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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是一个害羞的人，从小到大。在那些老师还会表扬学生的年纪，我每天过得是很矛盾的，我既希望老师表扬我，又害怕老师表扬我。

每一次老师表扬我，我的脸都通红通红的，好似做了什么错事。也难怪，我是一个上课时老师看我一眼我就精神紧张的人。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注定是平庸的，因为承担不起赞美，也不愿接受批评。

所以我一直都愿意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老师提问时，我从来都不举手，更不要说毛遂自荐了；凡是与上台说话有关的事情，我一概拒绝，如果迫不得已必须上，内心也是战战兢兢的，总想着赶紧结束，这样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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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虽然随着年龄增长，脸皮变得厚了点，但是对于那些说话、展示、邀功、激昂陈词的活动，我还是不太乐意参与。而现在不仅是因为自己害羞，更是因为这些东西更多地伴随着“假大空”，或者说那是善于表演者喜爱的节目。

真的，只要说话对象变成群体，说话人说的话总是有夸大的成分。比如我们的前领导总是在下班之后的会上告诉我们争取明年让公司上市，我知道他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告诉自己“不急，不急，再等等，再等等”，只是一旦开会，他的声音也提高几分，对未来的展望也夸大几分。

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公司只有不到十五位员工，而且还有几位经常不在公司的，而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更要命的是我们从来搞不明白领导在干什么，今天要举办一个选秀节目，明天要搞采访录，后天又要拍电视。我们经常处于懵逼的状态，对领导的“畅想”也是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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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越发了解到爱说的人不一定干活多，不爱说的人不一定干活少。像那些所谓“崇高”的事情，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等，我想每个人遇到这些事情都会伸出援手，但是有些人总是用这些道德标准去衡量任何一件事情，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王小波在《关于崇高》这篇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

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虽然知青被表彰为革命烈士，但是大家疑惑的是：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

按照道理来讲，当然抵得上，作者也说了“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可是别人却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

我觉得上面这段话真是搞笑至极，我也最讨厌这种把任何事情都上升到国家、道德层面的言论，也厌恶不讲道理、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别人进行谴责的行为。

这是一种纯粹的不讲道理、愚昧地只讲崇高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没有自己的思维，容易受别人煽动，或者不假思索地照搬一些上面的指示。其实怪不得上面，是他自己太过迂腐。

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我生在大学生踊跃参加学潮的那一年，我会怎么做？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积极分子，那时候应该也不会是。我可能会站在远处看着他们，然后笑一笑，或者随大流加入，然后悻悻然回家吃饭。

王小波说，他可能也会捞那根电线杆，可能也会被淹死。所以他认为自己“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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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坐在湖边吹风，总是看见小孩子在湖边行走，或者直接坐在台阶上把腿伸到水里，有的则是在捉鱼。他们的行为其实很危险，因为湖水很深，但是家长总是以为有自己在，就没事。

而我则是一个过于保守的人，可能经常被教育要未雨绸缪。我喜欢把错误来到之前，尽量杜绝掉。

坐在那里思考了一下，假如一个孩子不幸掉进去了，怎么办？如果旁边没人怎么办？我该不该跳下去救他？

按道理讲，不该，因为我也不会游泳，我跳下去只会两个人都被淹死。可是于道德来说，我非常应该跳下去，因为那是一个小生命。

假如当时我没有跳下去，而远处又有一个人录了视频呢？假如他传到网上，我会不会成为全国人鞭笞的对象？应该会的。“道德”真是太可怕了，它可以让人不追求事实真相，可以让人丧失理性，可以让人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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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这样理解的：即使两个人都被淹死了，但是至少你去救孩子了；总好过你没下去，孩子淹死了好；也好过你没下去，孩子被其他人救上来了。总之，他们只看你救没救这一行为，并不看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人类真可怕，人类的思维也真可怕。他们认为“崇高”重于事实本身。也是，几千年来，我们早就习惯用一些莫须有的道德来绑架我们的行为了，比如丈夫去世，妻子要终身守寡；即使父母错，我们也要听话等等。

还好，我们现在有点进步是开始依法治国，而不是以德治国。否则，我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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