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与周扬

胡风，本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蕲春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研究会。1933年，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文化团体被日本警方逮捕，7月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初任宣传部长，继茅盾之后任左联常务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为中共中央和鲁迅之间传递关于营救方志敏的信息。1934年秋，因左联一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退出左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活。

周扬，原名周运宜，湖南益阳人，是我党在文艺界的领军人物，长期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建国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胡风与周扬第一次结怨是在1936年，由于支持鲁迅提出的“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主张“国防文学”为文艺界联合战线口号的周扬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1942年5月毛泽东发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位于后方陪都重庆的左翼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发生意见分歧。以周扬为代表的多数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连续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思想倾向，胡风不服，与一些党员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隔阂日深。

1952年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文艺界进行整风。《论主观》一文作者舒芜写了一篇检讨认错的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长江日报》上；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但胡风拒绝检讨认错。于是中宣部决定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在《文艺报》第二、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不服，于1954年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这年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总题目，共约30万字，后称“30万言书”。他绕过了与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1954年7月22日面交习仲勋，请他转呈毛主席。“30万言书”主要针对的是周扬，说周扬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在处理胡风与周扬这桩公案中，毛泽东有力地支持了周扬作为党的代表在文艺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以便展开讨论。1月15日，胡风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希望不要公开印发他给中央的报告，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初步认错的声明，欢迎大家批判。但此时事情的发展已经由不得他认错了，起因是胡风曾经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思想与江青有过争论，并导致了毛泽东对他的成见。周扬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的。毛于当晚批示：“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既定部署，胡风的“30万言书”随《文艺报》作为批判的靶子送到读者手中。

四月，舒芜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40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批材料时，毛泽东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于是，胡风的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并由此拉开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序幕。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把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转到了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妻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却是“关死为止”。

同样是在文革期间，江青 “率领群众”把周扬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了，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

“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说完又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他学习参考，提高觉悟。胡风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是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这样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这就是胡风的文人本色！正直、无私，以直报怨，绝不落井下石。

其他参加批斗胡风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到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在“左”的路线下曾经整过胡风，后来又在“左”的路线下被整的周扬，这时已经平反，他为给胡风多方奔走于各个有关机关。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争吵半世纪的文化老战士和解了。

在周扬的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销了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补充通知说，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关于“宗派活动”问题，“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结论。”至此，胡风冤案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