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吴琯《古今逸史》，捜集有《晋史乘》与《楚史梼杌》，没有作者姓名。前者四十二篇，着重写晋文公。后者二十七篇，着重写楚庄王。看书名，眼熟。
在《孟子·离娄章句》中，有一段话，“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何谓“一也”？《乘》与《梼杌》的写法，应同于《春秋》。然而，《晋史乘》与《楚史梼杌》，连日期都没有，无疑后人冒名而编造之。
孔子《春秋》，微言大义，也就是以史说“义”。《左传•文公十八年》，有言：“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由此来说，《梼杌》更直接地、以史讥讽楚王丧“义”。
“孟子曰”，只写“齐桓晋文”，不写楚庄王，这无疑“春秋笔法”。楚庄自号“王”，大逆不道，写则赃手。当然，不只针对楚庄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三人，恃强称霸的行径，孟子以《春秋》、《乘》、《梼杌》为喻，贬斥之。
《晋史乘》与《楚史梼杌》，反而称道晋文公、楚庄王，变味了。再说体例，二书类似《国语》或《战国策》。
《国语》记述周王室、诸侯国史事，不像《左传》有褒贬。《战国策》，西汉刘向汇编而成。他在《叙录》交代，所整理的先秦简册，“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
如果说，《晋史乘》与《楚史梼杌》，像小说《东周列国志》，那还有存在价值。而以“史”的面目出现，则垃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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