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儿子初一,女儿五年级,这几年生活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农村城里家家户户都安上电话了,所有的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村长决不来县里我们家,固守着自己的坚持,可是婆婆偶尔会来,马路修得更远了,村里步行半小时就可以到马路上,路过的车也多,招手坐上就可以直接来县里。儿子女儿周末也会高高兴兴地回去,回城里也会带回很多粮食蔬菜。
五月的一天,村长突然晕倒,我回到家才知道已经送到县医院里。婆婆一直守着他,我送饭,两天后查出来食道癌晚期,张和平随即回来。输了几天液情况稍微稳定了,医生对我们摇摇头,村长精神好些后,他大概感觉到了什么,冷静拍板要回老家。
后面三个多月,张和平隔三差五从医院背一背篓需要输的液体药回老家。前一个半月村长的精神头还不错,能多多少少吃些东西,儿子女儿陪着他常常会出去走走,后面两月进食越来越难,主要依靠输液,我还记得他在六月底的时候还说要吃新米。张和平就去田里摘些新稻谷,一粒一粒剥出来,稻香满溢,煮好端给他时,他也只能闻闻香气。好像这样也可以满足了。
回到老家之初,村长就要求做自己的棺木,张和平请人伐了木,运到院坝里,他在院里放了张竹制太师椅,白日不下雨,他就坐在太师椅里,看着张和平与一个木工在他面前劈、锯、刨、量,好像见证自己的棺木成型是一件让人感到安慰的事。
最后上漆之前的打磨他甚至自己动手做了一些,珍而重之的样子,不知是在向人世告别还是在为将来入土以后的日子求安宁。我想起一个电影,一个人在生前给自己举办追悼会,那给自己做棺材的过程算不算参加了一次自己的葬礼,也算一种仪式。或者他一生好强,所以想尽量控制自己所有的一切,对他也是一种安心。
时间好像很快,确诊四个月不到,刚好那日我回家一趟,张和平去城里背药,虽然那几日他几乎已经输不进去药水了,可是大家还是默契的继续着这件事,告诉自己告诉别人告诉将要面临死亡的人,我们都在尽力。我在屋中收拾东西,姐姐们正在来的路上。婆婆突然喊:“红红,红红!”我跑过去,村长的本来干枯的面容上泛着红润,似乎从昏睡或将要醒来,眼珠不住的转动,手在床边胡乱抓着,全身着抖,似乎有什么东西抓着他,他在拼命挣扎,可是太过虚弱,哪怕用尽了全力,这挣扎也显得十分无力,连被子的褶皱看起来都变化不大。
前后不过两分钟,他就渐渐平息下去,最后手指轻微地抽了一下,垂了下去,再也动不了了,我正在想要不要去喊村里的医生,似乎还没想明白一切就尘埃落定了。婆婆也只慌乱了一会,就去准备后面的事了。我突然有点不知道干什么,村长默默地躺在那里。生命太脆弱了,那时大脑一片空白,好像在一片静寂的空间中,只有这句话浮在虚空,然后一遍又一遍向我砸来。
他的儿子女儿在一个小时左右都回来了,大概所有人都没想到,临终前是我守着。老家有种说法,孝子贤孙要给老人送终,所以张和平自他不能再起床以来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姐姐们也轮流回来看他,没想到是他遵守礼制从来不单独同在一个屋的儿媳妇守着他落下最后一口气。
溽暑难耐,孝子贤孙挨个守灵,长明灯点了三日后,早上六点就下葬了,我跪在墓前,看着面前纸钱漫天飞舞,耳边吹拉弹唱声音不绝,这个与我直接说话不多,但是影响我一生的人死去了,就躺在面前的墓碑后。从记事以来大部分时间我几乎都怨恨着他,从小我受到的嘲讽,婚姻的不自由,甚至人生的不自由,尊严的践踏,都有他在,并且占着其中举足重轻的角色。此时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大概就像面前这些飞舞着的灰烬一样吧,终究会尘埃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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