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课程‖琵琶行：批评大学教授的“特工”式读诗

别课程‖琵琶行：批评大学教授的“特工”式读诗

[本课程为马正平先生非构思语文理论的实验]

1.语文课不怕有难度，就怕无批判性思维

在第一个班上本课时，同学们几乎都认为那个教授的议论文字（见后）有说服力，只有一二个认为没有说服力，但这一二个同学，都没有较好的表述出自己的判断理由。对此，我也并没有抱多少遗憾和过高的想象。在第二个班，同样是几乎都认为那个教授的文字有说服力，只有一二个同学认为没有说服力，但就是这一二个同学依文本根据的反驳理由，让教师我兴奋地如吃了浓咖啡。学生们也和我一样，再次（这两同学在语文课上，经常“出风头”）把这两个同学刮目相看了一回。

那么，我这样的叙述有何意义呢？我想的是：

1）说明我的课程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以为，这是语文课程必须的，只要是有道理的难度，哪怕没有一个学生能解决此难度。长期以来，语文教师总会抱怨学生不听语文课，我以为，那主要是语文课程本身没有足够的有道理的难度所致。学生在你的语文课堂上得不到思维的乐趣，即使看起来他们认真在听在学，也可能是障眼之假象。（你想一想，在语文课上，一二个普通学生，有根有据地把教授的文字批驳一番，于他有何等的快感。快感是来自于难度之战胜，来自于众人不能言说之言说，也来自大众于对较高智力者的惊羡。）

2）教授的文字之所以可以批判，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地阅读、聆听白居易《琵琶行》之文本本身所传达的含意，于是，写出来的文字（文章）就不是合宜的对话、言说，倒似乎是哗众取宠，以迎合人民的普遍拍掌——这一点，在课堂上就可直观到。因为，一个班六十多位学生，只有一二个学生不同意、不称赞。因此，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写作是为大众写作，还是为真理写作？在我看来，大众不必定代表真理，大众也可能是乌合之众。

这里我不打算过多言说批判性思维本身——马正平先生在一篇论文里，有相当精准的说明：批判性思维即是“审辨性思维”、“明辨性思维”、“独立性思维”，“公正性思维”，也可以说是得体性思维。（引号内为马老原文）。我只说，在语文课程里，把专家、学者、教授等权威人土的与所学文本相关的文章拿来做批判性思维，是有趣的，也是来劲的。我所设计的课程里，直接批判这些权威的并不多。但是，我的诸多文本解读，都是独立于教学参考书为代表的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课程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践行。当然，我的这种独立性成果，并不是不可再批评。只要批评的得体、合宜，对学问本身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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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教师可以不懂文艺，但胡说就不好了

下面，是我课程中的片断。

你认为下面的教授所言有说服力么？为什么？

白居易的错误主要有四点：
第一，她对妓女的命运缺乏认识。他认为歌妓在风月场所弹琴卖唱，“五陵年少”争给红包、争给小费，那才叫幸福；和“五陵年少”喝酒打闹，弄得“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那才叫幸福；每天和“五陵年少”厮混，“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那才叫幸福。而妓女从良，脱籍，嫁人，过上一种安定的、平静的、有保障的、有人心疼的生活，反倒不幸福了。也就是说，歌妓做奴隶就幸福，做自由人反倒不幸福了。

第二，他对商人缺乏认识。他的脑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轻商观念。他认为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是一种不幸，请问，不嫁作商人妇，难道嫁作诗人妇吗？你白居易愿意娶她吗？你那么同情她的不幸，你把她娶回去呀！他又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请问，商人不做生意，不向国家交税，你这个诗人兼国家公务员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玩什么？白居易对商人的认识，不如他的同时代人。我们只要看看张籍的《估客乐》，就知道当时的诗人对商人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要用时代的局限性来为他开脱。

第三，他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江州司马，相当于今天九江市政府的一个秘书长)，深更半夜，把人家一个有夫之妇叫到自己的船上饮酒弹琴，这还不说；还用很多不恰当的言论，不恰当的同情，不恰当的眼泪，煽动人家对丈夫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琵琶女最初并不想上他的船，人家一直很犹豫，因为毕竟深更半夜了。可是他呢，“千呼万唤”，非要人家出来不可。这就有点像现在的某些腐败官员，非得要那些文艺工作者出来陪酒、陪唱不可。

第四，白居易贬低江州文化。我们知道，唐代的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江州治浔阳(今九江市府所在地)。江州下面有一个县，叫彭泽，陶渊明在这里当过县长。他辞职之后，回到家乡栗里，栗里属于今天的星子县。无论彭泽县还是星子县，在今天都属于九江市。也就是说，唐代的江州，就是陶渊明的故乡，是中国第一流大诗人的故乡。那个地方能出陶渊明，可见那里的文化并不落后。不仅不落后，甚至还很先进。白居易在自己的其他作品里，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对陶渊明的仰慕和追寻。可是在这首《琵琶行》里，他居然把陶渊明故乡的文化贬得一塌糊涂。“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又什么“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你白居易是郑州人，北方人，你听不懂南方的江州民歌，就能判断江州民歌不是好民歌吗？（广州大学 曾大兴《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败笔：琵琶女形象不够真实》出自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12-29/35675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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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者以为：上面的议论没有说服力。白居易没有错，艺妓也没有错：

1）应当允许琵琶妓把自己的少年成才、演艺走红、花天酒地、自由欢笑视为幸福，而把家败色衰、丈夫轻别、孤独凄寒视为不幸。这样的幸福感合乎艺妓职业特点、合乎人性、生命自由的原则。教授理解的艺妓的“幸福”，只是他自己认为的一种理想的或想当然的幸福。这种自以为是的“幸福”观不可强加在艺妓的身上——否则，就有对艺妓的幸福感、自我意识的“强暴”之嫌。

2）诗中并没有说商人不该去做生意，而可能是说商人只看重钱与利而不重情感、不懂浪漫、不懂得疼爱人。女人需要男人的爱与体贴，又错在哪里呢？

3）如果听妓艺演奏不违背当时官方的纪律，也不确定是公款吃喝，也不见得是强迫艺人卖艺，那么，白居易仍然没有错。

4）诗人在谪居卧病、地偏寂寞、孤独无聊的情况下，认为山歌难听，是非常人性的，并不存在什么贬低江州文化。即使江州文化真的如教授想象的多么先进，但一个落魄诗人（官员）不喜欢，也是正常的，他人对此无可厚非。

教授之议论文字，之所以信口开河、 一派胡言，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读懂白居易的《琵琶行》在说什么。大学教授，把诗歌阅读搞成了新闻阅读；或者说，把自己放在了纪检委或特工的角色上读诗，捕风捉影地寻找作品中人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表现上的蛛丝马迹，根本不顾诗的主旨情感和意境氛围。这种阅读，不仅败坏文艺，或许也败坏人。因为，这教授即使是做“特工”，也做得过于捕风过于虚空，也就相当于使坏心眼陷害当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