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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生活的城市毫无情趣。唯一让我有点欣慰的是家附近一个桥洞的涂鸦。我时常沿着河畔漫步,偶尔能遇到一群反戴着帽子的少年在那里创作,作品是怪兽、火星文和一些城市亚文化符号,看着相当有腔调。
每当这时,我心情就格外愉快,觉得生活也斑斓起来。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脚就跟着心挪到这里。
但有时候,我心情只会更坏。因为那些让我心跳的涂鸦会消失在灰色的油漆下,像一块块补丁趴在大理石墙面。旁边还有几个蚯蚓般的红字在庆祝胜利:不准乱涂乱画。
随着时间的推移,涂鸦冒出的角落越来越刁钻,例如5米高的桥墩上,立交桥的顶部……但每一次灰色油漆都如有神助,说盖就盖了。
最后一次,涂鸦出现在一条臭水沟的堤坝上,我看不懂图义,但隐约觉是类似F词的宣泄。我那个乐啊:哈,这下没辙了吧?难不成你还坐船去?
人家就这么能。这种胜利感仅存在3天,灰色油漆如期而至。我的心在细雨中呼喊:城管同志,你赢了!
02
在北京,我坐的最多的就是地铁。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呆头呆脑的交通系统了。白色或银色的长龙冷漠地驶来驶去,连自动门都一副“你爱进不进”的样子——夹你丫没商量!
一次到伊斯坦布尔旅行,我第一眼就因为城轨爱上了这个城市。色彩斑斓的车身,叮叮当当地穿行于闹市。到站了,站台大叔还会热情地帮你拉行李,say hello。
回来后,我为此惆怅了很久。后来又中了几碗“鸡汤”的毒,每天带着微笑去上班,还向陌生人点头。但周围的眼神无不传递着一个的信号:你丫有病吧?
有一次坐10号线,前面是一个微胖的姑娘,一手拎一堆东西,一手看手机,看着看着竟不能自已,门一开就捂着嘴踉踉跄跄地跑出来。靠到一根柱子后,她哭了,双手抱头坐地上,东西散了一地。
周围的人匆忙而过,似乎连抬一下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有一个黄衣志愿者注意到她。这是位大叔,肚子很大,臂上别着袖章,腰间挎着一个扩音器,那架势好像下一秒秧歌就要扭起来。
姑娘哭得已经颤抖起来了。前任结婚了?男票提分手了?还是被公司炒了?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我鼻子都要酸了。
此时,大叔却淡定地、缓缓地扶起了耳麦,没错,他扶起了耳麦,一股爆破而撕裂的声音从扩音器里迸发出来:“哎,哎,不能坐地上,多难看呀,再说绊着人了咋办呐……”他还用脚上的千层底儿碰了几下姑娘的鞋尖以示提醒。
我看着姑娘的悲伤在急刹,继而惊慌失措,将南瓜大的悲伤硬塞回肚子里,最终落荒而逃。在这个被居委会style统治的世界,那一刻我特别理解她。
03
我们的城市无时无刻不在杀死有趣。我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喜欢去北京路商业街。一个人流如织的晚上,我走出地铁站,看到一个清瘦的小伙在街头用小提琴演奏梁祝。那技艺的娴熟、音符的悠扬,让整个城市仿佛都文艺起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共同将这场街头的殿堂级演奏推向高潮,当拉到化蝶这一章节时,人们的情绪也被推向饱满,随时喷发。
很不适时地,一个杵着长棍的协管员扒开人群硬闯进来了,他显然很愤怒,一边粗暴地敲着地面,一边嚷着:“不准摆摊、不准卖艺,走走走!”像赶走一个乞丐。
这种从阿尔卑斯之巅坠落的感觉太不好受了,人群朝他一阵嘘声:“顶你个肺!”
04
这种事越来越多之后,我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对中国城市的品味我已越来越不抱希望。就像我最爱的某高校一座布满藤蔓的红砖楼一夜被拆,最经典野长城被修成一道水泥槽,也只能一声叹息了。
最凶残的一次是在坝上草原。驻地木屋外有一片宜人的野花地,我快乐地奔向野马群,被一块木板绊了一下,回头一看,上书:禁止采花、采花剁手!顿时,我的好心情就像泄气的气球,呲呲地往外冒了。
从那以后,我下决心要和这个无趣的世界友好相处,但总是不得要领,左支右绌。去年春节,我一个南方的同学因为拆迁成了富二代,还买了一辆一百多万的福特进口大皮卡,炸爆了我的同学圈。
但后来这件原本拉风无比的事,却成了一个笑话——同学雄赳赳气昂昂地开皮卡去上牌,由于排量和载重达到了农用小货车的水平,车管所的同志特别认真负责地在他两侧车门上喷了“XX市XX镇,限坐5人”字样。
我为此笑足了一年,也总算明白了,在这个处处与有趣为敌的年代,王小波笔下的“有智,有趣,有性”的世界是越发难以企及了——一切都变得那么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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