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甲午战争，首先是一场战争。
战史从属于历史，带有历史的共性，又有自身鲜明特征。
历史需要人来记载，作者的政治立场和个人观察角度，决定了历史的根本方向和表述方式，如“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为维护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使“乱臣贼子惧”，不惜用“春秋笔法”篡改历史。后人效仿先师所为，纷纷以笔削春秋为己任，历史的真相更加晦涩难明。
客观上讲，不仅追溯久远的历史很困难，就连弄清最近发生的事件也不容易。电影史上有一部经典之作《罗生门》，为查清一名武士的死因，强盗、樵夫、武士妻子和女巫——事发当场的亲历者们，站在自身立场上，提供了四份表述各异、矛盾重重的证词，且越说越笃定自己所说就是确凿发生的事实。
真相只有一个。但亲历者们在回忆时，往往会刻意回避掉对自己不利的环节，有的会编造谎言掩盖自己的怯懦和无能，有的会修饰美化自己的行为或动机，有的会放大对手的残暴和凶狠，所以证词里往往充斥了猜测、假设、质疑和遐想，这就给局外的观察者们带来了很大困扰。
犹如英美法庭的陪审员。
他们不得不在证人们错综复杂、自相矛盾的证词里，寻找真相的蛛丝马迹，不免偶尔出现误判。也正因为如此，1994年，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才得以从杀妻的严重指控中脱罪。
考究历史的真相，犹如身处疑点重重的案件，要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和谜团中，找到证据链条确凿，符合当时历史背景、人物思维方式和逻辑行为的答案，这是既能自圆其说、还能让人信服的唯一解。
基于此，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分为四步走。
第一步，收集史料，探本溯源。甲午战争史料，包括正史记录、战争原始档案、官方文件、当事人回忆录、报刊评论，以及后人所做的专项研究等。由于当事人的表述立场和角度各异，重点考察不同国籍、不同团体、对立阶层人员留下的第一手史料，主要分为五类：
一是日方当事人的记载。如伊藤博文《秘书类纂——机密日清战争》、陆奥宗光《蹇蹇录》、日本博文馆《日清战争实记》、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战史》等。
二是中方当事人的记录。如《李鸿章全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同治、光绪朝）》、《清实录》、《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丁汝昌致戴宗骞书》、聂士成《东征日记》、孔广德《普天忠愤集》、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等。
三是第三方的记载。如英、法、俄、美、德等国的官方文件和新闻报道，万国报馆《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甲午战争》、《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等。
四是当代人的著作和论文。如戚其章《甲午战争史》、宗泽亚《清日战争》、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清下）》、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王鼎杰《复盘甲午》等，以及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陈悦《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辩》、南昌龙《甲午战争前的朝鲜问题及中日关系》、李玉生《从定远、镇远的战损情况看中央装甲堡军舰的结构和水下防护》，孙洪军《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战地救护》等。
五是关于19世纪中后期东亚各国政略、战略和世界军事战役、战术方面的资料。如东亚基本战略格局、军事技术进展和海陆军战术发展演变、清日两军编制、力量建设、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后勤补给、装备支撑、后续动员、财政投入、兵力投送和战法研究，以及欧美诸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外交动向、兵力部署等。
选取和阅读足够多的史料之后，需要综合运用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分析法、量化法等方式，反复比较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挖掘值得信赖的证据链。但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浩如烟海，其中有出于政治目的的歪曲，有哗众取宠的产物，也有“军事盲”想当然的感性描述，不时会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和貌似真实的“孤证”，必须构造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与之对应的人物分析模型，去进一步甄选鉴别。
进入研究的第二步，重构时代大背景，引接19世纪末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甲午战争前东亚地区基本态势，明确展开研究的时间起点和空间框架。
首先，还原19世纪中后期世界政治格局，以及东亚地区域外大国和清、日之间基本态势。
19世纪中后期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基本态势。英帝国是19世纪的超级大国，在海洋力量和工商业居于世界垄断地位。187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全世界比重的31.8%，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2%，煤产量为法国、美国、普鲁士三国之和的1.34倍，生铁产量为三国总和的1.4倍。“多强”为德、法、俄、奥、美、意等新兴强国，他们凭借工业革命的后发优势，发力追赶英帝国的步伐，积极在全球拓展国家利益，列强之间围绕争夺殖民地和市场、人口、资源，接连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
这一时期，欧美诸国已基本将非洲、中东、南北美洲、大洋洲、南亚等地瓜分完毕，征服的步伐来到了中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东亚都处于世界文明的巅峰，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内核、以宗藩体制为支撑的大中华文化圈。在东亚政治生态中，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日本若即若离，朝鲜、越南、缅甸、泰国、琉球等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定期向中国朝贡,接受册封，使用中国的立法和年号，在名义上确立臣属关系，但各藩属国有着独立的内政、经济、国防。由于东亚各国认为本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明程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对外交流弊多益少，先后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长期处于封闭停滞状态。
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传统东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尔后，英法等列强持续向远东开拓，英国占据了缅甸，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洞开清朝的大门，其势力辐射长江、珠江流域，但出于遏制俄国扩张的目的，开始谋求维持远东地区势力均衡；法国自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投入力度，企图控制越南、窥视两广；俄国自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掉头向东蚕食中亚地区，从西北、正北、东北三个方向对清朝步步进逼，试图在远东地区获取不冻港，对清、日、朝均构成直接威胁；美国从沙俄手中买下阿拉斯加，谋求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以炮舰巡航日本，极力推动朝鲜独立。清朝丢掉了东北和西部大片领土，又失去了缅甸、琉球、越南等朝贡国，日本也饱受“黑船开国”之痛，两国被迫进行变法，先后于1861年、1868年开展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由于欧美列强迫在眉睫的武力威胁，两国的改革均以构建军工体系和建设新式军队为重心。30年后的甲午战争，就在两支以“西法”练成的“新军”中展开。据此，应以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作为研究的初始起点。
其次，对接19世纪军事变革情况，以及甲午战争期间清、日和域外大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
19世纪蓬勃兴起的工业革命，极大促进了经济和科技的进步，黑火药、高爆炸药、击针后膛线装来复枪、圆锥子弹、后装线膛炮、速射炮、电报和装甲蒸汽舰船、鱼雷等新武器装备不断涌现。随着武器发展和人口增加，战争规模不断延展，由此引发重大军事变革：一是产生了新的指挥机构“总参谋部”，集作战计划制定、情报收集、作战协调、作战指挥等职权于一身；二是改变了军队组织体系和兵种结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近代军队编制初见雏形，炮兵、工兵等兵种相对独立；三是改进了征兵制度，大力推进义务兵役制，精干的常备军和庞大的后备军共同构成国家武装力量；四是规范了军事人才培养途径，设立军事院校，成批量培养初、中级指挥军官；五是变革了后勤保障体制，铁路成为兵力投送、物资前运的重要平台，军队机动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通过变革军事制度，欧美列强军事实力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在远东驻军规模随之水涨船高。甲午战争期间，英国远东舰队在远东方向部署各型军舰28艘，排水量86633吨，装备重炮227门、轻炮344门、鱼雷发射管56具。同时期，俄国太平洋舰队在东北亚地区部署各型军舰21艘，排水量71863吨，装备重炮250门、轻炮200门、鱼雷发射管54具；法国远东舰队在东亚、东南亚地区部署各型军舰13艘，排水量30961吨，装备重炮113门、轻炮89门、鱼雷发射管10具。此外，当时远东地区还有德国派遣舰队，美国舰队、意大利派遣舰队。作为甲午战争的参战双方，日军拥有军舰28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59106吨，其中参战的联合舰队出动军舰28艘（含西京丸号等改装舰船）、鱼雷艇19艘，总吨位51356吨；清军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共计舰艇82艘、鱼雷艇25艘，总吨位85000吨，其中参战的北洋舰队及广东水师，出动军舰25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4000吨。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期间，欧美列强在东亚地区有庞大军事存在。其中英国远东舰队、俄国太平洋舰队均超过清、日海军战力，具备介入战争、改变整体态势的的能力。在战争筹划准备阶段，乃至战争过程中，清、日双方不得不时刻关注列强的立场，并随之调整自身的策略。据此，研究甲午战争，其空间范畴绝不能局限于中、日、朝三国，必须扩展到在东亚有影响力的西方列强。唯有如此，才能把相关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大环境中，构建符合时代背景的时代模型，客观考察评判历史发展演进脉络。
第三步，构建战争中人物行为模型。战争是解决矛盾问题的最暴力手段，通常伴随着杀戮与伤亡，其人物行为模式异常复杂，应分三个层级进行剖析：一是政略和战略制定者——政治家，他们远离前线；二是战役指挥者——中高级将领，他们指挥战争，但很少到一线亲冒矢石；三是基层军官和战斗兵员，他们要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直面淋漓的鲜血。
能被称为“政治家”，充分证明了本身的能力素质，他们就是一国金字塔顶尖的0.1%。这里假设，战争中的“政治家”并非蝇营苟且的政客，他们手握权柄，胸怀为国为民远大理想，真正想要干出一番青史流芳的事业。但“政治家”身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包打天下，对上需要有放手支持自己干事创业的领导，对下要有一个能够严格执行指示的团队，如果在贯彻中遇到障碍和掣肘，也需要有人及时化解矛盾、推进工作。所以，政治家必须要能够协调上下左右关系，以及组建一支听命于自己的队伍——这是他的基本盘。政治家可以是无私无欲的，但他有上级、有亲朋、有故旧、有队伍，这些人同样身处于复杂社会中，有的想要提拔进步，有的想要提高待遇，有的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想要插队看病，有的孩子分数不够想要上重点学校……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果政治家十指不沾污泥水，对这些要求一概不理，那他就是一个孤家寡人，只能站在道德的高点指点江山，但绝没有能力来统班子、带队伍、解决具体问题。因为能够干事、能够干成事的人往往也是有野心、有欲望的，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在用理想来号召人的同时，必须用利益来团结人，才能把自己的朋友变得多多的，把敌人变得少少的，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党派，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也免不了与别的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做斗争。一旦结成了党派，个人的想法就被党派的想法所左右，个人的原则被党派的原则所约束。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能够对事不对人，多考虑一点全局、少考虑一点自己，就是合格的政治家；如果能够为了国家大局而牺牲党派利益，就是卓越的政治领袖。在此，设定战争中的政治家模型为“在有限信息条件下，每一个战略抉择都经过理性推断，是国家利益、党派利益和个人得失三者均衡后的最大效用值”。
中日两军高级将领，有的是文官转型、不谙军务，有的是贵族出身、一步登天，但大多数还是出身行伍，在战火中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如清军直隶提督叶志超，绰号“叶大呆子”，最开始只是普通一兵，每次打仗都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立下赫赫战功，所以官位节节攀升。对捻军作战时，已是中级将领的叶志超被长矛刺伤，仍然“裹创力战”，一个英勇顽强的将领形象跃然纸上。但是，不同位置的军人能力素质要求有所差异，基层军官士兵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毅力，在战场上能够叫响“向我看齐、跟我上”；中低级军官需要战术素养，具备小规模战役指挥才能，以及在复杂情况下处置突发事件能力；高级将领需要政治才能、统帅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实质上已经是军人和政治家的合体。在类似晚清的“人治化”社会里，由于军官本身军事素质难以数据化具现，晋升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上级偏好和长官意志起了决定性作用，故而将领军事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仅仅因为籍贯而被选拔任用。此外，随着年龄增长、经历阅历增加，个人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也会不断变化。人在少年时期，处于价值观塑造阶段，思维尚未定型，容易被外界宣传引导，富于理想主义和牺牲奉献精神；青年时期胸怀大志，渴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人生、改变世界，具有强烈进取意识；中年时期，拖家带口，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考虑问题更加细致，为人处事成熟稳重，愈发现实主义；在老年时，功成名就，关注名声和家族延续，行事趋于保守。甲午战争时，清朝陆军高级将领年龄跨度为50-75岁，老龄化趋势明显，日本陆军高级将领多为40-55岁，处于中青年阶段，双方陆军战斗欲望和进攻意识明显不同；北洋水师将领年龄多为40-50岁，联合舰队将领年龄多为30-45岁，双方的血性和战斗意志不相上下。鉴于此，设定战争中的中高级将领模型为“在有限信息条件及个人价值观、性格、文化、年龄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每一个决策都围绕打败敌军和保存自己两个目标，最大限度发挥了自身军事能力”。
基层军官和士兵身处于战场一隅，消息闭塞，无法了解掌握整体战争态势，容易被留言和小道消息所左右。在战斗进行时，他们神经高度紧张，耳边是隆隆枪炮声，身边是中弹呻吟的战友和地上冰冷的尸体，往往是机械地对敌射击、跟着身边的人冲锋或是成群结队地溃逃。对基层军人而言，比作战更折磨人的，是引枪待发的对峙和艰苦漫长的行军，必须随时保持戒备状态，身心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煎熬。一旦战事不利，保命本能战胜了保家卫国的道德情怀和团体的凝聚力，就会出现投降、逃兵甚至“营啸”等极端现象。
惜命是人的本能反应，是铭刻在基因中的最高要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高优先级别的需求，包括食物、水、空气等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安全、社交、尊重等都要瞠乎其后。可见，人的本能就是千方百计活下去，然后才是努力过得更好。在战争中，人的生命时刻面临威胁，求生欲望被无限放大，道德和荣誉观念会变得脆弱，当感性战胜理性时，容易突破道德底线，干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如何让基层军官和士兵的战斗意志克服求生本能，是一篇治军带兵的大文章，也是摆在每位军事将领面前的必答题。为此，各国军事机构和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战时军人行为主要受个人认知、群体行为和环境因素等综合影响，并制定了军人士气量表和群体动力行为模型。参照现代研究成果，设定战争中的基层军官和士兵模型为“在有限信息条件下，每一个行动受到个人、集体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制约，属于有限理性下的自身效用最大化，也有一定的从众心理”。
后世人读史书，洞彻敌对双方信息，往往习惯用上帝的视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免深感奸臣误国，痛责庸将无能，恨不能以身代之。殊不知，当事人的思维带有时代局限性，且身处于战争迷雾包围中，所感知的信息都是片面化、碎片状的，而现实战局瞬息万变，稍有延迟就可能酿成惨重伤亡，必须于毫秒之间作出生死抉择。设身处地，后人并不一定能比古人做得更好，但通过构建战争中“人”的模型，一点点对战争进行检讨复盘，穷尽各种可能的选择，终究会找到有限信息条件下的最优解，探寻过往成败，以为后者鉴。
第四步，导入战争的特质，完成由历史到战史的转变。完整的战史分析，应分为政略、战略、战役、战术四个层级。政略，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基于国力而做出的内政和外交总体策略；战略，是从政略出发，策划和指导军事斗争的总方针、总策略；战役，是军队为实现战略目的，在战争的一个区域或方向所进行的作战行动，由一系列战斗所构成；战术，是指导和实施战斗的方法。
我国近现代以前的战争史，重在刻画帝王将相在朝堂上谋划政略和制定战略的过程，对具体国情分析往往轻描淡写，对战役组织和战术指导更是一笔带过，有时甚至只有“大胜”、“败”、“再败”等只字片语。由于旧中国军人识字率不高，将领普遍动手能力强、动笔能力弱，作战命令大都是口口相传，一线的原始资料留存不多，战报要靠文人幕僚代笔，战史靠文官记录。而文人论兵，天生就带有浪漫主义的劣根性：在战争指挥上，推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用极不精确的地图和想象中的战场态势来延时指挥千百里外的战争；在选将用将上，偏好“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把“喜怒不形于色”而非军事能力作为将领的必备素质，相当于把古筝十级作为国务院办公厅招考公务员的硬指标；在克敌制胜上，期望“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忽略了战争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殊死拼杀，满溢着恐怖、兽性和痛苦，容不得羽扇纶巾地讲优雅、讲品位、讲风度。更有甚者，有的文臣通读《孙子兵法》，倒背《三国演义》，就以“儒将”“知兵”自诩，自荐挂帅出征；有的过度强调政略、战略的重要性，觉得只要庙算正确，执行没有问题，战争成败就不问可知，忽视了战场上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很多文臣和受过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将领，有着刚烈的风骨，舍身报国的忠诚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勇气毅力，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对敌人妥协，他们的伟烈事迹，千载之下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在近现代战争中，战斗精神是赢得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却往往难以成为战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1838年12月16日，非洲祖鲁人为了保卫家园，手持长矛和盾牌，冒着布尔殖民者的炮火决死冲锋，其英勇无畏让布尔殖民者惊叹不已。祖鲁人在正义的卫国战争中死伤惨重，但他们的牺牲没有赢得胜利。近现代战争成败，既是战术指挥的博弈，更是军队战斗力建设的直接体现。如果战斗力存在“代差”，又不讲求战略战术，单纯靠士兵的勇敢精神以卵击石，往往落得头破血流、卵碎石不碎的下场。
强大的军力，是国家的底蕴和支撑。平时不注重军队战斗力建设和维持，讲形式主义，搞花花架子，倘若战争突然降临，一仗打下来就鸡飞蛋打、原形毕露。回顾甲午战争，战前清军的组织形态、军事训练和战役战术指导，存在的贻误、缺失和懈怠，令人触目惊心，不忍直视。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尽管有着大量先天不足，诸多清军将领仍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战争准备，拼尽全力想要打赢，却最终一败再败、大败惨败。为真正做到检讨和反省，我们必须就战争而论战争，直面战争本身存在的疑难问题，重点从三个层面对战役和战术进行切片剖析：
首先，分析战前态势。主要是：①�战场及周边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地形和河流、道路、桥梁、进攻（防御）要点等情况；②社会环境，包括人口、经济、资源、民心向背等情况；③敌情，包括当面日军兵力部署、作战力量、进攻（防御）企图、武器装备、可能的攻击方向和进攻手段等情况；④我情，包括清军兵力编成、武器装备、部队战斗力状况，以及作战指导等情况；⑤敌我作战力量对比，从兵力、火力、机动力、后勤装备保障、训练水平、战斗意志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其次，复盘战斗进程。重构战斗进程，有时会存在一些细节上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少作战准备、战役部署、战斗行动记录和阵中日记等一线原始资料，且后勤方面的兵力补充、物资保障、民力动员、装备损耗等缺乏数据性管理，难以量化评估。特别是清军战争报告中“猪肉注水”现象严重，宣传的出兵规模动辄比实际翻倍，“遭敌数千”可以报成“斩首数万、流血漂橹”，自身伤亡掐头去尾、讳败为胜更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只能以战役结果来艰难回溯过程。
最后，进行战后检讨。主要从十个方面进行反思：①�侦察情报方面，包括情报获取的能力和准确程度；②作战保障方面，包括战备、通信、侦察、伪装和战场管理等；③后勤保障方面，包括物资、医疗、勤务、运输和经费保障等；④装备保障方面，包括武器装备供应、维修和弹药保障等；⑤作战指导方面，比较双方的战斗方案和作战计划，包括战斗目的、作战部署、一线阵地和兵力使用等；⑥战术应用方面，包括双方基本战法选择，以及根据战斗进程所进行的临机调整等；⑦指挥控制方面，包括各级指挥机构指挥效能和对下掌控能力等；⑧指挥协同方面，包括各参战部队作战协同计划、协同方式、战斗分界线、结合部保障等；⑨指挥员方面，比较指挥员的统率能力、指挥能力、权威性和决心意志等；⑩参战部队方面，对比训练水平、战术素养、战斗精神和服从意识等。
甲午战争前，大清朝野普遍洋溢着盲目乐观情绪，很多人单纯从兵力数量和国家规模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地大兵多，日本只是区区一个岛国，军力不过中国十分之一，“倭奴”之败“可立而待”；有的官僚士大夫甚至建议清政府把战略眼光再放长一点、步子再迈大一点，不要局限于在朝鲜半岛打击日军，而要“萃南北洋铁甲、钢甲、蚊船、鱼雷…捣其长崎，长崎破而煤源绝矣……捣其神户，神户破，则由大阪铁道直达西京，而其国断而为二矣。捣其横滨，横滨破，则东京震动，势将迁都，全国可传檄而定矣”。根据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提交英国政府的报告，当时99.9%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战争的结果，是大清帝国一败涂地。《马关条约》签订后，大清涌现了很多事后诸葛亮，坚称自己早就从战前的蛛丝马迹中看到了战败的结局，并从各种角度列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如大家熟知的北洋舰队“主炮晒衣、丁汝昌“不谙海战”、清军炮弹储备不足等等。可以说，战前有多少条胜利的论据，战后就能找出多少条失败的原因。
这种打“死老虎”的做法，是不断堆砌问题和纰误，并不是客观的检讨反思。
战争的胜负，到底由哪些因素决定？
气候、地形、水文、环境、军心、士气、兵力、武器、装备、训练、弹药、维护、情报、通信、指控、伪装、医疗、运输、战术、指挥、协同……以上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对战争胜负造成决定性影响，但即便一方的各项纸面实力全部占优，唯独欠缺了一点点运气，也可能输掉战争。
战争的不可预测性也在于此。
历史上，从不缺乏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例。以美军之强，也在越南战争走了麦城，在阿富汗深陷游击战泥潭。
战争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博弈过程。参战各方都在根据敌情、我情和预判的敌军战术，不断调整部署。在此过程中，双方的指挥员和部队也不可避免地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谁的错误更大、更直接、更能被对方所捕捉，谁就离失败更近了一步。
从这个角度上观察，我们将会看到，日军并非一开始就胜券在握，清军也并非从始至终与胜利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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