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老师提出，写作应该讲究真情实感，所以不能编造素材。新课标中也是旗帜鲜明地说了要倡导学生“表达真情实感”。但是我个人认为，表达真情实感与编造作文素材并不冲突。如题，我一直认为，学生考场作文可以编造。
有时候，我们改卷碰到一篇好作文就会忍不住去找学生打听，这件事是真的吗？学生往往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编的，哈哈……作为老师，反倒司空见惯了。我觉得艺术本来就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编造也算是发挥了想象力，如果想象力又符合逻辑，那么编造就会很成功。
为何说编造作文和表达真情实感并不冲突呢？我们在编造作文时，会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遵循现实规律，进行一定的联想和想象，别人身上发生的某件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这件事情所触发的情感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们觉得自己也有类似的情感体验，或者渴望类似的情感体验，我们便把这件事情给“安排”在自己身上了。这样的编造，谁说不能表达出真情实感来呢？情感被调动了，语言被运用了，我觉得就算是一篇编造得不错的作文。
我想起我念八年级时，写了一篇关于我与宠物狗的故事，写的很成功，应该说是编的很成功。晚自习的时候，老师在班里有感情地朗诵了，下自习时还没有朗诵完，同学们都过来追着问我，那条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说，明天老师念出来，你们就知道了。
其实我家里没有那样一条狗，我写的这篇作文源于很早之前。我在某本被老师禁止阅读的青少年读物的。当时读了之后，很喜欢，可是时间太久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细节了，我就编造了一下，把这样一个人狗情未了的故事给“安排”在自己身上了。
当时的阅读体验调动了我的情感，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被人狗之间这种纯粹的友谊给深深触动了，青春期的孩子，敏感又孤独，正是渴望与外界建立友爱的时候，所以我在写作文的时候，把我所能想象到的细节都编进去了。事实证明，编的可还行。
作家叶兆言说：编造其实本身不是什么坏事，编造是文学范畴的，虚构就是编造。写作能力和创走能力不是一回事，我们讨论的是写作能力的范畴，编造成功的，就是好文学。
叶兆言先生还举了个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直至苏轼前来谒谢主考，欧阳修方问及出于何典。
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不禁对苏轼的豪迈、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就连宋仁宗初读苏轼、苏辙的制策论，回宫后也喜不自禁地说：“朕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正如叶兆言先生所说，如果你编一个故事，能把考官都蒙过去了，那编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编的让考官觉得你并不是编造的，你就成功了！
所以，孩子们，大胆编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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