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次悼念岳父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了朋友圈内好友的一致好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原来本人业余爱好的拙作还是很受欢迎并且还有很多粉丝呢。可这又带来另一个很严重问题：你写岳父的文章情真意切入木三分，可是母亲暗示说你自己的父亲过世五年了，连个屁字也没写过一个，可见对自己的父亲感情浅薄不忠不孝。我辩解说不是这样的，父亲墓碑上满含深情言简意赅的生平简介就是我悲痛欲绝状态下一蹴而就的，那时候我还没把写作当成业余爱好呢。我为他举办了老家最风光的葬礼，出资十万买下了本地公墓里最好最高的墓地，可是母亲说这些相对可以流芳百世的传记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厚此薄彼不忠不孝的罪名实在不敢当也冤杀奴家啦，本来业余水平和爱好的写作变成了命题作文按图索骥，这让我压力山大只能绞尽脑汁勉为其难啦。
父亲宗炳灶（1935--2012），义乌宗宅生人，享年七十八岁，一生命运坎坷曲折。七岁丧父，兄弟二人，有一弟弟宗小灶（1938--1974），也不知我那从未谋面的爷爷是如何想的，大约那时灶神菩萨比天大，民以食为天，经常吃不饱闹的，所以爷爷应该是希望后辈从此不要挨饿受冻吧。据说爷爷是田里劳作回家吃了冷饭剩菜突发疾病一命呜呼的，从爷爷宗门法算起，到我儿子已经是四代单传好像对家族发扬光大来说应该是任重道远了。父亲丧父时正好是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好像40年代那时候因为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本来计划飞到义乌隔壁的衢州机场降落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些飞机一架也没有到达目的地，统统坠毁迫降，结果引来日本鬼子疯狂报复，到处搜寻美国飞行员，大约就是那时候日本鬼子占领了义乌宗宅，这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故里，不知这位祖先九泉有知，看到倭寇蹂躏自己家乡胡作非为情何以堪？说到祖宗，不能不说一下我的祖先，吓死你们，他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抗金名将宗泽公！在义乌县志中，我的祖宗好像历史上还是官做的最大的，还是岳飞的恩师呢。当年岳飞考武状元时枪挑小梁王，张邦昌等一干奸臣要治岳飞的罪，是宗泽公放了岳飞一条生路，可以说没有我祖宗就没有后来的岳飞！所以我还应该算是正宗的官后代呢，比起现在这些飞扬跋扈的官二代，我祖宗n年代以前就是大元帅啦！相比岳飞是被莫须有罪名冤死，我祖宗那是壮怀激烈，在黄河岸边三呼过河过河过河气绝身亡重于泰山！还有就是这个宗泽火腿的知识产权和商标，那是地地道道的我祖宗发明创造的，那时候春节期间，宗泽大元帅从当时的首都开封回家探亲，带了一帮子弟兵警卫人员，好像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一样，他这个级别应该至少有一个警卫连吧？这些子弟兵过完年护送宗泽公回开封上班，一路骑着马背着猪腿风餐露宿，到开封要十天半月呢，所以用盐腌制猪腿，一路风尘一路日晒，到了开封这个两头乌火腿终成正果，那肉香气浓郁妥妥的上品人间罕见，达官贵人趋之若鹜，宗泽火腿自始流传百世，可现在祖宗品牌变成了人家的和宗泽后裔子孙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明抢暗盗打家劫舍的行为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王老吉凉茶的故事，广药集团不费吹灰之力就通过法院拿到了本来就是抢来的商标专用权，据说王老吉的后裔子孙连提告权都被剥夺了，看来是隔壁老王采花大盗干坏事太多殃及了子孙后代。最惨的还有香港的加多宝集团的老板，汶川地震捐款捐物最多，然后央视的标王多年捧红了王老吉凉茶，竟然被国企广药集团无偿收回，这不是明火执仗的强取豪夺是什么？可是我的祖宗是义正严词品格高尚从来不曾觊觎人妻，一个完全不想干的公司长期无偿占用使用别人祖宗的品牌合适吗？好在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是贼，遗传基因决定大半，宗门不是还出了曾经的中国首富宗庆后吗？
童年丧父的父亲从来没有上过学，他和叔叔相依为命给人放牛为生，那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来，派来的飞机却投下了糖衣炮弹，一次叔叔捡到一颗糖，打开后却是一颗炸弹，轰得一声左眼飞走了，从此叔叔成了独眼龙，据说义乌江湾那一带日本鬼子还投下过细菌弹，有一大批义乌人遭了殃，前几年有位王姓女士还代表受害者去日本打官司呢。这又不能不让人想起历史上对中国人民伤害最大的老毛子，烧杀抢掠奸无恶不作，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倭寇，就像北朝鲜一样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国际事务中一副恶棍模样，现在落难的老毛子对中国政府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样，不知道哪天北极熊缓过劲来，中国人民又要遭殃啦！必须要记住贼的儿子是贼的教训！当年八国联军中唯一把清朝赔款还给中国的是美国人，就像做生意没有永远的朋友，好像现在又变成了敌人。
就这样父亲和叔叔小小年纪给人打短工放牛，经常饱一顿饿一顿地熬着，家里的几亩薄田也都卖了别人，宗宅这个村有一千多户，基本姓宗很少有外来户，这样的村子在义乌有两个，另一个在城里叫宗塘村，据说八百年前宗泽公的孙辈子女分家另立门户，现在这两个村还在为争祖宗的正宗地位闹得不可开交，每个村都建起了宗泽公的寺庙，所以做人还是要厚道忠孝仁义，同时代的秦桧的后裔提起祖宗大概会退避三舍，应该不会这样争抢祖宗吧？据说宗性还有一个分枝迁徙至宁波余姚一代，就是大名鼎鼎的宗泽后人宗庆后一族，现在原本不认祖宗的宗前首富今年也来宗宅认祖归宗啦，阵仗还很大，义乌市长书记亲自陪同，腊八节哇哈哈公司还来祖宗祠堂分了腊八粥呢。
奶奶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为了两个儿子含辛茹苦，没日没夜地帮人做鞋底做女红，始终没有改嫁。但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为了生活，后来又陆续生了一儿一女，那个小叔一出生就送了人，直到奶奶十八年前过世时来送行我才见过一面，姑姑出生时好像缺氧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残疾，左手左脚不利落没人要，奶奶没女儿只好自己养着，这也导致了父亲和叔叔一直引以为耻，不肯原谅理解奶奶。原来爷爷在世时候，父亲家有薄田十余亩青砖瓦房七八间，解放的时候除了瓦房三间其他一无所有啦，如果留到四九年，那可是要轮到地主至少富农阶层，搞不好要杀头的，可怜把父亲家里田地买去的倒了大霉的同族本家，解放时就被当成地主镇压啦！父亲因祸得福成了贫农出身，那时候好像以一贫如洗为荣，好事都轮到穷人，地主富农的子女一个个都成了黑五类，见到操着生杀大权的农会主任就像见了阎王，反倒是父亲这帮穷小子整天趾高气扬，今天斗这个地主，明天抓那个富农带高帽游街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如火如荼需要大量兵员，因为表现积极，好像五二年父亲十七八岁就参军当了兵。
从此，父亲终于脱离了苦海，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如鱼得水茁壮成长。他先后干过战士、通讯员，班长。但是由于不识字，又不会溜须拍马，他好像始终没有入党，没有入党就提不了干。和他一起入伍的战友大都提拔成干部调走了，留下父亲还在那里当群众，到后来连队里他资格最老。他变得脾气性格暴躁，整天骂骂咧咧，以大老粗自居，得罪了不少人，然后带着不好的评语档案复员转业到了杭州笕桥机场当了一名地勤。那时候个人档案就是身份证，不，应该比身份证更重要，这个东西要伴随着一个人一辈子的，不论調到哪里都要跟着，那里面写着不好的东西会致人死命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就是一工具螺丝钉，领导代表组织代表党，让你干啥就干啥。其实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身份证，顶多是一个工作证，出去住旅馆办公事都要凭单位介绍信。还有就是一大堆票据，什么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烟票等等。不过父亲总算是吃上了商品粮，七八年的军旅生涯摇身一变成了居民户口，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60年代正好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是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批大批的农民饿死了，相比之下，城里的居民反倒真正饿死的不多，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田里种地的农民没饭吃饿死人，这让农民如何会好好种地？城里的居民虽然日子苦点七票八票的，日子总还算过得去，起码很少饿死人，可见当时中国农民的地位有多悲惨！
父亲在笕桥机场干的是电工，在部队混了七八年，参加了几期扫盲班，总算识了几个字，能做基本的报纸阅读，只是那几个字一个个写得麻雀一般大，一张纸给他好像写不了多少字，大约是那时候人们都喜欢写大字报害得。大字不识一斗的父亲干上了技术活，可见当时安排工作的随意性。据说他的领导林玉墨是正团的南下干部转业，同样也是大字不识一斗，看样子他们惺惺相惜，父亲在单位的日子有所好转，其实所谓的电工也就是装个电灯电话的，还有师傅带着。所以父亲的技术活还干得有模有样的，在单位里经常被人求着干活，尤其是他单位的气象预报部门，全是清一色的大姑娘，父亲有事没事常跑到那里，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老婆了！瞄上了临海过来的城里姑娘张秀娴，也就是后来的我妈。
由儿子来写老子的风流韵事好像不大合适，因为种子还没种到地里，没有开花结果，我那时其实连颗种子都不是，哪里会知道父母在辛勤劳动日夜播种呢。父亲由于家境贫寒，自幼缺吃少穿，营养不良，个子只有一米六出头，属于其貌不扬三等残废一类，我就搞不懂，明明义乌县志上说：宗泽公身高七尺，相貌堂堂气宇昂轩，怎么到了父亲这一代就基因突变了呢？母亲时年不到二十岁，初中毕业长得水灵，眉清目秀，正是青春靓丽充满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她的条件，在当时光棍如林或者象石光荣一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成风的部队里，找一个营长团长都绰绰有余，无论如何也不会看上出生穷苦农民，长相琐碎大字不识一斗的父亲的。所以父亲在那些兵痞战友的起哄鼓动下，像电影红高粱中的山东大汉爷爷一样霸王硬上弓，把生米做成了熟饭，姐姐和我相继出生了，种子是开花结果啦，但却种下的另一个恶果，母亲好像一辈子都不肯原谅父亲，一天到晚总是恶言相向，父亲呢，每次吵架总是默默无言，开始我还很不理解为什么父母总是不断地吵个没完，但是话说回来，不是父亲的英明果断哪里会有我呢？而且我还算父母辈同事中莫须有的首富呢，有一次父亲心情好的时候曾说过，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生下了我！
父亲这样说也是有所指的，其实我那小命一岁半的时候差点就夭折啦，如果不是我命不该绝，早就见了阎王，所以我每天活得很快乐，因为每天都是赚的！那是1965年冬天，父母因为要上班没时间照顾姐姐和我，正好奶奶和我那残疾的姑姑在老家闲着没事，就请来到杭州照顾我们，那天父亲中午回家吃饭，看到奶奶和姑姑正忙着做鞋底聊天，问到我的情况，奶奶说今天特别乖，一上午都在睡觉，父亲见到我安静地睡在小床上，头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心想不妙，一把掀开盖在我头上的军大衣，只见我吐了满嘴的泡泡已是气息淹淹，父亲说他从来没有打过奶奶，但这次他脱下皮鞋狠狠砸了过去，然后赶紧把我送到我出生的空军117医院，幸亏抢救及时，我才捡回了一条命。
随着哄哄烈烈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父亲档案中有关愤青言论开始发酵，那时候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实际上是引蛇出洞，鼓励知识分子社会各界发表不满言论，然后按图索骥一一收拾！而且据说每个单位要按比例抓出坏分子反革命。有一次父亲单位晚上放电影，大家列队来到操场，开始前照例要拿出红色毛主席语录本，照着念几段然后三呼万岁万万岁。父亲呼完就随手将语录本垫在屁股下面坐下，这下子闯了大祸！马上有人举报领导，父亲犯了大逆不道的现行反革命罪，本来领导还在犯愁抓坏人指标完不成呢，这下好了就是你啦！父亲被开除公职遣返原籍。
杭州民航局是准军事单位，父母除了领章帽徽外，服装编制待遇均参照空军，而空军是陆海空三军中福利待遇最好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反革命家属显然不合适再在民航局工作，说不定哪天因为不满现状把飞机炸了或来个驾机劫机潜逃台湾事件，那领导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安全第一，宁杀三千不漏一个！母亲和后来当上民航局局长的有海外关系停飞的飞行员陈励耘等几户黑五类，被流放到位于杭州周浦公社下羊村一个偏僻山窝里的杭州磁性材料厂工作。这又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刚解放时，父亲批斗黑五类忙得不亦乐乎，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没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也成了黑五类！因为感情基础差，语录本事件后，父母离婚啦。其实也无所谓离婚，他们当时好像连结婚证都没领过的。也没有什么财产，就是几个樟木箱而已，最大财产是分两个孩子，那年姐姐七岁我三岁。这也好办，以父亲的农民意识，我是要传宗接代的儿子，当然要跟他过，女儿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很荣幸地被父亲选中，跟他解甲归田回到义乌宗宅村，又过上了他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那是1968年冬天，应该是我有记忆以来的最久远的回忆。我和父亲从杭州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带着几个樟木箱，第一次来到他阔别多年的家乡。在义乌前一站荷叶塘车站下车，我那独眼龙叔叔早已等候在那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叔叔，因为穷加上眼疾，叔叔年过三十还没有娶亲，所以把我当儿子看待，对我特别亲。他推着独轮车，把我放在一边，另一边放箱子，他们兄弟倆在后面心事重重地走着，我坐着独轮车上，新奇高兴地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点也没意识到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的宗宅村，一副破败穷困潦倒的景象。人多地少，每个工分几分钱，没有自留地，又不允许养鸡养鸭搞副业，靠地里的收成又不足以养家糊口，让人怎么活啊？安徽的凤阳县，冬天农闲时节就成群结队地外出要饭。穷则思变，义乌人有种甘蔗榨糖的传统，他们很多人开始挑起货郎担，外出走街串户地干起了鸡毛换糖，这就是义乌人发家致富的雏形。可是这些跟父亲无关，他既不会种地也不屑于鸡毛换糖，只是偶尔去帮人装装电灯赚点小钱，好在农村人朴实，不会怕他一个反革命分子，万一故意搞破坏漏电触死人。有了钱，父亲就呼酒买醉。
父亲这一辈子有三条命，意思就是寿终正寝以前已死过两回啦。村子里有几个好吃懒做的剥皮，有事没事经常来叫父亲去喝酒，有一天，父亲的好朋友剃头匠宗西修到溪滩里抓了鱼，请父亲去他家吃饭，父亲听说有酒喝，兴匆匆地赶过去，到了他家，发现平时关系不好的宗江潮也在场，这个宗江潮，长得五大三粗嗜酒如命，经常喝多了发酒疯惹事生非，是宗宅村里有名的剥皮，酒过三巡，父亲不知为何与那个宗江潮吵了起来，醉酒状态下打碎了碗，并且拳脚交加。两人都见了血，好不容易宗西修把两人拉开了，然后先后来到门口塘里洗脸，父亲正在洗脸的时候，那个宗江潮恶从胆边生，一脚把父亲踹到河里，还跃入塘中，把父亲摁在水下，父亲醉酒状态下根本无力还手，咕咚咕咚地喝水沉到水底，好在宗西修出来看到这一幕，马上下水把父亲捞了上来，父亲肚子胀鼓鼓的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啦，村里的赤脚医生赶来，对他进行压水人工呼吸，这时候，我和叔叔得到消息赶来了，看到父亲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吓得大哭起来，叔叔一声不吭地走了，他回到家，拿出珍藏多年的一副盔甲穿上，又拿出一把杀猪刀在石板上磨的飞快，那个宗江潮得到消息感紧躲得无影无踪，叔叔拿着杀猪刀，瞪着独眼龙，在村子里找来找去，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脾气暴躁，村里人都让他三分，加上后来父亲在赤脚医生的治疗下活了过来，这个宗江潮又托人送来礼物讲和，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来欺负父亲和我啦。我其实是受了叔叔很多的恩惠的，父亲没有固定的收入，叔叔还算是一个强壮劳力，加上每年农闲时节外出鸡毛换糖挣点外快，所以那两年其实我是叔叔抚养的，虽然苦点，但是基本还不会饿肚子。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村里人经常鼓动父亲带着我去找母亲，他们说毕竟是自己的亲身骨肉，母亲应该不会太绝情的。几年后，父亲就带着我来到杭州，以我要上小学为名找到母亲，第一次母亲给了二十块钱就让我们走，父亲无奈之下又带着我回到宗宅老家，叔叔劝父亲不要再去了，我也不愿再去找母亲，我对他们说不愿离开他们，奶奶抱着我痛哭，说你去杭州读书才会有出息，在宗宅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出人头地的。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被感动落泪啦。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人们的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应该说我还是幸运的，后来母亲在亲情感召下终于捐弃前嫌，接纳我在杭州磁性材料厂旁边的下羊小学念书，我永远记着奶奶说的在杭州读书才会有出息的教训，发奋图强努力学习，记得大约在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叔叔挑着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等在学校门口，看到我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还拿出大把的梨膏糖给我吃，一起放学的同学看到叔叔只有一只眼睛面目狰狞，就大声取笑我，不懂事的我还感到羞愧难当，就呵斥叔叔以后不要来了，叔叔默默地放下糖果挑着货郎担蹒跚离去，据说他很伤心，回去后跟人说，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这些年白疼他啦！更糟糕的是没过多久，他肚痛腹泻不止，据说是胃癌晚期，那时候我正好放暑假回义乌，看到叔叔瘦柴如骨已经不成人样了，与几个月前判若两人，剩下那只眼睛黯然无光。因为没钱医治，只好躺在家里等死，叔叔打了一辈子光棍，把我视同己出，那些年给了我无限的关爱，可我在无知大人的唆使下，因为害怕传染，竟然不吃叔叔特意留下来的鸡腿，家里只有一只老母鸡，本来每天下一只鸡蛋给叔叔补身子，因为叔叔时日无多，奶奶把唯一的母鸡杀了炖给叔叔吃，可是我再一次辜负了叔叔最后的关爱。转眼假期结束，我要回杭州读书了，叔叔坐在家门口的石板上，浑浊无光的独眼流着泪，可我竟然默默地在他面前走过，甚至没有与他做最后的告别，几天后叔叔就撒手人寰，作为叔叔视同己出的唯一的侄子，我竟然没有回去奔丧，每想起这些往事，我都痛恨自己后悔不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可是这真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吗？但不管那是不是，1976年十月的革命，那可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的二次解放，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父亲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个都平反了冤假错案，心动不如行动，接连给当时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写了几封信，要求平反自己的冤假错案。经历的十年浩劫，连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元帅都死于非命尸骨无存，当时全国像他这样的冤假错案多了去了，信写了快一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正在绝望的时候，民航局终于回信了，对文革中父亲的语录本事件定性为错案，决定给予恢复名誉，补发工资，重新安排工作！父亲大喜过望，终于一洗近十年的冤屈晦气，可以扬眉吐气重新做人啦，我们一家又充满了欢声笑语。这真得感谢邓公的实事求是及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那时候的人和现在相比真的不一样，受了十年的罪政府三言两语安慰一下给个胡萝卜，就感动得热泪盈眶五体投地。而现在，政府给的再多，就像全民医保等惠民政策也不足以让人民感恩戴德。这是不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呢？因为不象朝鲜一样与世界隔绝，大多数人民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万恶的美帝人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朝鲜是世界强盛核大国呢！现在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了，中国人民惊奇地发现原来政府与民为善造福一方是其本份工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是民选的，对老百姓唯恐服务不周呢，像朝鲜这样恶惯满盈鱼肉人民的政府是极少数的。很快，父亲被重新分配到杭州铸造厂工作，岗位还是电工，又分了一个筒子楼房子。我也顺利进入艮山中学读初中，三年后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杭州第二中学。
父亲分配工作的杭州铸造厂，占地几百亩，位于杭州艮山门，是解放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大中型国营企业，拥有员工一千多人和自己独立的研究所，还有托儿所幼儿园，与其他国营企业合办了职工子弟学校和劳动服务公司，是一个小而全，企业办社会的典型代表。父亲工作的部门是机修和电工车间，有几十个人，技术力量雄厚，甚至可以自己制造设备。父亲文化程度差，在那里两眼一抹黑，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后来父亲实在混不下去了，就主动要求去看门护院，没想到这个工作到做得风生水起，他一个老同志，做事公平公正受人尊敬，比那个所谓的电工强多了。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铸造厂制作模具铸件，因为工艺先进设备齐全，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父亲做门卫还负责地磅称重，那时候进出工厂的货物吞吐量很大，其中大半要过榜。父亲管着地磅，那些进出货物运输的，还都得求着他呢。父亲从不象前任一样吃拿卡要，但每天来过榜的人，递一支烟总有的，而且都是好烟，那个时候流行抽外烟象万宝龙健脾骆驼等，这样每天下来也有不下一包呢，我还粘了不少这个国企的光，好烟父亲总是舍不得抽，带回家来孝敬我。进入八十年代，因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面对灵活经营的乡镇企业，这个曾经有过辉煌的国企节节败退经营惨淡。到了八十年代末，我从浙江丝绸工学院毕业，分配到杭州东风丝绸印染厂工作，那时候我任助理工程师，月工资七十二元，比父亲的工资还高呢。这让他心里很不平衡，加上厂里不景气门可罗雀，原来每天一包烟的外科也没有了，他又像个喷青一样愤愤不平起来。
因为工厂效益不好，到了九十年代尤其邓公九二南巡讲话以后，私营企业喷薄发展，作为国企的铸造厂，连乡镇企业都竞争不过，更不是体制机制更加灵活的私营企业的对手，所以最后除了那块风水宝地外，基本家当很快全亏完了，现在看来，还好倒闭得早，还能留个全尸，就是不用象后来国企改制那样买断工龄，父亲90年代初光荣退休了，国企的排场还是有的，一辆货车敲锣打鼓地游街一圈，父亲戴着大红花坐在上面，笑得比哭还难看，我想大概想起以前当反革命分子游街时的场景。
退休后的父亲，强烈要求到我的小作坊来工作，九五年以后，我在义乌佛堂承包了浙江帅达尔公司砂洗厂，父亲一辈子当群众，好不容易熬到退休，摇身一变成了领导的领导！这下把他得瑟的，整天背着双手，趾高气扬地在车间里逛来逛去，看看这个不顺眼，看到那个又在偷懒，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的。正好宗宅老家要旧村改造，我家的祖屋被我父亲卖得只剩下一间了，当时政策是不论老房子大小，只要出钱就可以买到大的地基，我运气好买下140平方的最大户型，我让他去宗宅老家监督造房子，这下正中下怀，父亲得意忘形像个老板一样胡汉三又回来啦。
当时的父亲其实和胡汉三真的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呢，大腹便便，每公分身高超过一斤，一米六几的个子有一百六七十斤重。六十几岁的人好像还是那么贪吃贪睡，可能是过去穷怕啦，炖猪蹄是他的最爱。每次劝他注意身体少吃点，他总是说：饿死不如吃死！坎坷曲折的前半辈子生活养成了他很多不良的习惯，胡吃海喝加上抽烟很厉害，还有就是喜欢甩骰子操麻将！那时候，十斤四两重的儿子刚刚出生，宗宅的旧村改造我家又是名列前茅，父亲脸上有光心情大好，那时候宗宅村已是远近闻名的亿元村，做圆珠笔芯和塑料袋是支柱产业，所以宗宅村是义乌市第一批旧村改造单位，当时就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单位前来参观考察。父亲造完老家的房子，又赶上我在佛堂新建了义乌鑫海印染有限公司公司，基建工程是父亲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大半，因为工程过半的时候，他在工地上监工时用力过猛扭了脚，检查结果是脚腕骨折，这样父亲就离开了公司去杭州修养，他说这段时间是他这辈子过得最扬眉吐气心情舒畅的。
父亲因为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先后得了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最要命的是后期还得了老年痴呆的抑郁症。那时候我儿子女儿在杭州绿城育华学校读书，我买下了离校不远的杭州南都花园的别墅，子女住校生活，母亲每天早出晚归打麻将，父亲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就在家用手机打座机电话取乐，结果不幸的事又发生了，我说过他有三条命，他得了老年痴呆症，那天不知啥原因，他喝了邻居家用剩下来放在花园里的除草剂，结果中毒昏迷不醒，经几天几夜的抢救命是保住了，但是却大伤了元气。
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更糟了，每天没完没了地咳嗽，在医生指导劝说下，他以顽强的毅力戒了烟，酒也不能喝了。因为糖尿病，他每天都要自己打胰岛素，有时候，他可以一整天默默地坐着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似睡非睡。走路腿脚也越来越不利索了，有一次，他走路出去理发，竟然半天不归，找遍了孝顺镇，终于在离家几公里的农村找到了他，据说是迷了路。最糟糕的是到后来，他大小便失禁了，生活不能自理。无奈之下，我们把他送进了杭州养和医院。这是一家台湾人开的用病人的退休工资和社保基金运作的养老送终医院，位于杭州北同协路的养和医院，硬件设施齐全，生活条件很不错，就是医护人员的水平有待提高，这也是我至今仍感到愧疚的原因。
初入养和医院，父亲还是很新鲜高兴的，同病房的也是一个老军人，比他晚几年入伍，大谈去年的台湾行，父亲听得羡慕得很，他说如果能去台湾看看，死也瞑目啦，这让我惭愧不已。他们这一代五十年代的军人，当时被教育最大的愿望是解放台湾，其实不是北朝鲜金日成的蛮干，台湾早就统一啦。现在好了，死了几十万优秀的中国军人，到把朝鲜变成了人间地狱，让这么个无恶不作的金三胖在那里作威作福！这让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情何以堪！本来早几年应该陪他去一趟台湾的，可是以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那时断不能受此舟车劳顿的。同室病友最后以公务员身份退休，也没混上一官半职，这让父亲稍感安慰，敢情当群众的还不止我一个呢。但另一个问题却让他痛恨不已，资格比他低的病友退休工资竟然比他高一倍！父亲是以创造财富的企业职工身份退休的，而他的同室病友是以普通公务员身份退休的，让人想起我一个理工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工资过万元，以我公司现在员工每月扣除的社保基金，需要十个人的社保基金养一个退休教授，五六个人养一个退休公务员，三个人养一个退休职工！这到底是哪个王八蛋设计出来的退休养老制度，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吗？
我感到愧疚是因为这里的护工管理粗糙不专业。可能是久病无孝子的原因，那护工每天面对大小便失禁的父亲，护理服务实际上很是怠慢的。我们去看父亲的时候显得很卖力，我们一走，他就能拖就拖着，怕苦怕累很是嫌弃。一次，父亲去厕所摔了一跤又骨折了，这才暴露了该护工的真面目，医院也只是将其辞退了事。我感到愧疚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在父亲临终时陪伴在他身边，送他最后一程。那是2012年初春的早晨，姐姐突然打来电话，哽咽地说父亲走了！我感到很突然，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上次去看他还好好的，叫我安心工作没事不要经常跑来，金华到杭州路途遥远。姐姐说父亲是吃早饭时食物噎着了，气接不上闷死的！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住院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好安全专业放心，父亲这样离去实在让我愧疚不已。
我赶紧通知了远在万里之外求学的儿子女儿马上买机票回国奔丧，并于两小时后赶到了医院。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我双膝跪地向他忏悔，我本该也有条件让他过得更好，更有体面更有尊严地离开的，本该做的事而没有做好让我痛悔不已。父亲这一生是平凡的，然而也是了不起的，在当今这个社会阶层固化的年代，我们的家族从贫下中农到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进而有可能再更上一层楼，好像很不容易艰难地爬升了一个个台阶，父亲应该是功不可没的！
杭州养和医院好像也感到心虚羞愧，对我擅自决定将父亲遗体搬上我那辆奔驰商务车未加制止或者装聋作哑，因为按规定人死了是必须由杭州殡仪馆拉去火化的，记得父亲说过要落叶归根，我拉着父亲的遗体回到义乌宗宅，村里一干本家兄弟早已等候在那里，这也算圆了父亲最后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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