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的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药丸、药饼、生草药和五色药石以及研磨器械等制药工具等。
唐宋时期，广州是南药的主要集散地。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回国路经广州时，曾经记下了他目睹的情景：“江中有婆罗、婆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北宋毕仲衍所著《中华备对》称，熙宁十年（1077），全国有3个口岸向外商收购乳香，广州一处就购得34.87万斤，占全国入口总量的98%。
唐代有许多贩卖香药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后裔。五代前蜀时李珣、李玹、李舜弦兄弟妹三人是波斯人的后裔，出自著名的香药家族。李珣精通医学，所著《海药本草》六卷是专门收集从广州传入的海外药物的药学著作。唐代从海外传入不少外国药物，如沉香、琥珀、延胡萦、质汗、麒麟竭、郁金、阿魏、诃梨勒、丁香、胡椒、密陀僧、底野迦、无食子、龙脑香等上百种。他们来自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地区，直至欧洲和东非地区。
在李珣之前，已经有不少著作记录了从海外输入中国的药材，但没有一部能够比得上《海药本草》详备。李珣的记载面很广，金线矾、小茴香、荜澄茄、仙茅、降真香、海桐皮、海红豆、芦荟、藤黄、没药、天竺桂、海松子、砗磲、珍珠等都是首次被收入本草学中来的，对这些舶来药物的性味、功效、炮制、应用等方面的记载也基本符合现代中药学的科学总结。
李珣在对海外传入的药物和国产的药物相比较的时候采取的态度公允客观，既不盲目崇洋，也不盲目自大。比如他认为“生广南山谷”中的土产茅香“尤胜舶上来者”，但琥珀“复有南珀，不及舶上者彩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今天的对外交往也不无启迪。
唐代博大的文化胸怀，还吸引许多“洋大夫”来到岭南行医。748年鉴真在广东韶州（今曲江）受热染眼疾，就曾请胡人医生医治，但却导致眼睛失明。这说明当时进入岭南的外国医生医术也是良莠不齐。因此李珣等见识广博而又有独立精神的业内人士的见识有相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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