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吃元宵。可是元宵为什么又叫做汤圆?几年前看到的一则小故事算是给出了一个解释。话说百年之前,元宵就是元宵,没有汤圆这个说法。大清完蛋了之后,前清重臣,后来成为民国总统的那位大头袁野心勃勃,想要取而代之,登上爱新觉罗家刚刚放弃的龙椅。有一天元宵节,此人坐着轿子出门,就听见远处卖元宵的小摊子有意拉长声调喊:“元——宵啊,卖元——宵。”大头袁的民国大总统不是白当的,登时听出了里面有反意:“元宵元宵”,介个不是咒我“袁消”么?”回到总统府便通令全国,说新朝开辟,万象更新,所以“元宵”要改名为“汤圆”。如此如此,到今天,元宵又叫汤圆便顺理成章了。
这个故事看起来真实性差一点,不过体现了本国生态中政治附会于美食文化上的古老传统。元宵是如此,两千多年来流传的粽子也是如此,把政治迫害的悲剧当作美食吃进肚子里,是我中华民族行为艺术的一大特点。月饼也没逃过这一劫。传说的是当年朱元璋起事反抗蒙元,时间定在八月十五。义军靠传递月饼互相联络,月饼里夹着张纸条“八月十五杀鞑子”。这一传说听起来倒也有一些民族风骨,比抖机灵的元宵和念念不忘的粽子悲情相比要正能量得多。
在国外这样的政治附会比较少。没听过俄罗斯红菜汤坑过哪个倒霉的沙皇,也没听说过德国猪肘子和权贵有亲密来往,更没听说过哪只法国蜗牛被命名为“路易十四蜗牛”。倒是本国人毫不脸红地推出经典台词:“十三,路易的,8000块一瓶。”
不过,外国没有政治附会,却有别的附会。欧洲和中东宗教对于世俗的影响力纵贯古今,在饮食方面的烙印至今犹存,其中之一便是基督教仪式上吃的面饼和喝的葡萄酒,号称是耶稣基督的“血肉”,逢节日食之,提升仪式感,起到加强信徒信念的作用。葡萄酒早古希腊罗马时期即为流行饮料,宗教附会后,影响力大增,流传全世界。这可能是宗教改变世俗生活的一个案例吧。
饮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能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影响的生活方式。佛教强调茹素,印度教奉牛为神物而禁止杀牛;某教由指定的神职人员来宰杀牛羊;还有一种在印度的宗教则只吃新鲜的食品,任何过夜或者腌制的食品统统都拒之门外。美国人对饮食向来荤素不问,能吃就行,到了感恩节却专挑火鸡下嘴,也是感恩基督让他们当年从宗教迫害频繁的的欧洲大陆逃到了苍苍茫茫的美洲并繁衍至今——当然,印第安人对这个说法肯定是很不满意的。
到底是宗教还是政治对饮食文化的影响更大?我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以色列人每周五下午一定要吃一顿特别丰盛的美餐;某教教徒每年的拉马丹长达一个月,白天不许进食和饮水,这些都是长期的文化习俗。至于政治对于饮食的影响,则在于饮食的有无和质量之上。食品供应是否充足,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安全,这是世俗政府而不是宗教的责任。当年“忆苦饭”的存在,是政治集团为了加强其执政合法性而向国民展现自己履行责任的手段之一。但是要指望“忆苦饭”像圣餐那样延续两千年,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吃饱了忘性就大。“元宵”有着千年历史,而“袁消”这个典故只经过百年便被时间消解,到今天成为了一个笑话。在可预期的未来,它还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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