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于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公差，押解一名犯人去京城。犯人是一名犯了戒规的和尚。路途很远，负责任的公差每天早晨醒来后，都要清点身边的几样东西。第一样是包袱，他跟和尚的盘缠、衣物都是在里面，当然不能丢；第二样是公文，只有将这公文交到京师才算完成任务；第三样是押解的和尚；第四样是自己。公差每天要清点一遍，确认了包袱还在，公文还在，和尚还在，我自己也还在，这才开始上路出发。
日复一日，偏僻的小路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行走，于是，免不了闲聊几句。久而久之，彼此互相照应，关系也越来越像朋友了。
有一天，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两人赶了一天的路，投宿到一个破庙里。和尚对公差说，不远处有个集市，我去给你打点儿酒，今天放松一下。公差心思松懈，就给和尚打开了枷锁，放他去了。
和尚打酒回来，还买了不少下酒菜。公差喝得酩酊大醉，酣酣沉沉地睡过去。
和尚一看，机会终于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刚刚买来的剃刀，一下了就将公差的头剃光了。然后，他将公差的衣服与自己的衣服调换了一下。连夜逃走了。
对发生的这些，公差浑然不觉，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后，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开始清点东西了：包袱还在，公文也在；找和尚，和尚找不着了。庙里找，庙外找，到处找不着。公差就抓挠着头皮想：和尚哪去了呢？呃？发现头居然是光的！低头一看，身上的衣服也是僧袍，恍然大悟，原来和尚也在呢！
前三样都在，第四样就该找自己了。公差又四处找，怎么也找不着自己，心里纳闷了，和尚和东西都还在，我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故事放在今天来讲，就显得格外有意味了。
包袱就好比我们的物质生活。大家都日日在谋求着，丢不了。
公文也就像我们从事的职业。大家在职业中充当着一定的角色，想忘也忘不了。
和尚就是我们复一日做着的事，不管平凡或伟大，做这些事已成为一种习惯。
物质生活、职业进取、琐事繁杂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家人的事、工作的事、朋友的事成了全部的奔忙内容。唯有自己被这样的繁忙给忽略了，不知不觉将自己置换成了囚徒，不知自己到哪儿去了。
职位越来越高，到最后成了权力的囚徒；
钱越挣越多，最后变成了金钱的囚徒；
专注情感，痴迷不悟，最后变成了感情的囚徒。
往往自己最看中的东西，最终把自己裹挟进去了，让自己成为了它的囚徒。这时，“我”就丢了。
怎么才能不弄丢“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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