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是契诃夫可数的中篇小说之一。
使用“我的一生“为题,初看起来有点牵强附会,毕竟故事从”我“二十五岁和父亲充满火药味的对话开始,结束于抱着姐姐留下的幼小外甥女出入墓园结束,前后不过三四年时间。不过,当“我”不断在心里疑问:存在了几百年的城市,浑浑噩噩,冗长缓慢,读者不难体会契诃夫意在说明一个人短短几年的经历足以推演出其”一生“的轨迹。
事实上在最后一章,契诃夫一开头就写道:”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择这样一句话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对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来说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
作为大结局的一章,契诃夫简述了“我”身边众多亲朋好友的去向,提到和省长的再次见面,对“父亲老多了”的叹息,借用和安纽达在墓园见面的场景,谈到去世的姐姐,谈起“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可悲”,给这篇文章作了总结,画上了句号。仿佛在告诉世人:过往的生活可悲地延续,一开始的决定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幸福和快乐不经意点缀其间,犹如少之又少的心中还有真理的油漆工,犹如天真的小女孩。
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我” 在“追求”自己想要做的工作时的种种遭遇:与父亲对待劳动的激烈冲突,周围的人对“我”的看法,底层人们在对困苦处境的无助和对真理蔑视的双重矛盾中的苦苦挣扎,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对劳动和进步的争论,价值观的认可。
二十五岁的”我“,目睹周围脑力劳动的现状:固执的父亲设计一成不变愚蠢的房子;铁路工程师抱怨缺少各种工人,痛斥坐在写字台后面,无所事事的废物;自己的同事失去庄园,谋得写字员职位,居然是整日里闲逛,睡觉,喝酒和打猎。“我”不愿意和这样的生活同流合污,决定从事世人鄙视的体力劳动。
父亲认为体力劳动是由奴隶和野蛮人去做的,责备“我”躲避金钱和教育换来的脑力劳动,接受体力劳动是辱没门风,“扑灭祖父,伯父和父亲传递的家族圣火”。“我“很清楚父亲鄙视谋生方法背后的真正思想:颜面丢尽,招致全城的议论,这几乎是那个年代居住在大贵族街的脑力劳动者的共识。父亲威胁”我“,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将失去父亲和姐姐的爱,将失去继承权。在”我“无法忍受乏味的脑力工作,执意选择油漆工工作后,父亲写信给省长,希望省长出面劝说,或者要求“我“ 搬离本地。
如果单是身处贵族阶级持有这样的看法,比如说,熟人遇见“我“发窘,惋惜,邻居(安纽达)甚至请求”我“不要和她打招呼,别来往,还可以理解为贵族试图保住身份,避免钱财失去的想法。但是底层人们对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态度,扮演更加推波助澜的作用,着实让“我”惊讶和伤心。契诃夫这样描述:自从“我“做了油漆工,人们开始对“我”的背影讲出讥诮和恶意的话,对“我”最不客气的恰好是不久之前自己还是普通人,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他们假装不经意,把脏水泼在”我“身上,或是扔棍子在”我“身上。
对自己当下处境的无能为力,恰恰是底层人们追逐看似遥远的“纸醉金迷”,自我麻醉,同时又在虚幻的态度中自我欺骗,自我抬高的可悲做法。
姐姐无疑是父亲古板教育的牺牲品,是夹缝中的人,她不敢忤逆父亲的风格,耽于父亲的怒气,但又心疼弟弟,暗地支持”我“的想法并给与物质上的帮助。姐姐在压抑中渴望爱情,但又不敢正视恋情,珍贵的恋爱变得极其卑微。她不惜代价讨好 :认可医师有妻子和孩子,认可医师在外地,对她不管不顾,最后在诞下小女孩而辞世离去。姐姐时时刻刻处于焦虑中,试图寻找缓和父亲和”我“矛盾的中间解决办法,她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敢勇敢地去爱,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在姐姐罹患重病即将离去时,“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以决绝告终。父亲使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断言,一再坚持”我“和姐姐的当前”惨状“是咎由自取,并且强调必须回到父亲所倡导的观念,才可以得到原谅,才可以获得必要的金钱支持。
伴随最激烈的观念冲突,底层人们的反应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辛苦挣钱的油漆工,合伙偷干油和油漆,劳动所得的工资只能靠讨要得到,讨要赏钱时竭尽阿谀奉承。小铺卖给他们臭肉,坏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推搡他们,在医院医士和护士敲诈,在邮局里遭受呵斥。丧失庄园的将军夫人,在强调礼仪中和对过往奢华生活的回忆中才会显露出腐朽生活中的一丝生机。奶妈,仆人极力劝说“我”向父亲妥协,求得宽恕。“我”的妻子在农村致力办学,看到的是喝醉的农民在泥里打滚的丑态,以及在醉酒和劳动之间的“丢了西瓜,见了芝麻”的眼界窄小。
从贵族“加入“到油漆工,“我”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了社会公平的缺乏。因此也展开了“我”和医师关于劳动和社会进步的讨论:虽然没有太多的鄙视,医师仍旧认为贵族应该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致力于人类的进步,“我”则反对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权的看法,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何东西,甚至跟干最肮脏的劳动结合起来。
这无疑是掩盖在不同劳动下的更深一层的困扰:活人的行动和思想远不及他的悲伤重大。悲伤让人们没有力气,时间思考,只是盲目地进行着当下的行为,而这又加剧了自身的悲伤。 “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高大的身体,可又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好,也不知道把它们摆在哪儿好。”“我”的深深困惑由此可见一斑。
好在,即便是至暗之处,总有那么些微弱的光,一闪一闪:身为贵族的铁路工程师,没有嫌弃“我”,允许女儿和“我”结婚,并且搬到乡下的庄园生活,甚至支持“我”们从事农业活动,开办学校。铁路工程师还说:“做个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纸张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
同是油漆工的萝卜,用极其浅显的话表明自己的世界观:“我是这样看事情的: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少很少的一点利钱,那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人心里不会有真理。”他还有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名言:“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是的,虚伪吃灵魂。
可能吧,物质进步很有底气地宣布人们再也不会刀耕火种,再也不会马车代步。但是一些重要话题:利益的分配,个人内心的追求,阶层之间的矛盾,阶层内部分化的价值观,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社会,与此同时,丰富的物质给这些话题增添了更多的附加值。
有的人在思考,有的人挺身而去,试图解决,更多的人按部就班,在抱怨中妥协,在无奈中沉沦,在观望中等待,在失望中退缩,在迷茫中睡去苏醒,上演着契诃夫笔下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也许这就是社会本来应有的状态,无论多么设计精巧的制度,总会得到蔑视,总会得到“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叹。日子像一个沉重的车轮一样毫不留情地向前推动,把世间百态各自封存在唤作“一生”的归档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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