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工业化、后工业化推动了经济的飞跃发展，但同时产生的利益至高的理念，却往往违背自然，违背规律。而农耕文化却在劳作中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最为密切的关系。作为炎帝故里，高平似乎尚遗存着朴实敦厚的气息。
经济转型期的高平小城经历了失落与迷惘，但几千年农耕文化的滋养使他天生具备了不焦不躁、悠闲自足的气质，因此便拥有了可贵而踏实的慢时光。农耕文化的理念还在这里孕育出了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如涓涓细流滋润诗意着这方土地。
高平黑陶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过程十分复杂，仅选料方面就要经过暴晒、浸泡、澄泥、过箩、发酵等多道工艺，如果省却了某个环节，那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就会大打折扣。
黑陶制作最好的原料是红土胶泥，而高平则具备红土储量巨大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将敦厚的土与优雅的水搅拌缠绵，直至完全融合，再经高温淬炼，当柴火烧制达到理想温度，再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这个过程产生的浓烟，便会神奇地形成一种独特的无釉无彩的碳化窑变。浴火重生后的黑陶黑中透莹，望之如金，坚实凝重，叩之如磬，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争美。
数千年前，祖先炎帝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耕而作陶”“作瓦曰陶”。2015年，考古人员在羊头山山顶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就有大量陶片。如今，高平黑陶以其独特的姿态绽放出“人类童年的智慧之花”。如今，后世子孙们正继承着先祖的工艺和精神，向着深不可测的未来继续绵延。
高平还是潞绸的原产地，而且是潞绸延续至今的惟一传承地。人类从炎帝织麻为布的远古走来，经过智慧的筛选与演变，衣料也由粗陋到精致。当浙江杭州等南方的丝织业尚未发达之时，伴随着清脆的驼铃声到达西域各国的丝绸大都来自山西。直到明清两代，丝绸业最为发达，便也是潞绸的鼎盛时代，当时的八大丝绸产地，潞绸是惟一的北方代表，与杭缎、蜀锦齐名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1个儿子朱谟就藩潞安府后，除了组织本地的潞绸机户，还从外地征集了许多机户来潞州织造潞绸。明弘治四年，朝廷在潞州设“织造局”，负责管理潞绸生产、调剂、运输、上贡等事宜。潞绸织造自此走上由官方督办的规模生产。
据史书记载，明嘉靖时潞安府每年上缴户部农桑绢300匹，生丝绢1200匹，大潞绸30匹，小潞绸50匹。特别是双丝泽绸，以织工精细、质地优良而畅销大西北。
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位皇帝像万历这样对潞绸痴迷。他执政皇权48年，坐派潞绸半个世纪，即使在弥留之际，也没有将其忘记。大殓内的万历一手摁下的是12个五十两的黄金大锭，另一手托上的是来自山西潞安的64匹丝绸。三百多年后，当考古人员徐徐打开万历棺椁的那一瞬间，山西的潞绸终于重见天日，再一次向世人展现了它的绚丽和旖旎。
如今，高平“吉利尔”早已享誉世界，延续着千年不衰的潞绸文化，传承并创新着这一古老而不朽的传统文化遗产。
作为农耕文化的发源地，高平从来都不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地方。在科技文明还不发达的时代，面对各种天灾人祸、疾病伤害，原始质朴的人们学会了通过祈祷神灵的帮助来舒缓痛苦与无奈。
于是，每逢节日庆典、迎神赛社、结婚迁居或寿辰周年等，便会以乐铺设，隆重举行一些庆祝、祭祀活动。
八音会则是指主要用鼓、锣、钹、旋、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进行民间音乐演奏的临时性班社。它以自发的群众组织形式，活跃在民间各种娱乐场合，起着相互帮忙和助兴的作用。
明清时期，上党地区的八音已非常普遍，只要有十几户的自然村庄就会有一伙八音会，大村有两三伙也不鲜见。人们以它所在的村庄或街坊称之。遇有活动，便被请去吹打一番，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配合的乐手们，则做出相应的表演，或喜或悲，或怒或怨，浑然一体，完整和谐。
这种流于民间业余的演出队伍，客观上为上党梆子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民间音乐基础。一些较高水平的、较为专业的八音会，逐渐演变为上党梆子职业戏班。
上党梆子是山西省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东南部。1934年赴省城太原演出时称作上党宫调，1954年定名为上党梆子。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音乐曲调丰富，音响强劲。以表现古代英雄、忠臣良将、外抗侵侮、内惩奸贼题材为主，许多剧目浸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富有积极意义。
《通鉴外纪》记载:炎帝“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炎帝制琴作乐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劳动之余的娱乐，更重要是为了以乐匡正天下，和谐人心，教化民风。
如今，上党梆子已把承载的情怀深深植根于高平人民的心中，戏迷乐此不疲，票友随处可见，群众百看不厌。上党梆子已成为晋城乃至整个晋东南地区的地域文化符号。从1991年至今，上党梆子先后在中国戏剧最高舞台上获“梅花奖”的共五人，其中有四人是高平美女，另一个是高平帅婿。人称“高平梅花四朵半”。
首阳巍巍，丹水汤汤，高平人一面紧跟时代的步伐，一面铭记着来自远古“以人为本”的先祖的告诫，不慌不忙继续演绎着属于高平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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