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菊花王朝，菊花象征着万世一体的天皇。菊花是一种温柔、平和的象征。 刀是武士道的刀，是忠心，是侵略性的。 作者本尼迪克用“菊与刀”来命名这本书，体现了日本民族“好斗而和善， 尚武而爱美， 野蛮而文雅， 顺从而富于抗争 ”这种看起来似乎十分矛盾的民族性格。而这一切的矛盾，在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看来，一切又归因为日本的耻感文化，也正是这种耻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在二战中的独特形象。
（一）耻感文化的基础：等级制
日本的等级制渗透在个人、家庭、阶级以及国家等各个层面之上。
在家庭中, 他们要无条件地尊重父亲以及兄长的权威，在日常生活中, 日本人通过礼仪来确认彼此间的等级差别。这主要体现在辈分、年龄和性别上。
首先, “孝道”是辈份等级制的直接表现。其次, 是年龄因素。在日本, 长子是家庭的继承者, 他拥有与父权相差无几的特权。最后, 不论年龄的大小, 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还取决于性别。日本家中的女孩无法得到与兄弟一样的关怀和受教育的机会。
在社会上, 他们要严格地按照身份等级行事, 不可有所违背。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下生活的日本人形成了极为驯服、殷勤有礼的人格特征。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德川时代, 等级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德川氏对每个世袭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都有详尽的规定, 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阶层地位和身份的标志。作为仅次于皇室和宫廷贵族的阶层, 只有武士才能拥有姓氏并彼此通婚, 而其他阶层, 则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过着非人的生活。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尤其体现在日本人对政治及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当日本人建构世界秩序的时, 最先考虑到的就是等级制。
日本人认为这个世界之所以不稳定, 就是因为缺乏等级制度的保证, 因此日本人就将建立新的世界等级制作为自己战争的理由。
这就回应了日本为什么要在东亚挑起战争的原因，日本人的战争原因同我们所预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理由。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
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
（二）孕育耻感文化的土壤：恩债观
从等级制中生发出来的是日本人的恩债观念。
日本人把“恩”分成两个主要的范畴，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一定时间内偿还的。
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而有限的恩被称为“义理”。
义务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个是报答天皇的恩——忠，日本人对天皇的“忠”来源于“万世一系”，而不是“天皇神裔论”，因此天皇的正当性来源于其是等级制的最高者。
“孝”和“忠”作为无论如何偿还都是无法还清的义务，负恩者的态度更加心安理得。
日本人对于“义理”的恩债则感到更为焦虑，如果说义务更加倾向于内省，那么义理纯粹就是为担心在人前蒙羞的耻感心理所驱动的，“义理”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义理，另一类是对自身名誉的义理，两类义理偶尔会冲突，因此过去出现了很多尽忠与复仇的矛盾情况。
义理的准则是必需回报而且比义务更加紧迫
一个具有典型恩债观念的日本人绝对不会容许自己接受“看不起的人”的恩，这种情况是负恩者主观上把自己置于更高的地位。
正因为在等级制中施恩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负恩者居于弱势的地位，“报恩”因此而蒙上了一层强制性的色彩，“恩”于是变成了一种“债”，正因如此，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背负恩债，但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
因为背负恩债意味着他们便要绞尽脑汁想办法偿还，因此面对只是萍水相逢未来没有办法偿还的情况，日本人对施恩者的态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谢谢”，而是感到“不好意思”、“诚惶诚恐”甚至是“羞耻”，因此日本人的“恩债观”是“耻感文化”的重要来源。
（三）回应二战中的日本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了日本在二战中发动战争的理由。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可以依据耻感文化再次回答二战中日本的一些问题。
日本人在战争中的勇猛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可以归结为日本人的自我训练中。
日本人相信意志能够战胜肉体，所有的都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谈不上牺牲。日本人的训练可以一天训练十八个小时，完全忽视缺乏睡眠造成的身体损害。
对于胜利的希望，日本所寄托的基础也不同于美国的通行见解。它叫嚷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备力量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早就知道的，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本尼迪克从他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日本人作战中的勇猛和战争失败后迅速投降的态度产生了鲜明对比，让人不禁疑惑重重。但是这同样可以从他们的文化中寻找答案。在1945年以前，日本对忠的要求是日本人民对敌人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在1945年以后，忠的要求改变，日本人民随之改变，所以走向了经济发展的和平建设之路。
我们也可以从义理的角度思考二战时期的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投降行为。正因为义理是可以回报完的，对义理的回报更像西方的欠债还账，如果逾期未报，甚至还会像利息那样增长。所以要尽快转变去偿还西方的“债”。
本尼迪克的这些分析被美国政府所接受，美国人在对战败后的日本的处理中没有羞辱和处罚，承认了日本人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的权利，保留了天皇。
从现在回顾二战，我们能发现德国和日本的明显不同，前者积极承认认真反思自己在二战中所造成的罪孽，最终也重新赢回了欧洲国家的信任，但是日本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过，他们的靖国神社里依然有着甲级战犯。这是因为（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西方的道德准则中，羞辱和处罚是违法者恢复名誉的第一步。 但在日本人眼里，日本人会怨恨这种手段。当日本人受到羞辱时，复仇便是一种美德。
（四）、质疑
《菊与刀》在日本出版后，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本就属于日本文化的学者的讨论。
川岛武宜在《评价与批评》中认为本尼迪克对日本人的分析仍然太过于同质化。本尼迪克把明治以前的思想和明治以后的思想杂糅，大杂烩，没有看到历史的阶段性变化。这是历史上纵向的同质化。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日本人也存在着诸多差异，比如著者关于家族内等级制度的说明未必适用于所有的日本人。在许多地方的佃农、日工、渔民和城市小市民阶级中推行的家族制度并不那么具有权威，而且这些阶级的家族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他们的行动及思考方法在日本整个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除此之外，本尼迪克在很多细枝末节的点上阐述都不近准确，这和她本人受限无法亲自来日本观察也有关系。本尼迪克将军队和平等划上了一定的等号。但是尽管日本军队内废除了日本式的敬语；日本的军队凭借的是实力而不是门第。只要有了实力，不论是谁都可以从一个小兵升入士官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受过极低的教育，有的甚至只具备维持最低程度的集体生活秩序的能力，于是创造出一种非常单纯的敬语来取代微妙复杂的敬语。此外，门第观念表面上虽在军队里消失了，但现实是只有农村中的地主或地主兼自耕农，即封建农村的上层者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等学校去读书。军队是一个非常封建的社会这一点没有变。因此军队发挥了平等派作用的主张是很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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