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心头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这场战争还在进行时，国内的相关研究、反思和责任追究已提枪上马；“马关条约”签署后，民意鼎沸，各种批判、谴责和人身攻击更是一拥而上。两个甲子之后的公元2014年，适逢农历甲午年，各类甲午专著、论著、论文和专题片扎堆涌现，战争研讨又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小高潮。
但我们真正清醒地检讨和反省了吗？
犹记20年前的中学历史课上，老师曾愤怒感慨地说起甲午战争，把清朝战败原因归结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特别是慈禧太后的穷奢极欲，列举的两个事例声情并茂，让吾等学童愤慨不已：
其一：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大肆挪用海军购舰经费，以至于北洋舰队五年未添一舰一炮。具体挪用数额，一说正史记载为白银260万两，一说某专家考证达500-600万两，一说网上记载在3000万两到8000万两之间，而当时镇远、定远两舰总造价仅339.924万两。相较之下，反差十分巨大。
其二：为筹办自己六十大寿庆典，慈禧太后极力避战，主战派大臣请她停修颐和园工程、停办六旬万寿庆典，将工程钱款移作军费时，慈禧老佛爷雷霆大怒，说出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的名言。最后，犯颜直谏的大臣们相顾失色，此事竟不了了之。
这些事例，不但我们相信，一代伟人毛泽东也信了。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与国民党元老、诗人柳亚子共游颐和园。柳亚子一面望着满眼的雕栏画壁，一面批判慈禧太后的腐败无能：“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可耻。”毛泽东幽默地回应：“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也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她们挥霍了好吧！”
伟人看问题的角度总是与众不同。经伟大领袖毛主席金口玉言盖棺定论，慈禧的千古骂名看来是无法洗脱了。
慈禧太后本名叶赫那拉·杏贞，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公历1835年11月29日，她的六十大寿，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1894年11月7日。
在她的生日筹备期间，甲午战争打得如火如荼。
1894年9月16日，日军占领平壤，朝鲜境内清军损失惨重、全线溃退；9月17日，大东沟海战，北洋舰队战败，日本联合舰队掌握了黄海制海权；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跨越鸭绿江，踏入中国本土；10月25日，日军击穿清军鸭绿江防线；10月26日，日军占领九连城、安东；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11月7日，慈禧生日当天，日军攻克大连，北洋军港旅顺在望。
在一场事关国运的战争轰轰烈烈推进期间，在清军海陆军节节败退、战火烧到辽东——满族龙兴之地时，在朝野哗然、满朝文武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之际，执政者该有多么昏庸无能和骄奢淫逸，才敢明目张胆挪用军费搞庆典、开生日Party？官僚阶层该有多么愚昧无知、多么不顾大局，才会从军费中截留资金，供深宫的老佛爷铺张浪费？
一个不懂、也不敢质疑老师的初中生，确实不会怀疑教科书上的答案：大清的精英阶层严重缺乏生存危机意识，已经腐朽到不可救药了；如此倒行逆施的满清王朝，不亡简直没有天理。然而，一旦我们深入研究晚清历史，进而分析研判其政治格局演变、军事力量发展和财政资源投向时，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在清末错综复杂的战略背景下，大清帝国的统治早已岌岌可危，多次走到亡国的边缘。如果慈禧太后只有这样低能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如果精英官僚阶层只有这种层次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大清帝国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苦苦支撑五十一年吗？连一年都撑不下去！
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36年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捻乱和庚子拳乱，发动了辛酉政变和戊戌政变，打赢了收复新疆之战和中法战役，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被彻底打断脊梁骨，只好仓皇逃离北京“西狩”，并与列强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回顾她的整个执政生涯，在外有欧美列强侵凌、半殖民地趋势不断加深，内有地方实力派手握财政、军事大权，半独立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内外交困境地中，慈禧竟能勉力支撑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牢牢掌握满蒙亲贵和汉人督抚，没有让大一统王朝在她手中陷入崩溃和割据局面，充分展现了一名成熟政治家的老辣干练。为逞自己一时之快，干出“挪用海军军费祝寿”这样蒙受千古骂名的事，并不像合格政治家的作为。
事实上，在晚清官场，为慈禧老佛爷修建颐和园属于一项政治任务，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并不适宜公开摆到台面上，清末各类公函文献和官员私信中，也力避直接提到“颐和园”三个字，而是用“钦工”、“工程”等来代替，字里行间躲躲闪闪、犹抱琵琶半遮面。
为什么给老佛爷修园子会提升到讲政治的高度？
背后的推手是光绪皇帝，以及他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帝师翁同龢等人。
自1887年光绪皇帝亲政以来，慈禧表面上“撤帘归政”，将大权奉还给皇帝。但在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诸位重臣苦请之下，同意对年轻而缺乏治国经验的皇帝“扶上马、再送一程”，实际上保有了对军国大事的最后裁定权。
数年后，光绪皇帝羽翼丰满，他和他的拥戴者们就把修颐和园和“六十寿典”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其用意是与慈禧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交换：以全面提高前任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为条件，换取慈禧去北京城15公里以外、远离紫禁城的颐和园颐养天年。
国家领导人权力交替，当然是首要政治任务，但偏偏又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摆上台面。因此，光绪帝的生父、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筹集修颐和园的款项时，就让李鸿章通知各地督抚大员，向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认捐一笔银子，用于“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当然，督抚们很清楚这笔钱的具体用途，以超常的效率上缴了260万两白银。这笔巨款分别存在汇丰银行（1072900两）、德华银行（440000两）、怡和洋行（559600两）、开平矿务局（527500两），利息用于颐和园工程建设。此外，从1889年开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从自身经费中，每年拨给颐和园工程30万两白银，后续又挪垫了一部分款项。据历史学家们对清宫档案的考据，所借款项后来大都指定专款归还。
纵观光绪年间政府财政支出，能够把“军费”和“颐和园”链接到一块的关键词，就是上面提到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是清政府设立的海军部，统一海军指挥权，总管海军、海防事宜。醇亲王奕譞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亲王奕匡、李鸿章是奕譞的副手，会同办理海军事务，另有正红旗汉军统领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下设管理海疆股、管理款项股、管理船政股、管理军械股等。
海军衙门自建立起，就是一个奇葩的“怪胎”。其一，名义上统管全国海军事务，但其主要官员，没有一人出身海军，没有一人懂近代海军建设和训练；其二，主要领导如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帮办大臣都是兼职，且本职业务繁重，所以没有一人在衙专职办事；其三，海军衙门负责的事项不仅仅是海军建设，还包括开矿、铁路、电报等多种业务，同时也承担了政府财政周转金融通道的职能。在清末，海军衙门经费几乎是“万能费”，既可以用于购置舰船、从事南北洋海防建设，也可以用于组建东北练军、建造铁路和开矿，还可以用来修“三海”及颐和园；其四，因各省对应解海军专款并不热衷，习惯以各种理由拒不如期缴纳，海军衙门经费并不宽裕，但保障南北洋水师建设、尤其是购买军舰的军费还是基本做到了专款专用，这些款项并不纳入海军衙门日常经费，而是有另一个名字——海防专款，在现存各类文献中，均找不到挪用“海防专款”修颐和园和祝寿的记录。
既已考据“慈禧太后为修颐和园挪用海军购舰经费”一说纯属子虚乌有，下一步，就要深入寻找它的源头。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开始了对战败的反思。板子，首先打在了李鸿章和参战将领的身上。但同时，北京城街头巷尾也流传着谣言，大意是“朝廷挪用军费修颐和园和祝寿，以致军费不足导致战败”，但影响力和针对性均不强。直至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逃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丑化慈禧太后本人、进而否定清政府执政合法性，写了大量感情充沛、富于鼓动性的文章，在《康南海自编年谱》和《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均有刊载。一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如“括全国之膏血以修国防，而其实乃消磨于园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等流传至今。清末民初一些政治势力出于自身需要，大肆宣传这些充满了个人揣测和虚构的文章，后世学者接续摘转点赞，在以后的几十年就成了公认的事实。
其实，甲午战争爆发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是主战派，她下令将存在各大洋行和开平矿务局的260万两白银提出用作军费，但因存款未到期等原因，先期只能提取158万两；1894年9月下旬，慈禧又下诏，取消在颐和园的万寿庆典和沿途“点景”工程。但这些记载于宫廷史料中的“正史”，却在口口相传的“野史”围追堵截之下，无法突出重围，以至于泯然无息。
所以，今天我们在回顾池仲佑的《海军大事记》、罗尔纲的《晚清兵志》等近代著作，以及检索CNKI文库中的相关论文时，康、梁的说法依然占据了主流舆论地位，探寻点滴历史真相的难度和复杂性由此可略见一斑。而审慎地判别和推断各种史料，从军事角度真实、完整、客观地回溯甲午战争，确属一浩大繁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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