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2010年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因驾驶车辆肇事，将一名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撞倒在地，因药家鑫看到张妙拿个本子记车牌号，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6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2011年6月，被执行死刑。
陈世峰—2016年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汉语研究科一年级学生，2016年11月凌晨，将前女友刘鑫的室友江歌用水果刀捅了10多刀，导致江歌当场身亡。2017年12月20日，被日本东京裁判所宣判有期徒刑20年。
这两起案件有很大的相似处。犯罪者都是正值青春年华，处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在高校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然而犯罪手段令人发指、凶狠残暴至不可原谅的程度，虽然时隔六年，还是令人久久不能平静，引人深思。同时，犯罪结果给受害人及家属带来的伤害，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应该都是极其巨大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样的。
然而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却相去甚远。一个执行死刑，一个被判决20年的有期徒刑，20年期间，有可能还有还会发生什么，让这个数字再缩小，那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杀人偿命，这是天理。况且杀人手段惨绝人寰，凶暴残忍。人的生命难道有贵贱之分，难道受害者的生命轻，杀人者的生命重吗？
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法官需要慎重，以免误判。但在证据确凿，真相大白的法庭上，为什么对生命会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呢？
是的，执行死刑，就意味着一切的发展和可能都没有了，一切都结束了。连给生命救赎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是他犯下大错需要承担的后果，只有这样量刑，才能给杀人者以畏惧的力量，给受害者一个明白的交待。
从小受父亲的影响，骨子里带着不可侵犯的正义感。记得刚上班的时候，看见盛气凌人的奔驰车主信口胡言欺负我们的保安，还要动手打人。我一下就冲进撕扯的人群让仗势欺人者住手，还当着他们的面儿直接给警察打电话。我就是看不惯弱者被人欺负的样子，同样陈世峰没有被判处死刑，我心里也过不去这个坎儿。对于死者江歌和她的妈妈，我愿意为她们声张正义，为她请愿。
然而，我又看到…
柴静在《看见》一书中写过在药家鑫执行死刑后，对药家鑫父亲的采访。不难看出，一个旺盛的生命被执行死刑后，他的家人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从采访的细节中，我也理解了药家鑫的犯罪动机。这与他从小不被鼓励，只有打骂的童年经历密不可分。在军人父亲：“不打不成才”和“恨铁不成钢”粗暴、严厉的教育下，犯了错误后，不敢面对，不会处理，害怕承担，才酿成了今日的悲剧。
肇事后的他看见张妙记下车牌，也就是张妙的这一举动，点燃了他内心极大的恐惧，害怕张妙找他的父母，害怕张妙不依不饶，害怕父母的不能原谅，导致他最终选择了凶狠残忍的杀人灭口。
药家鑫其实是个好孩子，他喜欢小动物，钢琴专业拿了第一名。只是在家庭教育中扭曲了人性，学琴学不会，就会被尺子打手，会哭，但从不反抗。在外面跟同学打架了，不管谁对谁错，他回到家都是要挨骂的，在外面受了欺负和委屈，爸爸也不会为他做主，还说，无所谓，不用计较。别人按着他的头往墙上撞，他也不跟父母说，因为不敢。也不愿意去学校，害怕别人再欺负他。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让他害怕面对错误。
再看看张妙，张妙从小在农村长大，张妙爸爸说的最多的事“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在农村，这都是对娃的金贵。如今，她已嫁人生子，还有个两岁的儿子，以卖麻辣烫为生。
判处死刑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是杀人偿命是天理，你犯了大错，你剥夺了另外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剥夺了这个生命在世界上的一切可能，还有这个生命对他的亲人的意义，难道你不该为这样的结果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柴静说：当她听到新闻“药家鑫被执行死刑”时，她没有感到大快人心，有的却是胸口恼人的空茫。虽然她也曾经主张剥夺他的生命，判他死刑。
她认为：没有给生命救赎的机会，于是就抹杀了一切可能。
“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在一个法官的日志里写道：我每判处一个死刑，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乞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尽管他也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
看了这些，我想这些天天在道德与法制，人性与法律的较量中厮杀、看见的人，应该比我对生命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同我们一样敬畏生命。
在这样的认知层面上，我愿意臣服，虽然现在的我还是不能接受对陈世峰的判决，仍然希望判处他死刑，为江歌的生命讨回公道。
但我愿意用变化的眼光去思考这些新闻人和法官的所见所感，同时，我也愿意相信如果废除了死刑，会换来更大的慈悲和对生命的敬畏，这也许就是发达国家废除死刑的出发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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