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其实，过一个美妙的人生并不难：你选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最好是只用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就可以研究的数学难题，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或費马大定理什么的;或连纸笔都不需要的纯自然的哲学难题，比如宇宙的本源之类。对它们投入全部的身心去钻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在不知不觉中，一辈子也就过去了。人们常说的寄托，也就是这么一回事。或者相反，把挣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所有的时间都想着怎么挣钱，也不问挣钱干什么，到死的时候像葛朗台一样抱着一堆金币说：“啊，真暖和啊……”所以，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会迷上什么东西。
㈡沙是最不可收拾的东西。记得十年前，我在故乡石门湾的老屋后面辟一儿童游乐场，买了一船河沙铺在场上。一年之后，场上的沙完全没有了，一半黏附了行人的鞋子被带到外面去了，还有一半陷入泥土，和泥土混杂，便只见泥而不见沙了。
这一船沙不少，论沙的粒数，虽不及“恒河沙数”，但比我们的人口数目，一定更多。这无数的沙粒哪里去了呢？东南西北，各自分散，没有法子召集了。它们的团结力非常薄弱。
但倘用袋装沙，沙就能显示出伟大的能力来。打仗时，处处堆着沙袋，以防敌人炮火炸弹的肆虐。敌人的枪子一碰着沙袋，就失却火力，沙的抵抗力比铁还大，比石更强。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力量。
原来沙这种东西，没有约束时不可收拾，一经约束，就有伟大的能力。
㈢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容易上瘾的时代。
“瘾”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对某种物质，或者某种体验成瘾？那些物质与体验中令人欲罢不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瘾”多大程度上是个医学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建构？
为什么醉心于古典音乐就是健康的激情，是人生值得活下去的理由，而醉心于网络游戏，就是可耻的堕落，悲哀的沉沦呢？这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势利眼吗？一个人对赌博上瘾可以理解，但又怎么会对运动上瘾，甚至到不要命的地步？至于性瘾，世界上真的有这回事吗？我们真的不是以瘾为借口，病理化人类某些正常、但难以启齿的欲望吗？欲望的本质是什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这回事？在“瘾”面前，个人真的毫无选择和自由意志的余地吗？
即便几百万年过去了，我们的大脑仍然渴望刺激。一旦环境中出现与生存相关的信号，无论是奖励还是危险，大脑都会做出迅速反应。我们看到食物，或者看到蛇仍然会很敏感，哪怕这些东西在现代社会对我们的意义早已不如从前。对信息也一样，我们对新的信息非常警觉，无论它是否重要。大脑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才能鉴别什么信息重要，什么信息不重要。
基因、人格、性别、童年创伤、社会心理环境都可能是影响一个人成瘾的因素。比如有一些大脑对多巴胺更敏感，因此也更容易成瘾。有一些人格特质，比如感觉寻求型人格，他们天生喜欢寻求刺激，总觉得刺激量不够，因此也更容易成瘾。还有数据显示，2/3的成瘾者至少有过一次童年创伤。失业、贫困，社会疏离，也是成瘾故事中的常见元素，活在一个让人“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的社会环境里，总是更容易让人沉沦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奖赏中枢被劫持的可能性对于每一个人都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瘾君子”。
根据国际上的最新分类，11类精神活性物质被认为是成瘾物质。“首先是酒精；第二类是苯丙胺类，原来叫做中枢神经兴奋剂，比如摇头丸、冰毒；第三类是咖啡因；第四类是大麻；第五类可卡因；第六类是致幻剂；第七类是吸入剂，这包括尼古丁，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油漆、胶水也有成瘾的作用；第八类是阿片类，包括海洛因、吗啡等阵痛药物；第九类是苯环己哌啶类，比如我们临床上镇痛使用的氯胺酮；第十类是镇静催眠剂；第十一类为其他类别，包括合成类固醇、笑气等。”
从很多方面看，“行为上瘾”和“物质上瘾”非常相似。赌博、购物、运动、上网、玩电子游戏……这些行为和体验激活相同的大脑区域，受一些相同的人类基本需求所推动：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精神刺激、见效的感觉。但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承认的行为上瘾只有赌博。今年5月，“游戏障碍”也很可能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被正式认定为成瘾类精神疾病。
在所有的行为成瘾形式中，最新奇，也最普遍的一种“瘾”是我们对现代技术，尤其是智能手机的“瘾”——因为这种“瘾”是由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其背后是资本与技术的共谋，是一个亿万美元的庞大科技产业。虽然关于技术成瘾到底是否构成真正的“瘾”，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教育家们仍然争论不休，但据说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瘾君子人数正在不断激增。
即使从表面推测，也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我们对智能手机的上瘾。首先是它的无处不在。现在我们随时随地都带着手机。美国有一研究显示，对70%到75%的人而言，手机都在双手能够触及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物理和心理上都如此依赖于手机的原因——我们与欲望之间的空间距离消失了。
第二是它的无休无止。现代科技没有“停止规则”，旧媒体通常自带“终点”，比如书被分成一个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开始和结束。电视剧被分为一集一集，每一集都有开始和结束。而社交媒介、视频网站、网络游戏却通常都是无底洞，你可以无休无止的放纵自己的欲望。
第三是它的毫无所求。这些技术如此简单，对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乔布斯的极简主义风格影响了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产品设计风格，一个如此庞杂巨大的网络内容落实到我们的行为上，无非是发个帖、拍个照，点个赞、收藏、转发、分享而已。
“瘾”的功能就就在于，在我们与某种痛苦的情绪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区。瘾能麻木我们，暂时脱离我们所知道和所感受到的人生困境。久而久之，这个麻木的区域就变成了我们应对人生的基本机制。就像《辛普森一家》中那句话，“酒精是所有人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如何打破这个可怕的循环？医学界似乎并没能提供真正有效的灵丹妙药。但是我很欣赏加拿大神经科学家马克·路易斯（他自己曾经是一个资深的瘾君子，后来艰难的摆脱了毒品，重建人生，成为一名优秀的脑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一句话。“正如一位不是每一个成瘾者都能走出他们的成瘾。有些人仍然过着被奴役的生活，有些人则死去。但是，每一天追逐同样狭窄目标的滞涩、冗余和愚蠢，使戒瘾成为所有创新和乐观人类值得一试的挑战。”
㈣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爷爷和奶奶的葬礼。他们大约是在同一年走的，但和你想象的浪漫故事不同，他们在我父亲出生后便离异了，是那个时代乃至现在为数不多、真正因为觉得没有爱情而分开的夫妻。
爷爷在那一年的年初去世。我被拉过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是穿着羽绒服还觉得冷的冬天。才过完年没几天，烟花和酒肉的味道还没散尽，爷爷就挺不住了。在那个年代，爷爷先是当外科医生，“文革”结束后，因为俄语很好又当了俄语教师，一生就做过这两份工作。他是个不近人情又有些偏执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同事、学生，都很少见过他笑。不过后来我翻到一张他抱着还是婴儿的我开怀大笑的照片，父亲说，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孙女。原来老人总是要保持自己的威严的。
葬礼的排场挺大，爷爷的很多学生、同事和老病人都来了，他们看起来很悲伤。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些悲伤，我分辨不出真情和假意，但至少他们都流了很多泪，有些哭得眼睛都睁不开。葬礼开始了，父亲作为唯一传承了爷爷衣钵的儿子念了悼词。父亲好几次哽咽得念不下去，最后甚至倒在地上，前排的人赶紧上前扶住他然后一起哭得更厉害。
我被命令站在家属的那一列，父亲要我一定低着头，不要说话更不要笑，跟我站在一起的是小姑的儿子。小姑在父亲的家族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她和爷爷一样聪明，考到复旦大学读法律，在我出生之前就移民去了旧金山做律师，在我们这个内陆的西南小城，这让所有人都很羡慕。小姑几年才回来一次，这次回来也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更是哭得撕心裂肺。她好像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重复着：“我就不该去美国，不该去美国。”我的这个小哥哥只比我大一岁，我们都不太能理解这悲伤的葬礼。因为家属离遗体很近，我们偷偷地上前望了望躺在里面的爷爷，然后不约而同地对视。我皱着眉，在我有点模糊的记忆里，小哥哥好像说了一句：“他看上去不太高兴。”葬礼之后，爷爷的遗体在众人的注视下被推走。我看着烟囱上冒出的烟，那好像是从爷爷嘴里吐出来的，就像之前无数次他不高兴时抽的烟一样。
那时的我觉得，这些人的泪水一定淹死了爷爷的灵魂，他可能正在里面喘不过气。
奶奶是盛夏过世的，我记得那时我穿着绵绸的裙子。奶奶是乡下人，不识字，这大概是她和爷爷没能走下去的原因。据父亲说，奶奶在乡下女子中是出挑的，她很有主见，很强势。和爷爷分开之后，奶奶在乡下又找了个人家，便一直住在乡下了。
我们一家坐着小汽车一路颠簸到了奶奶家。现在想来父亲开始肯定是很伤心的，毕竟在几个月里失去了双亲。我本来也准备再假装一次很伤心的样子，但是，奶奶的葬礼，是喜丧。
奶奶第二任丈夫的年龄也已经不小，但依然精神矍铄，他说家里正在准备宴席，让我和父亲去饭桌上等着。陆陆续续很多人都来了，家里的人热情地招呼着他们，客人们也没有半点悲伤。等客人差不多来齐了，开始出殡。四个年轻人抬着奶奶的棺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棺材上绑着的竟是红布，他们也没特意穿白衣服或者黑衣服。家属和客人们走在后面，我和几个小孩拿着纸钱到处跑着跳着去撒，像是抓了一把又一把的星星，也没人管我们是不是在笑。唢呐吹的是喜庆的曲儿，感觉这不像葬礼反倒像婚礼了。
到了下葬的地方——一个大坑前，奶奶的丈夫从胸口掏出一个红布包，将塞满的硬币倒出来，在坑里铺满了一层，然后所有在场的小孩都跳下去捡硬币。我看了看父亲，城里的教养让我觉得他一定有所顾忌，但他点了头，我便捏着裙角，尽量优雅地跳了下去。我很高兴，捡了五块多钱，在那时可以买十个冰激凌。大人在上面看着我们为那一点点金钱痴迷的样子发笑。之后奶奶的棺材下了葬，所有人都来拾了一把土。之后回到家里，院子里摆了好几大桌宴席，大家很开心地吃着说着，时不时有人感叹一句：“唉，多好的老人啊。”父亲似乎也不再那么悲伤，他接受了“喜丧”这种概念。奶奶的丈夫说，乡下人觉得，人死了也不能再活过来，不如让她开心地走，这也是奶奶弥留之际的嘱托。
奶奶一定很快乐，我们这么多的笑声保护着她走向下一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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