗示性极强的修辞中得以呈现。当一部小说让自己一丝不挂的袒露在读者面前的时候，阅读快感总要打一些折扣的。
当然，这里可能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考虑到50年代的国人文化水平的有限性——文盲还大有人在，而社会主义文学又是为广大人民（工农兵）服务的，因此作家在遣词造句中更多倾向于使用日常生活中常用常见的词语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今的读者从自身的文学水平和文化程度出发去苛责50年代文学的稚嫩或许是不公允的。
但无论如何，《百炼成钢》为我们提供了共和国初期对工人形象和工业生产以及城市生活空间的诸多描绘，对后人透过文学想象历史有很大的价值。
先说对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的阅读感受。
秦德贵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他体现了艾芜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人形象的美好想象。他是九号钢炉的炉长，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共产党武装工作队的游击队战士。在小说中他热爱祖国热爱党，一心扑在国家的工业建设上，勇于担当，敢想敢干。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他创造了新的炼钢记录——七点五分一，但由于熔了炉顶，他却高兴不起来。而小说接下来的故事也就是从这个备受争议的新纪录产生。值得一提的是，秦德贵的形象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有较大差异，这是一个平时也会爆粗口，也会因为爱情而烦恼，甚至会因为恋爱的挫折而走向消沉影响到工作的青年工人。我仍然对他那句“娘们儿真难缠”印象深刻，那是他在为摸不清孙玉芬的想法而苦恼时生活出来的话。
袁廷发是钢厂的第一代炼钢工人，他曾经在伪满日本人的工厂当过学徒，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工作经验都是其他人比不了的。这个人物形象同样不是单面的，一方面他是劳动模范，愿意为了新中国的工业付出自己的全部；但另一方面，他脾气不好，经常训斥身边的年轻工人，且比较自私，主观上不愿意和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他身上的缺点的可信性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得到了印证，他平时对待自己的妻子丁春秀就完全是一副大男子主义做派。袁廷发因为秦德贵破了自己的纪录而心生嫉妒，且因为后者熔了炉顶就认为秦德贵是一个只图自己出风头而不把集体当回事的工人。因此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他都是怨气很重的存在，甚至他还确实为了赶超秦德贵，提高产量搞出了一次故意熔化炉顶的事故，直到他在同组工人的支持和配合下刷新了炼钢纪录，他才终于意识到集体力量的强大，以及为国家培养炼钢人材的光荣。并且在具体工作中，他提出了让年轻工人“每天抽出一个人轮流做炉长”，这种身份的转换很有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五七指示”的味道。
张福全则是一个在争风吃醋中走向堕落，最终酿成工作事故的工人形象。他家里有几亩薄田，也在小镇杂货铺做过伙计。因为工人地位高，待遇好，他才进了工厂。他待人和善，喜欢开玩笑，有幽默细胞，很招姑娘们的喜爱。小说中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面人物，他一来也是嫉妒秦德贵的新纪录，二来则是认为秦德贵与自己喜欢的孙玉芬接近让他心生不快。因此才鬼迷心窍地在工作当中给秦德贵添麻烦，让接他班的秦德贵平添了很多麻烦。他为了让孙玉芬高看自己一眼故意熔化炉顶，却并没有炼出更多的钢。最终，在李吉明的欺骗与蛊惑下，成为钢水泄漏事故的重要责任人。张福全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的形象，他的努力工作和个人提升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己以后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尤其包括娶孙玉芬为妻。因此他才想早点出成绩，“只有升上去做生产科长，技术保安科长，到办公室去办公，或者是调到工会去工作”，才能保证夜夜可以和孙玉芬在一起，而不必在上夜班。
李吉明一定是艾芜很用心的一个形象，却也留下很大的遗憾。小说中的李吉明一直是一个喜欢开玩笑，八卦别人隐私的一个存在。读者是很难对这样的形象产生反感的，他是小说中的开心果一般的存在。但也正是一些在那个年代听起来很刺耳的话从他的口中说出，比如
“现在的姑娘们，真是容易上手，只要你请他看电影，进馆子，逛公园，跳舞……”
这句话是他说给秦德贵听的，在小说故事的行文之中读者会自己发现这个形象的挑唆者特质。可以说这里有艾芜的匠心独运。一个人物身份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作家呈现出的文本细节让这个人物最后的身份翻转是可信的。最终读者会明白，原来秦德贵破纪录时发生的熔化炉顶是他从中破坏的结果，原来他面对秦德贵和张福全的两副不同嘴脸就是他暗中挑唆两位工人的明证，原来小说结尾事故发生时试图在身后给秦德贵致命一击的那个人就是他。从人物的复杂性和小说悬念设置这个角度来说，李吉明甚至是《百炼成钢》中塑造的最好的人物。但遗憾的是小说最大的败笔也是这个形象。作家在最后只是借党委书记梁景春之口说明了他的反革命分子身份，却并没有介绍这个人的作案动机和真实的身份来历。这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部小说的故事完整性。
小说中几位领导干部的刻画也绝不雷同，各有各的性格。
梁景春是新调派到工厂的党委书记，他虽然对工业生产的具体工作环节并不熟悉，却是一个极为用心学习的人。群众路线是他的法宝，在面对工人中存在的不团结现象时他亲自走访车间食堂，与单个工人进行交心谈话，为解决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秦德贵，他说好的姑娘不是你追来的，是她主动走过来的，以此劝告秦德贵不要因为儿女私情影响工作；面对袁廷发这个“老顽固”，他先是充分肯定了袁廷发作为工厂元老级炼钢工人的崇高地位，接着便说国家的一个大难题就是炼钢工人的培养，直接让不好好给年轻人传授技能的袁廷发陷入思考，谈话快结束时，他又直接把大家对袁廷发的不满讲给他听，可谓萝卜加大棒，这些方法让袁廷发久久不能平静。可以说，梁景春不仅代表着党的权威，也代表着党的工作方法的智慧。
赵立明是炼钢厂的厂长，这个形象有魄力，做事果断，他关心生产，一心想把钢产量提高上去，为国家做贡献。但另一方面，作为领导他也形成了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他对技术工人有偏见，认为他们为了保护炉底而选择炼炉是一种耽误生产时间的行为。他的观点也是最终酿成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与梁景春最大的区别是他缺少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总是忙于开会，领会最高指示，却很少下基层，了解各个车间工人的真实想法。在梁景春的影响下，他后来也承认自己是官僚主义作风。
何子学是车间的支部书记。他是一个缺乏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的平庸的干部形象。他在工作上不能说不努力，态度也很好，但是缺少灵活的工作方法和持之以恒的毅力。这让他在面对袁廷发和张福全时几乎完全处于下风，无法找到与之进行沟通的渠道。
小说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就是个人情感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对立性呈现。事实上，这一点在秦德贵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每当陷入与孙玉芬的情感困境时他就会被自己无法自控的情感左右，吸烟、喝酒，甚至精神恍惚，在工作中出错。爱情作为一种个人化的情感，如何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相融合确实是那个时代摆在很多作家面前的问题。
第二，小说对工厂的职工生活的空间和城市生活空间的呈现也让人耳目一新。前者有图书馆、俱乐部、百货商店、食堂、浴室、带自来水的厕所，两三层楼房的独身宿舍，“和最好的大学寄宿舍不相上下”……城市空间里则有电影院、饭馆儿、剧院、公园……一个不同于农村的新的生活空间多次呈现。张福全在公园里教孙玉芬及其女伴儿们骑自行车的场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城市空间的书写看起来是工业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摘抄：
“他们的家庭生活，很有生气，就因为常常都有争论，起初好像风波很大，船要吹翻似的，但往往一篙竿就撑到岸了，一下脱离了风浪之险。一切都在喜悦中行进。”（梁景春与丘碧芸的家庭，）
她觉得很是心痛，一座庄严的神殿，自己给予了诚心的敬仰，谁知里面还藏有不光明的东西。（孙玉芬被告知秦德贵为了新纪录不惜以新炉顶的熔化为代价之后的心情，P158）
“他已经尝到一个人只要忙着，就会忘记一切。但是有了最近一次亲密接触，要从此不去找她就很难做到。”（决心放手却又于心不忍的秦德贵，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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