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将首先保卫我的母亲
说一个加缪的故事。
1957年，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加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座谈，一名阿尔及利亚学生突然强行闯入，厉声责问加缪：“你为何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默不作声！”
加缪没有正面回答，只迂回地说：“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将首先保卫我的母亲。”
故事的完整背景是这样的。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正在闹独立。法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一边倒支持。
然而，在阿尔及利亚长大，几乎算是半个阿尔及利亚人的加缪，却拒绝在独立请愿书上签字。他的态度，让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和青年愤怒。
但加缪也只是委婉地回应一句：
“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面对革命洪流、面对要裹挟一切人的“政治正确”，而始终保持克制，在知识分子普遍左转的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法国，加缪可以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其实，在此之前，从1937年到1957年的整整二十年，加缪一直关注着阿尔及利亚，他比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更了解阿尔及利亚的苦难，更愤慨法国政府政策上的无能。
他认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诉求，但他无法接受他们为达成此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向无辜者展开恐袭。
他无法接受的是，为了所谓集体的正义，便可以牺牲掉个人的正义。所以，加缪要保卫的，是真实生活在阿尔及利亚被恐怖袭击所威胁的母亲，也是由母亲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亲近友爱的情感，以及以母亲为象征的一切在暴力面前无辜柔弱的生命。
加缪在他的《反抗者》中便曾说过,“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中所包含的最终极悖论便是，它通过一长串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去追求正义。”
所以，即便被阿尔及利亚人怀疑，遭宗主国法国左翼愤恨，在他自己的人民中成为千夫所指，加缪依然坚持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和现实感，他厌恶那种抽象的概念、虚空的真理。
加缪成了时代的局外人，却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清醒的吹哨人，尽管这个吹哨人是孤独的。
但那又怎么样呢？
就像加缪所说的：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大多数时候，我们只关注加缪的荒谬哲学，关注他对荒谬的反抗，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加缪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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