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网首页
一介微尘的茶语

一介微尘的茶语

作者: 深深的海洋 | 来源:发表于2018-05-19 17:04 被阅读0次

                                 一介微尘的茶语

                                           2017.6.30

     今天,是我的60岁生日。

     2017年是我的真本命年——60年前我出生于丁酉年,今年又到了丁酉年,多数人的人生恐怕只能经历两次这样的真本命年——两个完全相同的农历年。不管哪一个人,到了自己六十年一遇的真本命年,都会觉得是到了人生的一道坎。按照本命年运程说,凡进入本命年的人,都会“犯太岁”,人生易出现波动坎坷,倒也是的,五月、六月就两次犯病,住了几天医院。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生到了这个年段,一般会有尽阅人世、历经沧桑之感,内心有一种沉稳平静,思想言行会有一种淡定从容。

                                    一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虽没有前辈们的崎岖坎坷和轰轰烈烈,但也注定了人生经历比70后、80后、90后等年代的人要丰富得多:

    1957年,反右运动,55万多人(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罹难;出生;此后多年,父母描述起那个年代整治知识分子的劳动和“斗争”还心有余悸;

    1958-1960,大跃进运动(对此的了解大都来源于多年以后的影视片);

    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虽年幼,但对于当时挨饿情境还有一点儿模糊印象),长大后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在幼儿园里吃不饱(别个小孩都知道吃饭时先去盛稀饭,再吃分给的干粮,我却总是先吃干粮,最后喝不到稀饭),周末回家后把留给我的食物狼吞虎咽的一顿吃光;

    1962年,美国当局宣告中共“有罪”;中共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此后的年月里,有时候在老家,依稀记得奶奶被叫出开一些莫名其妙的会议,我和小伙伴不知深浅,还跟随着玩耍);

    1963年,读小学一年级(在南门小学,启蒙老师是臧老师,老人家已经过世);印象中学校、教室、课桌非常简陋,晚上常在油灯下做作业;爷爷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读小学二年级;

    1965年,四清运动;中央提出党内存在“走资派”;中国开始援越战争;读小学三年级;

    1966年“文革”开始;是年学校停课,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很多小学生提着“语录板”上街站语录岗,过往行人必须高声念出这些摘抄的语录,方可通过;领袖称赞“造反有理”;红卫兵组织诞生;北师大附属女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据闻有国家要员srq之女等参与);

    1967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学校学生批斗、冲击老师;父亲也受到学生的冲击;就读的西门小学的造反派也屡屡批斗校长和一些老师;各学校成立造反组织,各色旗帜满天飞;一个和我平时很要好的同学将我借给他的三角板摔在我面前,义正辞严的因为我的出身而和我“划清界限”——这是我人生第一道深深的烙印;因为我加入了红卫兵引得校长挨批,造反派贴的大字报上也出现我的名字;记得当时上课用的课本就是整册的《XXX语录》;

    1968年,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年由于山东的“候王”二人建议,全省教师遣返原籍,母亲带着我和小妹妹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冬天选择回到濒临黄河的黄寨村——我的姥姥家,在这里度过了三年,从心灵到皮肉真切体验了当时中国农民贫穷的生活生态;

    1969年,刘少奇惨死开封;与苏联发生“珍宝岛”事件,全国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准备打仗;学校的体育课都上军事训练内容,经常在黄河大提上、河岸边搞紧急集合,队列行进,防空演习,夜间演习抓特务等;六年级进入“带帽”初一学制;

    1970年,两年初中结束(相当于现今完成初一学业),按当时政策要经过大队“推荐”才能去公社中学读高中,因我是外来人,不愿让我占他们的指标,黄寨村不推荐我升学,母亲对此很伤感(虽然后来父母的同行悉知情况后,告诉母亲说可以入读,但母亲谢绝了);

    1971年,林彪出走;基辛格秘密访华;全家迁到武胜桥乡父亲下放的学校,继续读初中;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升入武胜高中读书;是年春节回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

    1973年,“文革”中唯一一次高考,出现了白卷英雄,高考又停止;读高中(当时的课本都是“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军事拉练、学工、学农等校外活动很多);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7月高中毕业,等待下乡,闲了半年,曾去一家小建筑工地打工,每天提个泥兜子来往给砌墙的师傅掂泥(砌墙用的粘合剂)、运砖,由于腐蚀性和新砖的摩擦很厉害,手上磨掉了几层皮,贴上胶布也很疼。干了近一个月,挣了二十多块钱交给母亲;

    1975年,成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队伍中的一员,在D.M县的“五七”农场务农,几乎所有农活——犁耧锄耙、扬场放滚,跟着一个老师傅种过一季瓜,后来由于干活不惜力被场长老师傅看上,抽调出来帮饲养员饲养牲口,也是在那时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

    1976年,三伟人逝世;年底,招工到了县物资局(大妹同期招进县酒厂);

    1977年,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结束(中共中央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第二次恢复高考;当时在物资局工作,不想报考;全家从武胜桥迁回县城,临时租房安顿下,父亲重回县一中任教,母亲调入县实验小学;

    1978年,红卫兵称号和组织均被废除;在父母的劝说下,回武胜中学复习了两个月,考上了大学;是年爷爷奶奶平反,废除阶级成分;右派平反;因我患病,奶奶特意到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和我朝夕相伴(奶奶1980年去世,享年69岁,一想起奶奶就会流泪);

    1979年,中国对越战争;读大学,每天通过收音机收听战况;

    1980年,回D.m;自那时一直坚守讲坛,至今三十七年。初时还挺有自豪感,但临近退休之年,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老师;越来越惶恐自己教的知识对学生们到底有多大用处?对于他们的生命和灵魂的成长,究竟是给他们有所帮助还是耽误了他们年轻的好时光?倒是觉得自己遇到过许多好学生,很有才华,很有做人的底蕴,近年常悔憾自己当年对他们做的不够,辜负了他们对我的尊重、信任和宽容。祝愿他们过得好……相忘于江湖吧。

    2006年,离开D.m……

    回顾我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尘世中,始终身处卑微,如一介微尘,有时候自己觉得就像一随风草籽,随波逐流,天地飘零,不由自己。但努力坚守住生命之真,守住赤子之心,是我做到了的,哪怕坚守的成本高昂。不管飘落到那里,不管什么样的境遇,都能顽强的扎根、发芽、展出一抹绿色。于此,还略有点欣慰。

    杨绛先生说;“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几千年因袭下来的封建余孽仍然占据主流,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平头百姓,都是“身处卑微”的,但懂得这个世态真相并不容易。因为这个社会分出了许多无形的阶层,身处高一阶层的人,有时候难免觉得自己是“人上人”,所以看世间百态、看人间众生就有一种优越感。这就使得虽然同是“身处卑微”的人,有的就觉自己有高人一头之处,无形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阶层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最末端、最下层的人,有时候才有看清楚世态人情真相的可能。说“有这个可能”,是因为即使处于这个阶层,也并不一定都能看得清楚。丘吉尔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领袖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反抗的时候,奴隶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质疑,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娇惯,畜生便产生了。这话用在中国人身上,用在中国为什么可以有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且延续至今的解释上,很是契合。

    我明白,我自己的出身,决定了自己是一个典型的“身处卑微”的人,几十年来,生活在这个“不再令人着迷”的世界上,领略了在这个社会中的种种美好和龌蹉,说美好,是看到了几近99%的大多数人——甚至有些表面看起来很恶的人内心深处都还存有一点善,或者说对善的祈求和希冀;说龌蹉,是因为感觉到几近99%的人都对他身边的人做过不善良的事(包括我自己。很惭愧,我自己的早期人生也经常处于上述的矛盾和混沌状态中,我也不能断定活到现在的我是清醒了还是仍陷在狭隘的情愫中)。社会大环境给我们造成的某些精神痛楚,我们没有办法躲避,但是使我们常常感觉生活的艰难、生活的很不舒心、甚至倍感折磨的因素,大多是来自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上级、同事、朋友乃至亲人制造的。罗素曾经说:“中国人的主要弱点就是:贪婪、怯懦、冷漠。中国人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使我们用1% 的精力能使另外99%的精力所造成的损害有所弥补。”中国人自己觉得自己是聪明人,很少看到自己的短处,中国人的丑陋,还是外国人看得明白。

    罗素进一步剖析中国人:“中国并不是没有雄心勃勃的人,但比我们要少得多。他们的雄心与我们的形式不同——但不见得好,而是欣赏权力的偏好。这种偏好造成的自然结果是,贪婪成了中国人的缺点。金钱是享受的途径,因而,金钱受到狂热的追求;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要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到外国,用足够的掠夺物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这的确就是我们的国情,这就是我生活了一个甲子的祖国的社会现状。近些年里,看到身边一些有能力、有思想的精英才俊们纷纷背井离乡的出走定居于异国他乡,我慢慢地开始理解,他们有这样的条件,且有了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追求和选择,是他们的觉悟,也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我没有这样的条件,从心里默默的为他们祝福。

    即使我们不能出走,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身处卑微”的普通人要使自己生活的诗意而神圣,也还是可以的——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钱理群先生说过:“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他说:“人生道路绝对是坎坷的,你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这些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内心的黑暗。外在压力大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这就是内在的黑暗。” 钱理群先生是中国本土从“身处卑微”成长起来的草根学者,对于社会上的黑暗有着更深的理解,对于中国人的生活艰难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人要想活的诗意一些,必须要学会、要能够不断面对并战胜这两方面的黑暗,就必须唤醒你内心的光明。怎么唤起内心的光明并以这光明引导自己活下去呢?少年、青年时期要打好底子。如果你在求学期间没有打好光明的底子,当遇到外在黑暗和内在黑暗的时候,心里的光明唤不出来,就会被黑暗压垮,或者和它同流合污,(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很多人都走了这个路子。你要做到不被压垮,不同流合污,就要在自己的青年时期、在大学阶段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内心要有一个光明的底子。这样每当自己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可以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思考的也越多,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也越深刻,在“容忍”和“知足”之间找到平衡点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再多的精神危机都可以这样扛过来。有人说,这是阿Q精神,我不以为然。我情愿承认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是可以自己创造小环境的。梭罗有一句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一种注解。

        人在年轻时,在很多的时候,你想做的事不能做、不让你做,那你就做你能做、让你做的事,做好,做到极致,请注意,这是一种生命的主动迂回,经过这样的通常是比较坎坷曲折的迂回,你会走到你想走的人生道路上。这就是通常说的要耐得住寂寞和坚持,这种坚持可能是非常寂寞难耐的、可能是非常茫然和困惑的,这种时候,你必须心中有光明、有目标,更可贵的是有坚持下来的恒心,有定力。不管有多少诱惑,多少压力,不管怎样,自己认定了就要这么做,坚持下来,你总会遇到一个机会的。即使没有机会实现理想目标,你还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几十年的体会是,在我们的国度里,人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很小,但并不是就毫无作为,人有时候也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小环境里,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人可以使自己在任何条件下都生活得诗意而神圣。

       人的一生几十年,当然会有高峰,有低谷,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压力,身心交瘁,内外交困,但越是在人生艰难的时候,越不能泯灭人生的信念,越要有人生理想和目标,要学会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必须有目标感。只有别人灌输给我们的空洞的大目标、大理想是不行的,要善于把自己的真切的理想、目标、抱负转化为具体的、小的、可以操作的、可以实现的目标。并且每一次都带着一种期待、一种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陶醉其中,用婴儿的眼光重新发现,把这看作是生命新的开端、新的创造,从中获得诗意的人生感觉。这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负责的态度,一种开拓的态度。我年轻的时候信奉一句话:“工作的时候拼命工作;玩的时候拼命玩。”并不是真的去拼命,强调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投入精神。无论做什么,只要全身心投入,就能体验到新鲜感和创造干,就能体验到生命的那种酣畅淋漓的状态。

                                          三

        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的德性》一文中说:“……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底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胡适先生亦有一文《容忍与自由》(1959),阐述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思想。“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该文被殷海光(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1969年病逝)先生誉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房龙说过:宽容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能拥有它。胡适一生未参加任何政党,但他对政治有“不感兴趣的兴趣”,将之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恐怕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

    容忍的前提是知足,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苏轼曾写过一则短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当年苏轼的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其实也是当今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寥寥不足百字,表达的感情微妙而复杂,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尽在淡泊的描述里。面对幽美的月光,知识分子的那种自解、自矜、自嘲,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欣赏情感油然而生,顺便也借“闲人”一词,对相对的“忙人”——朝廷官员及营苟小人表达了鄙夷与讽刺。这是苏轼的容忍(虽然有几分无奈),也包含了他的知足,现今的知识分子,有一点知足和容忍情愫不是坏事,于人于己皆有好处。白石老人“一生只愿做闲人”之修行,年轻时总是难以理解其义,现在逐渐明白了怎样的人才是闲人,才觉得那真是人生的大境界,当然只是属于经过人生历练的那些人的境界。

    苏轼对政治荣辱的宠辱不惊的态度,对人生磨难的旷达心胸,对拮据生活的苦中作乐,是一种普通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他的思想有诸多辩证法因素,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苏轼都有深远的影响,庄子对苏轼影响也很大。他能从客观上观察事物,能透过个体看总体,透过局部看全局,能看见事物的相互转化,以个人遭遇而言,那就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了。这种情怀,突出地表现于他在黄州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读到现在,不敢说现在就真读懂了,只能说一次比一次体验深,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我等面前。雨后是晴,晴后又是雨,如此相因相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何必自囿于一端呢?这样观察事物,苏轼便能超脱出来,进入旷达之境。这真是苏轼的一种幸运和伟大,我辈不能企及。他的豪放、婉约、劲健、风趣、简练作品到了晚年,又增添了一种冲淡、平和的风格。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大家风范,给我们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引导着我们的人生。

    所谓赤子之心,就是一颗率直、纯真、善良、热爱生命、好奇而富想象力、生命力旺盛的“心”,能够常常怀着“赤子之心”,才可以成为大人。老子道德经:“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认为,这种单纯的心,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里所谓的“大人”,可以指统治者,更可以指具有伟大人格的人,因为道德上的成就与原始纯洁的赤子之心,有深刻的关系。赤子之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造作后的心。赤子之心,关键其实就是两点:纯真和大度。正是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找到真正伟大的人与童心的相通之处。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老子的“赤子之心”与冯友兰先生的做人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有所不同,老子主张以出世的做人境界入世做事,冯先生的四境界则弘扬的儒家思想,是以入世的做事态度出世做人。

    丰子恺先生说:“原本我们初生入世的时候,最初并不提防到这世界是如此狭隘而使人窒息的。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大人,然而我们这心灵是始终一贯的心灵,即依然是儿时的心灵,只不过经过许久的压抑,所有的怒放的、炽热的感情的萌芽,屡被磨折,不敢再发生罢了。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后的我们的心灵中。这就是“人生的苦闷”根源”(《做人得有点童心》)。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谁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快意的、酣畅的。但在生活的现实中,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常会被束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我们只有在心灵苦苦探索、寻求艺术的生活过程中,可以暂时放下我们的一切压迫与负担,解除我们平日处世的苦心,实现真的自己的生活,认识自己的奔放的生命。要想实现这一点,人需要读书、学习,读点文学,懂点艺术,慢慢可以体验人生的崇高、不朽,而发现生的意义与价值。知识和道德,在人世间固然必要,然倘若缺乏精神层面的文学和艺术的追寻,只有纯粹的知识与道德的话,可能会愤世嫉俗,可能会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而轻率的发声批评他人,这样的话,只能使人生觉得愈加狭隘。知识分子的一个常见弱点就在于因过度自信、过度怀有兼济天下抱负、过度的先天下之忧而狭隘,而总觉得自己认识并掌握了真理而别人没有,总觉得自己看透了一切而别人还糊涂,总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救世良方而别人都不懂,其实未必。即使你真的握有真理,“润物细无声”的播撒比冷嘲热讽过激言论的效果要好,以知识分子的宽宏悲悯和学术的感召力量去影响、去唤醒他们湮没很深的人性善的一面,比不留情面的直言批评或恶语相向效果要好。知识分子更重要的职责是引导社会和民众朝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而不是一味地痛快的批判。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建言基于某一点、某一方面、某一局部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全局、从历史进化的大时空里审度他们提出的解决路径,往往有失偏颇,往往被某些政治人物利用,从而引起批判对象的背向反弹。所以,知识分子的建树应当是艺术的追寻学问,不要过多直接介入政治,一是由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本就是幼稚的,二是政治本身就是不道德和不正义的事物。或者像胡适先生那样,对政治抱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体现知识分子对丑恶的感化,留个清名也罢。

                                       四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我的一生,心灵都是漂泊的,近十年来更是八方漂泊,但无论怎样漂泊,每当坐下来静静品茶之时,心灵会虔诚朝向先贤们所指引的道路。在成都学会喝茶之后,愈发觉得独自品茶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有很多美好体验,虽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难得的充实,觉得回到了自己的赤子状态。这时候,能独自面对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开始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一种内在生活和沉静。我天性不善交际,不喜人多,独自品茶时最轻松。

    这,就是我60岁的人生感想。

    这,就是我热爱生命的理由,生命虽然来去匆匆,生活虽然酸甜苦辣,但我所拥有的却是谁也复制不了的美丽人生。

    60岁,耳顺之年,但愿能一顺百顺,艺术的、诗意的、恬淡的品茶度余生。

    附:耀卿兄的评语:

    兄弟,今天是你的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

    六十岁生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兄弟以六十岁生日为由头,欣然命笔,成就此宏文,意义不一般。

    兄弟的文章,首先回顾自己漂波沉浮、历经磨难的六十载不平凡岁月。其中既伴随个人的难辛,又加杂家庭的艰难。而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又直接来源于国家和民族的无尽灾难。

    人进入耳顺之年,人生的智慧就尽敖展现了,兄弟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纵观全文,既有人生哲理的总结,又有人情世事的体察;既有名人名言的记取,又有本身阶层的评介。还有为人处世之道的表白。人生六十年,当有此总结!

    附:李俊明《读微尘茶语赠红卫弟》

    走进花甲如修禅,当年底事化云烟。

    怀抱一颗赤子心,书香茶味悦来年。

    附:高尚春《读李老师微尘茶语有感》

    蓦然回首一甲子,冷暖甘苦我自知。

    莫道人生已过半,豪气不输少年时。

    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

          本文标题:一介微尘的茶语

          本文链接:https://www.haomeiwen.com/subject/dzetjft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