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备上下五千年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诞生了不少思想派别，比如儒家、道、墨等。以及n多的思想人物，如孔子、老子、庄子、朱熹、王阳明等。在中国经典中有不少的书目都是这些思想派别流传下来的，比如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或多或少都影响并代表着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朝向，并引导着我们的价值观和精神境界。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这些经典很具有价值。
但是大家可能不相信，实际上明朝大儒王阳明一开始却并不同意著书立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阳明与他的弟子所著的《传习录》一书，还来自于阳明最得意的弟子～徐爱的劝谏。那么为什么阳明一开始不同意写书？为什么徐爱认为这很有必要？
《传习录》的序，记录了此过程。
首先，为何阳明不赞成著书立说？他的观点是这样的。正如先儒孔子教导他的弟子一样，要根据弟子的境界、理解能力和所示状态而给予不同的教导。通俗来讲就是因材施教。比如弟子子贡，能说会道，擅长外交和买卖。所以孔子要求他的主要方向就是少说多做，知行合一，将想法落到实践上，与内心打通。又如弟子颜回，本身对大道的领悟非常好，但缺乏向外成就的部分。所以控制的目的便是让他打通与外界的联系。如此内外兼修，才是君子。圣贤教人就如同医生用药，要根据弟子问题，根据阴阳五行而用不同方法治疗，方才能帮助自身成长。这是儒教的一贯传统。阳明作为后儒当然会遵循，所以他认为如果将自己的言行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可能会因为不能实行因材施教，从而发生各种随机情况，甚至害人，导致恶果。如此一来，著书之人罪不可恕。
如此，阳明的大多数弟子都认为不可著书立说，徐爱就不敢苟同。在表面上看似只有徐爱违反规则，事实上他是头脑最清醒的。那些门人可能只是为了不写而不写，而不理解阳明的真正目的。
徐爱则认为，我们平日可以在老师身旁随时求教，随时聆听师言。但是如果我们一远离，那些教导之言都会随着老师的离去而消失，于是我们不能在此情况下对自己形成有效的价值引领。甚至也会因此而重新被私欲、私心所掌控。人必有一死，学生也不能终日停留于老师身旁。于是著书立说就显得非常重要。况且，对于一个较为卓越的人来说，掌握自主学习的道路和本领是必然，而这方面显然离不开老师的言语教导。再加上自我的切磋琢磨就会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传承自己的大道和领悟。这对于儒家的传承与发展尤为重要。如果断传，对与文学、哲学、儒学都是有或多或少的损失的。既然自己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贡献和成就，何不记而济世呢？于是徐爱便说服了阳明先生，最终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习录。
其实在我看来，无论阳明的想法还是徐爱的想法，本意是相同的。两人的本意都在于给予世间一些好影响，外推仁心。只不过先前阳明是偏向于消极的仁心外推。但是在我看来，记录言行传于后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压根不记录，就磨灭了任何可能性，甚至没有好的影响。如果传于后世，后者一定是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儒家使命的体现。儒者的那颗生生不息、具备创生性的心是世间多么炫彩的一笔。将其传承并体现作用，才为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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