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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制度史》
燧人为游猎之世首出庶物之主。伏羲之号，盖谓其能驯伏羲牲。亦曰庖羲，则谓其取牺牲以充庖厨也。伏羲盖游牧之世首出庶物之主也。燧人、伏羲、神农并称三皇俨然代表生计进化之三时代焉。其年代不可确考。
惟去猎牧，事耕农，不得不去岩穴而居平土，故所以蔽风雨者必资栋宇；亦惟种树既盛，材木日繁，故宫室棺椁咸有所取资也。
后稷教民稼穑，必非后人所附会明矣。然则当时之洪水，以正当农业既盛之时，故觉其为祸之烈也。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确为教民稼穑之君。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之基，肇于此矣。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惟农业盛，故蚕织与之并兴也。
三代之世，我国既已重农，而田猎畜牧之事，遂退居其次。其时非不田猎，然特以祭祀宾客所须，习惯相沿，不能不有取于此
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也。”此以鱼为贱者之食也），故尤视为鄙事，为人君所弗亲。
儒家以天下为旨，非如法家之徒求富强，然其言治，亦曰先富后教，曰“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为究极。其所求与法家异，其所以致之者则与法家同也。秦汉而后，宇内一统，无事求富强以胜敌，然民农则朴，朴则易治，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及先富后教，有恒产而后有恒心等义，迄未尝变。故汉代法律最尊农夫，薄赋轻徭，唯恐不及，孝弟力田，置有常员。后世虽不能然，然法律政事之重农，则两千年来未尝改也。虽或有其名而无实，然其意则固于此矣。
士不以农为学，有履田畴而不辨菽麦者，间有一二从事讲求，亦徒立说著书，而不能播其学于氓庶。凡事合才智者以讲求，则蒸蒸日上，听其自然迁流，未有不日益衰蔽者也。我国朝野上下，于农事莫或措意如此，农业安得而不窳敝也。
要而言之，农业者，非人人各耕其地，彼此不相知之事也。在一区域之中，其利害恒相关。土地公有之世，固易于合力而谋，即使人各自私，而有专主农事之官以督之，有深明农学之人以教之，犹可以不至于大坏。而后世又一切无有，此农业之所以不振也。
如水利于农田，至切之事也。古者沟洫之制详矣，后世悉颓废，间有贤牧令能讲求陂塘井泉之利者，实千百不得一，而人民贪田，退滩废堰，见小利而昧远图，则或利其开科以攘安集之功，或慑于占据者之强顽而莫敢过问，比比也。官吏如此，地方人士又莫能自谋其公益，水利安得不日坏乎？
《马可 • 波罗游记》尚称中国北方林木郁翳，今则山皆童秃，陆行者赤日当空，无蔽荫之所矣。此可见战事摧毁实业之烈，而为少数族贵族所蹂躏，其为祸犹酷也
菜之供食，次于谷；果之供食，又次于菜，故“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尔雅 • 释天》）。菜果有种于宅旁疆畔者。
《管子》言水出而金从，则其得金似由地变，“上有丹砂”云云，未知果伯高之言否。然既能以金制兵，且以铸鼎，其不能专恃水中之金沙可知，则虽谓察视矿苗之法，三皇五帝之时即有知者可也。
古代甲兵，本藏于库，故临战有授甲祠兵之举，而始皇欲销天下之兵，汉时亦有禁民挟弓弩之议。若铜铁广布民间如后世，民岂不能自造乎？故汉时郡国有起事者，往往先劫武库。贾生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若在今日，虽黄金可得而尽收耶？然则后人艳称汉代黄金之多，亦以其聚于上见为多耳，实则古代之金，固少于后世也。盖此二千年来，举国上下，虽未尝专心于矿利，然陆续开采，所得固已不少矣（开矿之事，历代皆有之，今不复胪举）。
工业之由官办变为民业，何也？曰有二端焉。一由需用日繁，官不能给。一亦由奇巧之物，官不肯造，则人民之需用者，不能不迫而自为。
工业进步，必由人民生计程度增高自然而致。往史所载一二奇巧之物，世每艳称之。此等或由智巧出众之人冥心创造，或则贫富不均，达官世家、豪民驵贾，日用饮食，殊异于人，重赏是怀，良工竞劝。
遐稽西史，则号称近世富强文明之源之利器，印刷术、火药、罗盘针，咸自我昉。盖我之所缺者，近世之科学及据科学之理所造之械器而已，智力则固非不逮人也，我国民其亦可以自奋矣。
右所言乃古代之豪商驵侩，其寻常者初不能。然古者行曰商，处曰贾。商须周知四方物产登耗，又周行异国，多历情伪，其才智自高。贾即不能然，然犹有廛市以处。至求垄断之贱丈夫，则又其下焉者矣。
子贡废着粥财，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乌氏保以畜牧富，秦始皇帝令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擅丹穴之利，则以为贞妇而客之。晁错论当时商人，谓其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商业之演进，不征诸富商大贾之多，而征诸普通商人之众。普通商人众，则可见分工之密，易事之烦，而社会生计互相依倚，融成一片矣。《货殖列传》谓关中自秦汉建都，“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市末也。”又谓邹鲁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以地小人众而为商，其必负贩之流，而非豪商大贾明矣。今日到处皆有小商人，自此昉也。
我国中原与边疆以及外国之通商，亦由来已久，且自古即颇盛。盖两地所有，不得尽同，易事通工，因斯而起。而两地所有之不同，则因国族之异而益盛也。
自郑和航行以后，中国之声威，颇张于海外，华人之谋生南洋者不少，且有作当地大长者，《明史》虽语焉不详，亦有一二，可考见也。新大陆既发见，西人陆续东航，而通商之情形，乃一变矣。其详更仆难穷，其大略则人多知之，其利害又当别论，今不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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