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地域文化图书，汗牛充栋，却乏人问津。一个通病——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有如坐井观天，谁听你说来？原本文化渊薮之地还好，一般的只能自产自销，浪费公帑了。如何摆脱这种困局？恩格斯说，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在地域文化写作方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过去的时代有，比如方志编纂的体例都算；当今时代，几乎没有。因此，程美宝教授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几如空谷跫音，弥足珍贵，尽管作者开宗名义地申明，“本书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研究”的书。当然作为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选题也不会这么褊狭，桑兵教授将其纳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也说明了这一点。
严格地讲，在传统中国，各地固有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风俗的差异，但并无所谓地域文化，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始于元末明初，更严格讲始于近代，伴随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成形。即如程美宝教授所谓，近代地域话语的建立，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封建王朝的“天下”转移到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其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而其内涵，则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的层积。这些范畴的设定与目标的探讨，客观有助于使地域文化的研究和建设走出褊狭，不再芜杂。
更重要的是，程著是以“广东文化”为例展开的研究，对于“广东文化”话语的建立过程及其内涵进行了详细梳理，实应作为我们今天岭南文化建设的重要起点和参照。内里涉及到许多名流如梁启超、陈序经、简又文等对于广东文化的主张，其观点之深刻新颖，也让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尤其是普及者汗颜。比如陈序经（海南人，曾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认为南北文化的真谛，其实是东西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争论的以岭南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可转换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南方文化的成长，一面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一面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观点，很富时代意义，已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陈氏的相关著作也多已重新整理出版，如《东西文化观》、《中国文化的出路》（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值得特别关注，但许多地域文化工作者听起来似乎颇感茫然。
而最有意味的是，作者通过充分而严谨的论证表明：“广东与国家的政权和文化距离越远，广东的政客和文人越积极论证他们的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并进一步说这不仅是广东现象：“这个悖论长期贯穿了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此看来，地域文化建设的背后，常常潜藏着微妙的政治考量，而又往往不为人所知，即便身历者也多不自觉，那么，地域文化研究所应秉持的高度及其面临的复杂性与微妙性便陡升了；对于前贤的论述，我们不能信手拈来即用，须要顾及当时的背景与语境。地域文化研究岂容易哉！然而一旦虑及这一层，视界既高，接下来的事反倒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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