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
最近看疫情图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词，很多人认识的“拐点”是错误的，要知道拐点并不是波峰或者波谷。
“拐点”按我的理解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半坡，也就是在函数中不论是波峰还是波谷，当拐点出现后会有一段缓上升或下降直至波峰或波谷，按疫情角度，从开始到最后整个抗新型肺炎疫情结束，就是一个从y=0到y=0的过程，其模型类似正弦函数y=sinx，区间类似[0-π]，这个过程只会有波峰（即全部确诊人数）想要下降到y=0，就得看治愈人数了。看疫区趋势图就知道，目前处于上阶段，新增确诊人数的趋势其实就是增长率，就是正弦函数的导数，只有增长率的值为0的时候（即：函数的导数为0的时候），最终的确诊人数才是波峰，而疫情新增趋势图在1月28日的时候有一个向下的趋势，实际上那不是拐点，在数学模型里拐点出现后会出现缓坡直至波峰，也就是整个过程还是上升的，只是变缓慢了一点。我们目前就是希望尽快出现“拐点”。
“病毒和免疫力的关系”
很多人会认为免疫力强的不会被传染，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简单总结就是免疫力太差你的细胞会被病毒杀死，免疫力太强会被免疫细胞杀死，免疫细胞比如白细胞没有甄别能力，不论感染还是没感染的细胞，全部杀死，这个跟它自己形成有一定关系，如果白细胞过多，会导致人的肺部细胞受损，所以只有免疫力刚刚好才能不被传染。
病毒比细菌小很多，在光学显微镜看不到，20世纪有了电子显微镜后才能看到病毒，病毒并没有细胞结构，只有一个蛋白质外壳外加一些遗传物质（可能是双链的，也可能是单链的，可能是脱氧核糖核酸，也可能是核糖核酸。）病毒的DNA接到了细胞核里DNA，之后在DNA复制过程都会有一段病毒的DNA，像冠状病毒遗传物质是RNA，不需要进入细胞核里，透过细胞膜就可以复制了，结合的复制过程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逆转录。（高中课本都学过不讲了）
病毒必须有宿主才能活，并不是要杀死宿主，其目的是要繁殖自己，所以这次新型肺炎确诊人数短时间内超过以SARS、MERS的原因是病毒进化了，往低毒性，易传染的趋势发展。（天津百货大楼顾客三小时内就从被传染到传染给别人完成一连串的传染）
就肺炎而言，当病毒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后，人体自身是有免疫力的，比如溶酶体可以分解不需要的蛋白质，而免疫有好几道防线的，高中生物必修里就有两个经典的公式，一个就是体液免疫，一个是细胞免疫，由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而来的B细胞和T细胞，B细胞负责体液免疫，T细胞负责细胞免疫，这是前两道防线，目的都是抗体和抗原进行特异性结合，最后被吞噬、消化。这些免疫细胞，比如白细胞是人体自卫细胞就会主动来到肺部，来到肺部干啥，当然是来杀死病毒喽，发炎的人会出现肿胀，因为大量的白细胞通过血管要到组织液中，这样才能杀死病毒，但是如果大量的白细胞啊，水啊，蛋白质来到肺部，就会把肺部堵死了，这样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身体乏力的症状，目前来讲我们短期无法杀死病毒（其实就是研究出药了让病毒进不了细胞，刺突没办法和受体结合），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白细胞的数量，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过利用抗生素来控制白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数量来控制病情，由于当时知道的不多，过量的运用抗生素，导致后面出现副作用，甚至有的需要截肢，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非典后遗症，其实就是抗生素用多了。
从历史角度：
要知道中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死了2500万多，可以说是欧洲最严重的一次瘟疫，世一战才死多少，这次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所以说：“比战争恐怖的是病毒，比病毒恐怖的是人的观念”。可以说鼠疫直接改变了欧洲文明进程，人们开始对神和宗教产生怀疑，大家要找治病原因，所以允许医生解剖尸体，推动了科学和医学等领域的发展，甚至影响了艺术的改革，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次鼠疫，人们从那时起开始自我反省。欧洲很多都是农场主，资本主义社会农场主需要通过剥削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形成资本积累，由于鼠疫的原因，大量的工人去世了，人手紧缺，这时候需要工人，工人要求加钱，要谈判，很多农场主就想着用机器啊，所以就出现机器代替人的现象，虽然离18世纪中叶的瓦特和哈格里夫斯时代还有几百年，不过一定程度上就推动了工业革命。可以说鼠疫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之后一路光明。
了解明史的朋友会发现，明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朝代，我个人觉得明朝从万历十年开始也就是张居正去世那年开始，明朝进入衰退，而从崇祯凌迟袁崇焕开始明朝注定要亡。明末的那场瘟疫不过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已。现在想想没有那场瘟疫李自成怎么可能能攻入京城，开玩笑吗？可以说瘟疫一定程度上帮了后来的清朝。
就我国目前的能力，为什么很多人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可能发生在中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一看就知道了，除了核反应堆原理不一样外，你看看中国人在面对灾难是怎么做的，那可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有多少让我们感动的，全世界哪个国家可以做到一周建成医院、两周确定病毒序列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任重道远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会当官，不会做事”，这种很正常，从心理学角度，当官的都是言语表达能力强的，管理指挥能力比较强，业务能力往往不怎么样，所以谦虚，懂得厚黑学，那些业务能力强的往往比较高傲一点，因为他研究过，只相信自己的观点，比较有个性，有点像搞艺术的，这样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不过面对疫情，我们众志成城，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身影，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感动。我们怎么可能做出像澳大利亚那样火烧了五个多月了还没灭，澳大利亚总理还有空在夏威夷度假，动不动就干涉一下中国内政。我们怎么可能像美国那样目前已经2000万人流感，死亡6600多人了，还有空在伊朗、伊拉克那里搞搞战争，动不动就干涉一下中国内政。日本病毒学家就说了，疫情发生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确定病毒序列，真的非常厉害，主持人想黑中国，日本专家没给说话机会直接就怼回去了，说明在科研角度我们确实很强了，要知道亚洲最牛的关于病毒研究的几个实验室就在武汉。1910年12月东北发生鼠疫，清政府任命伍连德去哈尔滨进行调查、防治。日本也派来一个，很有名的北里柴三郎，结果他抓了几万只老鼠发现没有耶尔森氏菌，推断这次不是鼠疫。俄罗斯也派来一个，结果这个人不相信伍连德的判断，啥都不戴就去看病人，结果就死了，鼠疫死亡率很高，而且可能上午去下午就死了。伍连德虽然没名气，不过他推断出了人传染人的现象，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开始戴口罩，对病人进行隔离，所以我们最早开始隔离估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讲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除了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确实强之外，关键是什么，我们用6万人代价控制了这次瘟疫，也向世界提出了肺鼠疫这种人传人的细菌进化，而印度控制病情死了1000多万。后面又有一次瘟疫，我们控制在了6000人，所以每一次的灾难除了留给我们是无数的感动瞬间，还是一次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学习的机会。
最后用朱东润先生的一段话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氏，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暗淡一些，但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的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将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写于庚子年2.4凌晨
中国足球
为此我画了一些画来纪念这次在前线抗疫情的广大工作者，时光抹不去的是记忆，对我们来说：这些记忆在未来都是一种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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