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老师:蜜读团队
他们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他们心怀阳光、执着勇敢；他们是文学的信徒，书海里的书虫，梦想的践行者。志在开发让人更轻松、更简洁、更高效的阅读方式。
这本书是英国一个非常有才情的作者阿兰·德波顿写的。他的另一本书《哲学的慰藉》由中国学者资中筠翻译，在中国出版后也非常受欢迎。
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是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书，看得非常入迷。它让我知道了为什么现在的人会迷茫、困惑、为什么会有焦虑感。其中最让我受启发的是，明白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
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物质匮乏、吃不饱的年代，很少有人会因为身份而焦虑。一旦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的时候。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和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便由此产生。
那么，生存的焦虑感，以及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就一定是消极的吗？不一定，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焦虑感也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吧：焦虑可以激发潜能、力求完美、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并增强社会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甚至有的人强调，只有时时焦虑的人，才能成功，这或许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承认焦虑的价值，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对此进行质疑和思考。我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但其实一旦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的很多欲望总是和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
让我们焦虑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又该用哪些方法来摆脱这种身份的焦虑呢？当我们摆脱了自己所反对的价值标准的时候，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对这个世界进行判断呢？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来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当下的我们如此焦虑？主要原因有追求身份、势利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制约因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想追求一个显耀的身份
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名、利、影响力来提升我们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通过地位来提高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关注、爱。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穷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以贫穷为耻。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穷人进出家门都不为人所注意，即使在闹市，他也会像独处在家一样默默无闻。而名流显贵们则不然，他们一直为世界所瞩目，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睹尊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众关心的对象，他们的片言只语、举手投足都不会被人忽略。” 亚当·斯密是出生于 18世纪的英国的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可能大家没有读过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但他的另一经济学著作《国富论》特别有名，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
从感情和物质这两方面来看，我们通常都会对自己的地位产生焦虑，这并不奇怪。我们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可能赢得多少世人的爱，而世人对我们的关爱又是我们看重或是看轻自己的关键。地位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打开关爱之富的金钥匙：没有了他人之爱，人类将失去自信；没有了他人之爱，我们将难以按自己的秉性办事。
焦虑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焦虑感，会促使我们急于关注结果，而不关注过程。比如，在这本书中，可能大家更为关注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不焦虑，而不是关注为什么产生焦虑。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怎样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所以，我们更希望的是读者们在读书时，带着一种思考的心态去读书，一起跟着作者去探寻这种根源，最后才是答案。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能找到不同于作者的答案。
未成年时，没人在意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无条件地受人宠爱，我们可以吃得打饱嗝而勿须顾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顾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挣一分钱，不交一位有权有势的朋友。但是，我们还是周围的人所关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们得在这满是势利鬼和冰冷面孔的世间争取一个位置，这些人的影响是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尽管也有朋友和爱人承诺说永不抛弃我们——即便在我们破产和名誉扫地之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共同度过（有时候我们会真的相信他们）——但现实却相当残酷：我们身边有很多势利小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势利的眼神下生活。
在英国，“势利”一词最早出现在 19世纪 20年代。据说它的产生还同当时牛津、剑桥大学的一种习惯相关。那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通常会在考试名册上有意识地将普通学生同贵族子弟区分开来。势利者的本意是指一个没有显耀身份的人，但这种词义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初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反，指一个因为他人没有社会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
与势利者相处，可以使我们恼怒，也可以使我们紧张和气馁，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内心深处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说我们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们根本无力改变势利者对我们的歧视。我们也许有所罗门的智慧，有奥德赛的足智多谋。然而，只要我们不具备一种社会认可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所有的这些优点都形同虚有，势利者只会漠视我们的存在。
势利者关注的只是他人的声望和成就。一旦相熟的人的声望和成就有所改变，这些势利者很可能闻风而动，重新排定他所谓最亲近的朋友，从而上演一出出悲喜剧。
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法国 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在 1922年所写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去餐厅就餐，却招到服务员的热嘲冷讽。这样的事例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现代的媒体与自媒体也在对势利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这个势利的世界变得更为糟糕。比如，前段时间，就有一篇关于不要和穷人交朋友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中疯转。尽管有些人对这样的文章嗤之以鼻，然而，单凭个体的力量，很难挣脱势利的桎梏，因为势利的病征是群体性的。年轻一代开始也许会对势利反感，但这还不足以将人类从势利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增大，就会迫使他们走向势利的社交场，以求能博得那些轻视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好感。
在势利的社会里，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贫困的话，那么，在精神层面所遭受的痛苦就是被人忽略、受人白眼。
另一个让我们焦虑的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期望的世界里。
现代人普遍过度期望的心理是什么造成的呢？
首先是物质的进步。相比于古代一贫如洗的祖先，现代社会财富迅猛增加、粮食产量极大提高、科技知识突飞猛进、消费用品极度丰富。与此同时，也把我们内心的欲念给释放出来了。当物质少的时候，我们需求少，当物质多的时候，我们的需求也更多。
17世纪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个贫困、封闭的土地上，西方人带来了面包、极具奢华的生活用品，而这一切并没有给印第安人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毁灭。
其次是比较、期待、嫉妒等心理。
论语中有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我们每天都可能会经历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我们感到自己原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我们的比照群体比我们更加优越，更有成就，那么，焦虑甚至愤恨会接踵而来。我们也许矮小，但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群矮人之中，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矮小而烦恼。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最后是民主、平等的理念。
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同这种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算明智。绝大多数的人深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能接受剥削，而且逆来顺受，只有极少数的人渴望财富和实现自己的抱负。而现在的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一个民主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樊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可是实际上，我们都会经受太多的不平等的待遇，会有太多的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达成的理想。不要忘了，处在社会金字塔顶层的永远是少数。
最后是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对自身的期望变得更高了，广告中到处都是昂贵的名牌物品，杂志上追求时尚的内容，明星与富人豪华婚礼宣传，这些新的媒介所传达的内容和信息助长了人们对生活的渴望。
1754年，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若将现代人同原始人进行比较，谁的生活更幸福？在卢梭看来，显然是原始的野人。
让·雅克·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卢梭的主要论点基于对财富的阐释。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总是富有的。
我们所期待的远超出我们祖先们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精英崇拜论是一种人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提倡与宣传这种精英崇拜论，而这种论点引导了人们对富人与穷人不对的看法。
就物质层面看，在社会等级中，穷人位居低层，此般境遇少有快乐可言。但从精神层面看就不尽然，低层的人不一定总得苦不堪言。很大程度上，贫困对自尊的影响取决于周围的人对贫穷的理解和看法。
那么在过去，人们是如何是看待穷人与富人的呢？我们来看看过去人们的价值观。
第一种价值观是：穷人生活贫穷，这并非是他们之过，穷人对社会贡献最多。大约 1015年，阿尔弗里克在《谈话录》一书中坚持认为，农夫才是社会的中坚。原因很简单，没有贵族和牧师阶层，一个人尚能生存于世；但倘若没有农夫，我们就没有果腹之物，谁也休想活命。
第二种价值观是：身份低下并不表明道德低下。这种价值观来源于《圣经》。以基督教的观点，穷和富都不足以作为衡量道德水准的标尺。耶稣贵为万人之主，最受上帝的宠爱，但在尘世时，他却非常穷困窘迫，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尘世里的地位和道义上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
第三种价值观是：富人们腐朽堕落，恶贯满盈，他们的财富来自掠夺穷人。这种价值观大家比较熟悉，它来自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而现在人们的普遍观点呢？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富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身份和道德相关，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穷是因为他们蠢。
1958年，迈克尔·扬在《精英崇拜的兴起》书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现今社会，不论一个人身世如何卑微，他都清楚自己的生活充满无限机遇……如果在旁人眼里，他一再被认为是‘笨蛋’，那么他恐怕真的就是笨蛋……更为残酷的是，他们将注定身份低微，而且，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如此直白：因为他智识低下，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被剥夺了成功的机会。他应该清楚这一切，不是吗？”
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如果失败的想法使我们痛苦，那是因为，成功是唯一可以使这个世界给予我们友好的可靠因素。
可是，一个人的成功，身份的转换，往往会有很多的制约因素。焦虑是当代欲望的伴随产物，因为生计与名誉均受至少 5种无法预测的因素的制约。
受变幻无常的才能的制约。
1、如果我们的身份取决于我们的成就，那么人们普遍认为，成功所需的就是才能以及对才能的可靠把握。作者认为我们很难对成功所需的能力进行把握，因而我们在与未来相关的事务中被迫处于一种屈从和焦虑的状态中。
受运气的制约
2、我们的身份有赖于一系列可以被粗略地概括为“运气”的有利条件。可能恰是源于运气，我们正从事合适的职业，具备合适的才干，处于合适的时机——同样，可能正是源于坏运气，我们丧失了这些优势。可是在一个理性控制为主的社会中，没有人会为失败者以坏运气来做注解。
3、受雇主的制约
如果不能实现财务自由，我们生活状态的不可预测性变得更加糟糕，那就是我们的身份不得不受雇主优先的制约。 1907年，在美国，一本叫《三英亩地与自由》的书激发了阅读大众的想象力。作者博尔顿·霍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为他人工作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以此为出发点，他告诉读者一种可以获得自由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离开办公室和工厂，在中美洲以适当价格购买三英亩土地。
4、受雇主盈利原则的制约
雇佣工作的稳定可靠性不仅依赖于公司组织机构的权术运作，而且依赖于公司在市场上保持盈利的能力，然而，任何公司都很难长期保持有竞争力的地位和价格上的优势。残酷的竞争会给很多员工带来焦虑感，如同站立于一块正在融化的浮冰上。因为公司提高盈利率的最有效、最快速的途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大幅度地裁员。
5、受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
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全球的经济一直遵循一种发展与衰退交替重复的模式。
从以上 5种制约因素可以看到，外在环境是不确定的，比如市场上的勾心斗角、运气和灵感的反复无常。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爱的需求保持稳定不变，且丝毫不亚于孩提时代；因而，在我们的需求和世界的不确定条件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平衡，而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我们身份焦虑的第五个关键原因。
20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常常因为自尊与尊严受到挑衅而发生决斗事件。从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的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结束，决斗事件夺走了数十万计的欧洲人的生命。
决斗现象体现了人们严重缺乏一种信心，那就是，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能够对它进行决定，无需随他人评价的转变而做出调整。对决斗者而言，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能够帮助他建立在自己心目中形象的唯一因素。由于他的自我形象严重依赖于他人的观点，因此，他宁可死于枪弹或刀伤，也不能允许不利于他的想法在公众心目中继续存在。
决斗虽然看起来与我们相去甚远，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当中，但这一现象依然有功于揭示一种更为普遍的、在面对身份问题时，人们容易受伤的感情倾向。如同绝大多数的决斗者一样，我们的自尊心是由他人赋予我们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希望他人看重自己的强烈需求，在历史长河中并没有丝毫减弱，依然占据着我们心理关注的首要位置。
像哲学家一样思考或者学习一些哲学著作，有助于我们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培养自己的独立判断意识，并能帮助我们消解内心的焦虑。
大约公元 100年前，爱比克泰德在《谈话录》中有一段话：“决定我幸福的不是我的社会地位，而是我的判断；这些判断是我能够随身携带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我自己的，别人无法从我身边拿走。”
爱比克泰德，大约于公元 55年～公元 135年，出生于一个奴隶家庭，古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之一，主张遵从自然，过一种自制的生活，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与宗教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795年，尚福尔的《格言录》中说，“大自然从来没有命令我：‘要摆脱贫穷。’大自然也从来没有命令我：‘要尽力致富。’她只是请求我：‘你一定要自立。’”
尚福尔， 18世纪法国剧作家、杂文家，以风趣著称，所写格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民间流行的俗语。尚福尔为私生子，由一杂货商之妻抚养成人，受到自由思想的教育，后因健谈，口才出众，得到一个巴黎世俗团体的资助。1851年，叔本华在他的《附录与补遣》写道：“他人的头脑太过恶毒，不能作为我们自己真正幸福的栖身之所。”
亚瑟·叔本华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788年出生于德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也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
哲学家们长久以来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对他人的观点进行仔细分析，我们就可能会立即发现一个令人沮丧不堪，同时又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轻松感的事实：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事情上的观点充满了严重的混乱和错误。尚福尔的思想表达了他之前和之后的哲学家的遁世态度，他言简意赅地说：“公众舆论是所有观点之中最糟糕的一种。”
公众舆论的缺陷，究其原因，在于公众不愿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由理性分析进行推敲，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直觉、感情和习俗之上。因此，哲学家会对公众的观点、别人的评价，纳入理性的分析之中，然后把正确的观点赋予新的活力置入自我形象之中，而把那些错误的观点一笑置之，将其摒弃在外，从而不使其产生任何伤害。
哲学家们在他们各自独立的研究中提出，我们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遵循来自外部的赞扬或谴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一个随机形成的人群中看起来是什么形象，而在于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形象。用叔本华的话说：“只有击中目标的谴责才能使我们受到伤害。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他不应该受到某种谴责，那么他可以满怀把握地对此不屑一顾。”
如果我们采取了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我们就不会轻易让他人对我们的敌意或者忽视伤害我们，我们首先会对他人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只有那些既对我们非常不利又完全真实的言论和态度，才会破坏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自虐的过程当中，在没有搞清他人观点是否值得关注之前，就去寻求他人的赞赏；但只要我们对某些人的思想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尊敬。然而，我们往往在弄清楚这一切之前，就竭力想得到他们的爱戴。我们应该停止这一自虐过程。
有了对生活及事物的哲学认识，就能够缓解我们对身份的焦虑，缓解我们因强烈的渴望而带来的身心疲惫。
艺术到底有何用处？ 19世纪 60年代的英国，人们普遍在问这个问题，根据很多评论家的观点，答案是：艺术没什么用处。并非是艺术建造了大型工业城市，修筑了铁路，挖掘了运河，扩张了帝国，或使英国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事实上，恰恰好像就是艺术能够削弱，那些使这一切成就能得以实现的素质；长期耽溺于艺术会产生一定的危险，会导致阳刚之气的丧失，会形成过于内向的性格、同性恋的倾向、痛风病和失败主义。
1869年，阿诺德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书中，对这种加诸于艺术的责难进行痛批。阿诺德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绝对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不管艺术对“《每日电讯报》的年轻名流”来说是何等地脱离实际，它提供给我们的不是其他，而是对生存中的缺陷的解释和解决方法。马修·阿诺德出生于 1822年，是英国著名的诗人、评论家。他主张诗要反映时代的要求，需要有追求道德和智力“解放”的精神。
阿诺德认为，仔细研读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消除人类的错误，澄清人类的混乱，降低人类的痛苦”。阿诺德说，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心怀一种愿望，“使这个世界变得比它原有的状态更加美好，更加幸福”。他们很可能没有使用明确的政治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愿望，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种愿望。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有一个声音在谴责现有社会的种种弊端，总有一种努力在试图纠正我们的谬误，教育我们如何去发现美丽，帮助我们了解痛苦，重新点燃我们对事物的敏感。通过让我们忧伤或大笑，培养我们感同身受的能力或使我们的道德观念平衡发展。
阿诺德的结论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所在。阿诺德说，艺术是“对生活的批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或许，首先所能想到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生活是一个需要批判的现象。我们犯有原罪，具有各种缺陷，每时每刻都有犯错误的危险。例如对错误的目标进行顶礼膜拜，对自己蒙昧无知，对他人一味误解，毫无必要地满怀焦虑或贪欲重重，以及让虚荣和错误蒙蔽了自己的本性。
艺术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绘画或电影——可庄可谐，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地向我们揭示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它们有助于引导我们更正确、更审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鉴于最需要批判（或洞察与分析）的莫过于我们对身份，以及如何获得身份的态度。因此，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古今中外有众多的艺术家通过各自的作品，对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质疑。艺术史充满了对身份体系的不满，这种不满可以是讥讽的、愤怒的、抒情的、沮丧的或幽默的。
比如，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简·奥斯汀于 1814年出版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通过呈现被遗忘人群的生活，对占主导地位的等级观念在想象的领域起到抵制作用。在小说中，整天忙于做饭的女仆可以是兰质蕙心、品格高尚，而笑起来声音嘶哑，拥有银矿的男爵则可以是品格低下、尖酸刻薄。
比如中国诗人北岛一首诗中很著名的两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诗就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在艺术的世界中，我们可以批判一个世界，也可以解构一个世界，更可以重新构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心灵得到慰藉，我们的紧张情绪得到舒解。
艺术，不仅能让我们的焦虑得到消除，也让人成为人。
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政治能消解我们的焦虑。是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从政治的角度去看身份，你会发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对身份高下低劣的判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不同。
在每一个社会里，总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能够获得高度的尊崇——其他的人群则因为没有具备合适的技能、口音、气质、性别或肤色而受到贬抑或忽略。但这些对成功的定义往往不是一成不变或普遍适用的。一些素质和技能在一个地方能够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则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或为人不齿。
比如，公元前 400年，希腊半岛的斯巴达人，在社会中享受最高荣誉的是男子，特别是擅长打仗、好勇斗狠、肌肉发达、性欲旺盛、对家庭生活毫无兴趣、对商业和奢华深恶痛绝、在战场上对屠杀他人，特别是屠杀雅典人充满激情的男子。
而在西欧，公元 476‐1096年，随着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衰亡，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方，最受尊敬的人变成了那些以耶稣基督的言传身教来规范自己行为的人。基督教会所称为圣徒的人从来不会佩带武器，不会杀害他人，同时也尽量避免杀害动物。圣徒们避免各种物质享受，他们没有房屋和马匹。
再比如封建社会，富人是被人看不起的，贵族才受人尊重。而资本主义社会，富人才是最受人尊重的。
通过梳理这些历史事实，我们那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关于人的理想标准并非像石头一样一成不变。身份的理想标准，长期以来都是、将来也一定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变化过程，这个词就是政治。
通过政治斗争，不同的群体都试图改变他们社会的尊严系统，摆脱在既有体系中利益既得者的统治，从而为自己获得尊严。这些不同的群体通过一个投票箱、一把枪、一次罢工，有时候通过一本书，来重新确立社会标准，决定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上层身份的位置。
无论是身份体系还是职业体系，在社会上是否受到尊重，是与政治体制有关的。而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又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影响。有了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通过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使它丧失理所应当的合理性。
理解并不是总能防止问题的发生，但它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能够教会我们很多有用的东西，让我们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面对问题，从而大幅度地降低受害的感觉、被动的感觉和困惑的感觉。
或者我们可以更加野心勃勃地说，理解这一切，将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以此开始我们可以改变或者挑战社会理想，从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当然，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有难度的，但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比如基督教。
基督教中对死亡、疾病的看法，都有别于世俗。在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作品中，都会有对死亡、生命意义的思考。
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中什么事才算得上富有意义，基督教和世俗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不管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似乎都强调仁爱，强调真诚的社会交往，强调乐善好施；同时它们都反对过度关注权力、武力、财富欲和它们所带来的荣誉。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一些行为，一旦与死亡的思考联系到一起，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显得无关紧要。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传道书》的作者慨叹道。这些作品的目的，并非要让拥有者因万物皆虚妄的事实而沮丧不堪。相反，这些作品的目的是赋予人们以勇气，让他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检查自己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同时给予他们以理由，让他们能够以更严肃的心态去关注善良、关爱、真诚、谦卑和友好等美德。
除了对我们自己必死的命运进行思考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思考他人的死亡来摆脱身份的焦虑，特别是那些取得很高的成就使我们自卑和嫉妒的人的死亡。不管我们生活在如何遭人遗弃和忽略的境况中，也不管他人多么势力强大、多么受人尊敬，一旦想到每一个人都将最终化为世界上最平等的物质——尘土，我们便会顿感释然。
另一点是基督教让人有对集体的归属感，也能有效消解我们的焦虑。
根据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一个人最不体面的命运，莫过于变得“同每一个其他的人相像”。“每一个其他的人”是包括平庸无能的人、墨守成规的人、无聊乏味的人以及土里土气的人在内的一类人的总称。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使自己区别于周围的人群，在他们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使自己“脱颖而出”。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我们的集体归属感，其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举行教堂活动的仪式和演奏教堂音乐——在这些情况下，众多互不相识的人感觉到，对他人的猜疑因这种超验媒介的存在而减弱消退了。
19世纪初期，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他们衣着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里；他们博览群书，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的多数人性情忧郁；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传统规则；他们中的有些女士留着短发，而短发在当时尚未成为时尚——人们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
波西米亚人的最初意思是指捷克波西米亚省的当地人， 1851年亨利·米尔热写了一本记录巴黎阁楼和咖啡馆生活的畅销书《波希米亚人生活札记》之后，人们用波希米亚人来指一批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体面原则的人。
19世纪后，“波西米亚人”这个词被用来指称那些希望过着非传统生活风格的一群艺术家、作家与任何对传统不抱持幻想的人。
有些波希米亚人和仆人或其他人生活在静谧湖畔的棚屋里；有些波希米亚人则是吉他手和生物学家；有些波希米亚人在外部表现上循规蹈矩，但有些波希米亚人则喜欢光着身子沐浴在月光中。我们可以用“波希米亚”一词来指，在过去 200年间一大批不同的艺术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浪漫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垮掉的一代到朋克青年，从情境主义者到以色列基布兹成员。
波希米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 19世纪初期产生的经济的、精英主义的身份体系。一方是对世俗成就的极端重视，而另外一方则是对体悟与感知的极端重视。资产阶级根据商业上的成功和公众声誉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而对波希米亚人而言，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能够体悟世界，能够以观察者或创作者的身份专注于感情的宝库，也就是艺术。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戴维·梭罗，就是一个著名的波米希亚人。 1845年 7月，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北岸，自己动手修建了一间木屋，并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标就是要检验，他是否能够过一种外表简单而内心丰富的生活，从而用行动向资产阶级表明，一个人可以把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充实结合起来。为了证明一个人不再为他人的评价所困扰时，他将会以非常少的花销而生活这一观点。梭罗向读者介绍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时节省开支的：“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好多所谓的生活便利设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碍，”梭罗写道。为了颠覆财富同值得尊敬之间的关系，他还说，“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
亨利·戴维·梭罗， 1817生人，一位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曾任职土地勘测员。《瓦尔登湖》一书记载了他在瓦尔登湖的隐逸生活。
波希米亚人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周边环境中的价值体系，依赖于我们所交往的人的种类、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我们所听到的话。他们意识到，我们平静的心情会很容易被击得粉碎，我们在生活中为之奉献的事情会轻易地受到质疑。例如，我们与一个熟人进行几分钟的闲聊，只要他或她认为，甚至都不必明说，金钱和社会评价最终还是很有价值的；或阅读一本杂志，而这本杂志只讲述资产阶级的英雄们是如何取得非凡成就的，就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与之不同的生活目标的价值。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会很容易地受到伤害。
波希米亚人还会重新界定失败一词的涵义。根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个人在商业领域或艺术领域遭受的经济方面的失败，或他人的负面评价，都可以作为证明人品不佳的重要证据。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在分配奖励或惩罚方面是相当公平的。然而，波希米亚人拒绝接受这种对外在失败的惩罚性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往往被白痴和偏见所控制。他们推理说，根据人性来判断，社会上最成功人士很少是那些最聪明或最善良的人们，而是那些最成功地迎合了听众的价值观念的人，而这些价值观念往往弊端百出。
波希米亚人贬低群体和群体的传统，而强调个人以及个人脱离传统的激情。 1840年，美国哲学家、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论自助》中写到：“我要做的事是我自己关注的事情，而不是他人认为我应该干的事情。”
由于波希米亚人极端关注精神需求，将之放在第一位，以至于他们对现实事务没有足够的重视。因而，这群人常常会给人一种穷困潦倒、尖酸刻薄、行为怪异、举止失常等印象。
不管波希米亚人的行为从外表看来多么地出格和怪异，他们的价值在于对资产阶级的理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性的批判。波希米亚人批评资产阶级错误地理解了财富的地位；批判资产阶级过于草率地声讨世俗事务中的任何失败，以及他们在尊重外在成功时体现得过于卑躬屈膝；批判资产阶级对虚假的行为规范怀有过度的忠诚；批判资产阶级过于机械地把一个人的职业才能等同为他的天赋；批判资产阶级忽略艺术、感悟、嬉戏和创造的价值；批判资产阶级过度地关注秩序、规则、官僚机构以及严格守时。
用最广阔、最宽泛的方式来总结波希米亚的贡献，我们可以说它为寻求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提供辩解；它确立和定义了一种亚文化，在资产阶级主流文化中，遭到鄙视和忽视的特定价值在这一亚文化中被赋予适当的地位和名誉。
波希米亚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失。波希米亚的意思是任何可以便宜地生活与工作，而且行事不落传统的地方，一个能达到心灵自由的社区，现代的波希米亚社区包括有中国的大理、泰国的清莱、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如果你对生活感到疲惫，时时焦虑，你可以选择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自己无法成为波希米亚人或哲学家，解决焦虑的另一种途径是，你可以选择波希米亚人、或者哲学家作为朋友与听众。
不管身份的焦虑如何令人不快，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种完全摆脱身份焦虑的美好生活。因为一个人对失败和在他人面前丢脸的恐惧，实际上意味着他抱有一定的追求，期待某些结果的出现，以及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心怀尊敬。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承认在成功生活和不成功生活之间存在公共差异的时候，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我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满足对身份的需求时面临着诸多选择。我们有自由认识到我们对蒙羞的忧虑完全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我们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个社会群体的判断方法。
身份的焦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有问题的，那就是我们遵循这些导致焦虑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因为我们异常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或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完全麻痹，以致于我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天经地义的；或来自神授；或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对此心醉神迷；或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变得过于局限，而想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亚的目的并非废除身份等级，他们只是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而这些等级建立在那些为大众所忽略或批判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
这五个不同领域的革新者们，一方面都坚持严格区分成功与失败、好与坏、可耻与高尚；另一方面又试图重新塑造我们的判断标准，使我们重新思考何种行为才能归入这些重要的标题。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温顺地服从关于上层身份的主流观念，但他们有资格拥有更好的称呼，而不是残酷地被称为失败者或小角色。
通过《身份的焦虑》这本书，我们认识到，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才能证明生活的成功。
深度拓展思考：
1、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当下的我们如此焦虑？
2、成功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3、你认为政治真的能消解焦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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