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是因为杨绛先生的离开而了解她，她离世之前曾有讣告，不希望自己的过世成为新闻，但事与愿违，这是杨绛先生所不愿看到的，但却让我能够更多地了解她，这也是我感到十分抱歉的。
我想杨绛先生是非常幸福地走的，抛开她国学大师的身份，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对家人有着极其深沉的爱。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钱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谁说离开不是团聚的开始呢。
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始终伴随一些难以自己的悲伤，但又不至决堤。书的文笔朴实平凡，娓娓道来，但人物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鲜明，大致是因为太了解了。
读书的时候就像是杨绛老先生她在眼前回忆往事，满眼的坚定却是能看到她内心的思念。
文章的开头描绘的是半现实，半梦境的情景，可以看到杨绛先生在先后送走她的女儿和丈夫的痛苦。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镜，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这时我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在这个梦境里，钱钟书在一艘小船上，钱瑗在医院，客栈是家，驿道是送别的路，杨绛在这之间来回奔波，却始终没逃过别离。这是我不忍看到却又无可奈何的，相信杨绛先生也一样。
书中大部分都在描写她与丈夫和女儿的一些往事，喜乐哀怒，越是美好，对别离越是感到悲伤。
书中可以看到钱钟书一些人生的智慧
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都说钱钟书不善交际，却极通世故，我想大致不是不善交际，只是不愿。
还有钱钟书和女儿的相处。
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
钱钟书与女儿向来是以“哥们”相处，不觉心中就有温暖之处。
钱瑗在杨绛心中是被照顾的那一个，却也是照顾她的那一个。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展现阿瑗对父母的爱。
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 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我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 取出一大包钱钟书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纸一颗颗剥去,装在瓶里,再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人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
阿瑗刚正勇敢。
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商务出版），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嫦娥捧出桂花酒’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书中还有杨绛先生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待文革。
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对待为人处世（待人宜宽，用人宜谨）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不妨以读书之法待人，政治家或企业家则应该以衡量绳子的方法来规避用人过程中的风险。
书中最让人羡慕的还是杨绛和钱钟书美好的爱情。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
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
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这是杨绛对她丈夫的爱，也是钱钟书对他妻子的信任。难怪钱钟书生前总说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当然也少不了争吵，但却有解决的办法。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
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
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我也像大多数少男少女一样会思考什么才是一份好的爱情。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了，两个人旗鼓相当，遇到问题能够有解决的办法且不至丢失自我，委屈求全。女人崇拜男人，男人疼爱女人。
只可惜，最终还是免不了别离。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钱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们仨》，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也许我们作为旁观者，并不能了解到杨绛先生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她的感受，她的生活细节。但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才能看得清她的善良，她的率真，她的才华，她的骨气，以及她对女儿，对丈夫深情的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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