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上关于医源性损伤的认识至少始于公元前4世纪，“以不伤害病人为前提”是 古希腊内科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的第一原则，并被写入“希波克拉底誓言”，成为每个医生在执业前都必须念的誓言。
尽管说“不伤害”说了那么多年，“医源性伤害”一词只是在近期，也就是几十年前才出现的，即在已然造成了那么多伤害之后。
要让人们广泛地认识医源性损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医源性损伤的概念在医学界 之外几乎不为人所知（就算在医学界，这个词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普及）。
20世纪30年代，在389名接受纽约市医生检查的儿童中，174名被建议切除扁桃体。剩下的215名儿童再次经过医生检查后，又有99名被认为需要手术。剩下的116名儿童又被带去看医生，其中52名也被建议做手术。扁桃体炎的发病率的范围
为2%~4%，这时需要多少做手术呢？在当时手术的风险比较高，每15 000名手术患者中就有一人会死亡，相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理解这种医疗方式的收益和损害之间的平衡点了。这个故事让我们见证了概率杀人的现象，你知道每天是否在自杀。
对于每个遭受一场不必要的手术的孩子来说，你可能就此缩短了他的预期寿命。这个例子不仅让我们意识到了干预所带来的伤害，更糟糕的是，它展示了人类是多么缺乏在损益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意识。让我们将这种“提供帮助”的冲动称为天真的干预。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它的成本。扁桃体切除手术给那些实际上不必做手术的儿童带来了伤害，而这项手术给其他儿童带来的所谓康复的益处却被大肆鼓吹。这种净亏损或超过治疗益处的损害被称为“医源性损伤”，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治疗师所造成的”损害，每次你去看医生并接受治疗，你就要承担治疗损害的风险，这与我们权衡其他利弊的方式一样：概率收益减去概率成本。
一个典型的医源性损伤的例子是：乔治·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12月死亡，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的医生使用了当时的标准疗法，包括放血，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或至少加速了他的死亡。
在产生医源性损伤的领域中，医疗领域的情况还算相对较好的，也许是唯一情况 较好的领域。我们看到了问题，因为它获得了关注和处理，事情如今已逐渐得到 了控制，只不过我们还要承受“做事的代价”：在美国，医疗失误所导致的死亡 率仍是车祸死亡率的3倍到10倍。 人们普遍认为，医生误诊导致的死亡率超过任何单一癌症所导致的死亡率。
如果外科医生给病人截肢时选错了腿，或者手术时切错了肾，再或者病人死于药物反应， 这些无疑是医源性损伤的典型例子。
当你因一种无中生有或杜撰出来的精神疾病，比如说多动症、抑郁症等， 给孩子用药，而不是打开桎梏他们的枷锁时，其长期的危害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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