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科批评一些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圣经》不过是一些神话和传说的汇编，这些神话和传说事实上是教士们煽动起来的“偏见”和“赝品”。相反，神话证明，早期人类是用一些不同于后来时代的概念框架来组织他的经验的。这些古人是透过神话眼镜来观看世界的。对他们的世界，我们只能通过运用我们的想象和移情活动来加以重构。通过想象或幻想（fantasia），我们可以感到我们自己身临他人之境；通过幻想，我们可以参与他们的生活，并从内部理解他们的世界。
幻想是去想象对世界作种种不同的范畴处理的能力。如果我们把神话当作“偏见”来拒绝，我们就丧失了能力去理解早先时代的人们是如何思想的，他们是如何从一种神话的实在观出发来行动，并因此而改变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维科认为，如果我们记得做一个孩子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可以在研究过去的过程中学会系统地使用我们的幻想。我们常常对孩子们奇怪的词语组合、奇怪的联想感到惊讶，对“诗歌”、“非理性”、“无法得出逻辑结论”感到惊讶。早期人类的原始的、前逻辑的心灵一定也是这样，维科说。就像小孩长成大人，长成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个体一样，早期的民族也逐渐发展出理性思维的能力。维科看到，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和一个个人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类比；种系发育（物种的发展过程）与个体发育（个体的发展过程）有相似性。所有民族都有童年、少年、成年、老年和死亡。这个过程包含着一种无限重复的循环模式。
对维科来说，我们借助于我们的幻想而获得的洞见，并不是建立在通常意义上的事实的知识。它也不是基于概念间关系之上的知识。与它更相像的，是我们以为我们对一个密友的性格和行为所具有的洞见。维科主张，因为我们具有共同的人性，我们是能够从内部来理解其他人类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行动诠释为是意向、欲望和理由的一种表现。要获得这种洞见，第一步是设法理解生活在柏拉图的雅典或西塞罗的罗马意味着什么。在维科看来，我们只有运用移情作用或幻想才能获得这样一种洞见。这样，维科就设法确认一种既非演绎亦非归纳（也不是假说-演绎）的洞见或知识。因此他要为人文学科提供一种新的研究纲领或一套新的方法论原则。
《新科学》同时又是语言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综合。维科强调的是我们可称作“时代分期理解”（epochal understanding）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包含三个主要时期：1）神的时代，2）英雄的时代，以及3）人的时代。对维科来说，这显示了所有民族所经历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当然，他并不认为历史到处都走同样的道路。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民族都会经历这个在历史中有点典型意义的模式：民族的兴起、成熟和死亡。新的民族重复同样的循环。维科意识到，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是无法被完全追溯到特定个人的意向的，而且一个人的行动常常具有意外的结果。在这方面，维科谈论历史中天意的神秘之道。但是，他的观点既区别于斯多葛学派对命运的理解，也区别于斯宾诺莎对必然性的看法。上帝，或天意，并不直接干预历史，而相反，天意通过人类行动来实现没有想到过的事情。
根据“理想类型”模式，我们可以对维科的历史观做更仔细的考察：早期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的时候充满着恐惧和害怕。于是自然界被赋予意向和目的。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存在都是神圣的。这些人还没有形成以后时代的普遍概念和精致语言。他们的世界观的基础是一种类比性的、联想性的思维方式。他们想象传统、习俗和制度都是由神祇决定的。权利和真理都是通过神谕传达的。最早的“自然权利”被理解为是由神授予的。政府的形式是神权政治。因此这是一种这样的生活方式，其中万物都是由人的原始“天性”或心态所连接、所决定的。这就是维科的图式中的神的时代。在这个阶段，人发展出适合其生活方式和情感阶段的宗教、艺术和诗歌。在第二阶段，英雄的时代，强大的长老们成为家庭和氏族的首领。弱小的个人寻求保护并沦为奴隶。维科认为，我们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看到就是这幅图景。荷马时代的英雄们是唱歌的，而不是说白话的。比喻压倒了专门术语。这个时代的智慧是“诗性的”——而不是哲学的和推论的。在这个时期，在世界观、诗歌和生活方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
英雄时代中的社会分化造成了一种内在动力。奴隶的生命及其所生产的东西都在奴隶主手中。渐渐地，奴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力量，要求少一些保护。他们变得“人化”了，学会辩论，要求他们的权利。奴隶们的挑战导致奴隶主积集力量来镇压被压迫者的起义。这个冲突是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来源。在维科看来，梭伦（Solon，公元前630—前560）是一种新的平等主义的最早代表。
梭伦鼓励被压迫者进行反思并意识到他们“与贵族具有同样的人性，因此应该在公民权利方面与他们平等对待”。这样，维科就预期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参见第十六章）。维科说，一旦被统治者被承认是与统治者平等的，政府形式的变化就不可避免了。这样，国家就从贵族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在这个转变时期，语言也改变了它的属性。我们进入了一个“散文的”时代。人类学会使用抽象、使用普遍概念。哲学智慧代替了诗性智慧。“现代人”把神圣的东西和凡俗的东西区别开来，把寺庙和酒馆区别开来。维科把这第三个历史时代称作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首次出现，个人主义也首次出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造成了种种分解和解体的倾向。古代最后的“现代”人类是犬儒派、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衰落以野蛮告终，中世纪则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根据维科的观点，所有民族都经历这样一个循环的模式（corsi e ricorsi）。不清楚他是把这个历史过程诠释为一个“同样东西的永恒重现”，还是把它诠释为一个辩证的、螺旋的模式。这个过程的推动力是人自己；通过战争和冲突他创造出仍然反映其对生存之看法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制度。一位研究维科的专家称他为一位“充满想象的历史唯物论者”（以赛亚·柏林），这话说得大致不错。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维科引入了所谓历史主义的个体性原则；也就是说，每个文化和时代都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新的生活方式比先前的生活方式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它们只是不同而已。按照这种个体性原则，维科否认存在着绝对的审美标准。每个时代都有其自己的表现方式。因此。我们称为荷马史诗的，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和一个蛮性的统治阶级的表现——因为只有这种类型的条件才有可能产生出我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看到的那种对生活的看法和对人的看法。维科强调，后来的时代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史诗，因为荷马时代的人们亲眼看到的东西是我们不再看得到的。同样，英雄的人格和民主的人格（分别如摩西和苏格拉底）必须被看作是两个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的独特的典型的表现。同样，尼禄的精致的残暴是一个处于解体和衰落中的时代的例证。按照这条个体性原则，维科主张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形式由那个时代的自然权利的特点所决定。对自然权利的看法也根植于说到底反映了一个时代流行的实在观和生活方式的那种道德和风俗之中。这样，我们可以在一给定社会的制度中找到一个确定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是人的各种资源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因此，维科提出了一条我们后来在赫尔德、黑格尔以及德国人文学科研究（Geisteswissenschaft）那里所碰到的历史主义的个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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