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大概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必备符号，有史以来，人都要有个名字，甚至很多时候都不止一个。古代，在中国，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如士，除了姓、名，还会有字、号，在西方，还可能有标记贵族身份的单词放在姓名中间。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每一个人往往拥有一个以上的名字，一个是正式的，一个是小名，当然也可能包括非正式的外号，或绰号，还有至少一个以上的网络世界的名字。姓名的产生，原本显然是为了区别生命的个体，如长幼、门第、性别、贵贱、家族理想等，往往能从一个人的姓名中传递出一定的信息。
悉尼市正厅外“永志不忘”战争纪念碑前不知何人献了一束花
不仅如此，人类还把这种特有的偏好转移到动物的身上，对于饲养的动物，尤其是宠物，也都会给它们起上特别的名字，寄托一种亲情，增进自主的亲近感。 进而，我们会发现，一个人的名字会比他的生命“活”（存在）的更久。人还没有来到人世间，姓就固定了，而名字也基本起好了，而当人离开这个世界，姓名依然不会消失，悼念现场的声声呼喊，正是其与俱来的名号，而且，他的名字，会更长久地停留在历史的相对时空中，甚至出现在典籍中，铭记在墙壁上，坐落在画像中。
悉尼的至高点保存的作战攻击点
曾经有句流行的歌词，“你的名字比你生命更重要”。许多时候确实如此，名字附带尊严和身份，不但不便直呼，更不能任人玷污，也不能随意篡改。通常，姓是血缘的继承，名则承载寄托。 有关姓名的铭记，甚至相对永恒，此次所见，印象极深，而那些被镌刻的姓名所代表之人早已离开这个温暖而鲜活的世界而去。
我们中的每个人，终将活得只剩下姓和名。倘若，有人活到连姓名都消失无踪，那就真正成了卑微的芸芸众生，似乎与这个世界没有关联，以至于可能没有人知道，他是否真正来到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地存在过。也因此，抹去人的姓名，也是关于历史选择性的一个沉重话题。这个举动，伴随着假装、无视和和冷漠，是一种典型且主观的选择性遗忘。
于我，一个历史教师的职业底色使然，每到一处，于现实场景的领略之外，会习惯性地寻找历史痕迹，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巷，间隙发出思古幽情。这，是一个定势，一种凝望和一次寻找。
悉尼玛丽大教堂侧门外
此行访澳洲的公共空间，历史遗迹和纪念设施之多，超乎我原来的想象。因为既往的印象之中，澳大利亚联邦终究是一个历史短暂的新国家，一个地球南部的非主流国家。 这些纪念的主题，主要有关殖民开拓和参加大战，主人公主要是历史中的“人”。 而这个新国家，建国前后，以及晚近参加的国家间战争，无论是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还是局部战争，战场发生地，主要在北半球。即便是二战，澳大利亚也主要是作为美国为首的盟军战略反攻的后方基地而存在，当然它曾经遭遇日本的多次空袭。
《澳大利亚简史》记载：
“澳大利亚在没有成立国家之前，就忠诚地跟随和参与英国的对外战争，例如英国人发动的苏丹战争、布尔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澳大利亚人自然义不容辞地参战，并在土耳其的加里波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作为一个南半球新兴西方国家的澳大利亚： 自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人就十分乐于与美国结盟，但华盛顿不感兴趣，直到日军将炸弹投向了珍珠港。美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坚定地站在避免卷入本土以外的战争旋涡的立场。一战中的非典型参战以后，美国的不参战态度有增无减，变得更倾向孤立主义。夏威夷很久以前就是美国的领地；另一个例外是菲律宾，是美国1899年在古巴（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而来。1942年，日军将美军部队赶出了菲律宾以后，美国发现澳大利亚是个十分理想的反攻基地，但这并不是出于喜爱，仅仅由于军事需要。矛盾的美军太平洋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先后建立基地，随后，作为西南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他制定了长线的越岛作战反攻计划……”
直到最后的空袭和1945年8月先后投下的、新发明的原子弹，终于迫使顽固的敌人宣布投降。
为什么要跟随英国和美国参加主要是在北半球发生的世界大战呢？书中归纳了这样一些原因：一是与英国情感原因，效忠国王、国家和大英帝国，二是防御（亚太），三是冒险和出国旅游。没有读到惯常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和保家卫国的表述。
每一处有历史感的公共设施，无论悉尼，还是墨尔本，都标注了关乎其来历的文字说明，而这些公共空间的显眼、空旷地面和墙壁之上，关于历史记载的雕像、雕塑和壁画，随处可见。 海德公园，是悉尼城市中心的一处开放公园，根据建筑和陈设便可知晓，其历史相对久远。公园四周，都矗立着与新南威尔士开拓和发展相关的“历史中的英雄”雕像，基座上是功绩和生平介绍，有总督，有将领，有教会人士，有文化人。一座公园，被这些雕塑所环绕，甚至包围了。
海德公园的露天空地之上，迎向游人的显要处，抬头可见一处处雕像，讲述着这个城市和地域曾经发生的开拓者的故事，或者是战争的功绩，又都是图文并茂的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例如，我们看到这座纪念“皇家海军船长”的雕塑上写着：
“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1774年3月16日－1814年7月19日），英国航海家、探险家、杰出的地图绘制者。1792年-1803年极富技巧的探索了澳大利亚的沿海边界，并发现了澳大利亚许多新的地区为其命名，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澳大利亚全图。”
对殖民开拓者的纪念
公园的深处，远远地望去，一具形制巨大的黑墙，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这是新南威尔士州的警察纪念墙，墙的两面密密麻麻地铭刻着姓名和年代，显然是纪念历史上曾经因公殉职的警界英雄。
警察授勋或表彰仪式都在这座牺牲警察纪念碑前进行
纪念墙和雕塑，也不仅为战争中牺牲的将士而设。在一个典型的基督教世界中，以武力为后盾的开拓者们来到每一处新领地，结伴而行的，有传教士，这是殖民地时代文武兼修的惯常路径，海德公园里不乏这样的纪念碑：
“501位做出了崇高牺牲的大联合共济会成员，1914-1919，以及在1939-1945年做出牺牲的成员，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铭记。”
为战争中献身的牧师设立的纪念碑
这就是在纪念跟随将士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而献身的牧师们了。
穿过海德公园，绕过著名的玛丽大教堂向西，经过尚未开门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它的四周的墙壁之上，均镌刻着往事的追忆，值得铭刻的历史。而令人惊讶的，有一处纪念墙的“主人公”居然是一群马，墙上书写着这样的铭文：
“敬沙漠骑兵门的马们 被沙漠骑兵们以及他们的朋友建立，致敬那些载着他们穿过西奈沙漠到达巴勒斯坦的马们（1915-1918，西奈及巴勒斯坦战役） 它们忍受着超乎常人所能忍受的伤病，饥渴以及疲倦，但是它们从未失败。 他们没有能够回到家。 我们将永世难忘。”
纪念一战中牺牲的马们
《澳大利亚简史》记载：
“在第一次世界战中，近6万名澳大利亚青年殒命，15万人受伤，终身残疾无数，伤亡人数占参战总人数（32万）的三分之二，这一数字高于任何英联邦国家，而当时澳全国人口才500万。全世界因战争死去的青年士兵达550万，平民死亡人数达1000万。”
这个故事，从属于这样一段历史：澳大利亚随同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派兵前往西亚和中东，当时对战的双方分别是大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而德意志帝国则作为盟友支持奥斯曼帝国。1915年，奥斯曼帝国袭击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1918年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标志着战役的结束。奥斯曼帝国被迫割让叙利亚及巴勒斯坦。
根据《澳大利亚简史》记载，在这一整块的加里波第港口的战役中，由于决策原因，澳大利亚将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可能是澳大利亚参加海外作战第一次付出如此巨大的伤亡，许多战马也因此客死沙场。
悉尼市政厅，是悉尼大街之上的标志性公共建筑之一。它的正前方，并不是牌匾，而是矗立了一座题写着“永志不忘”的士兵雕塑，以纪念曾经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士。
一些社会人士，包括法律工作者也是纪念的主角：
“由万分感激的大众建立，以永远缅怀Redmond Barry先生（法学博士，最高法院法官）对维多利亚的无价的奉献，1880年卒。”
这是在维多利亚国家图书馆大门的正前方看到的一尊巨大雕塑和上面铭刻文字的一段。
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图书馆门外巨型纪念碑底座镌刻的是一位法官的纪念
悉尼不远处的Manly海滩，是早已定居悉尼的往届学生推荐的海边观光地。我们没有犹豫，虽然不会游泳和冲浪，只为看个稀奇，乘着游船前往。一入海滩广场，除了鳞次栉比的商场和招揽生意的巨型广告牌，最显眼的，就数迎面的一座大理石碑。
Manly海滩纪念从这里出征且没有活着归来的所有将士
这座石碑是多棱多面的，每一个立面都铭刻着整齐的文字、姓名和年代。 经过翻译得知，它是在永远铭记从这里出征，先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姓名和他们的军衔。
在“朝鲜战争”这一面，刻着如下文字：
1950-1953，朝鲜
中士. B. K COCKS
二等兵. J. W. PAGE
二等兵. G. A. PATERSON
二等兵. W. N. SAILLARD
二等兵. P. WEBB
多面纪念碑上刻写着阵亡将士姓名
据《澳大利亚简史》记载：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不能自拔的时期。1966年1月26日，孟席斯卸任之时，澳大利亚进入了剧变的时代。安逸的战后年代几乎转眼之间就消失了。此后澳大利亚发生的改变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相仿：电脑得到应用，科技进步快速，女权主义抬头，出生率急速升高；年轻人对个人自由、更多公平和减少形式主义行为有强烈要求；制造业在亚洲兴起，伴随着西方国家对工业化的限制；国家财富保持增长却并不稳定。 澳大利亚出于种种考虑，毅然决定放弃和平的发展安宁，参加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这给澳大利亚增添了压力。越战对像澳大利亚这种国家而言是相当有争议的，派出应召入伍的军队去参战的美国也一样。”
在“越南战争”这一面，铭刻着这样的内容：
1963—1973，越南
二级准尉. J. A. BOND
二等兵. D. J. E. FISHER
少校. M. B. McQUALTER
二级准尉. R. V. LEES
最近的一次参战，是跟随美国参加了在阿富汗的针对塔利班的战争，从这里出征的军人，只牺牲了一位：
阿富汗，2001-
一等兵. L. N. GAVIN
从Manly海滩出征一战的没有回家的阵亡将士姓名
据《澳大利亚简史》记载，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任总理柯廷指出：“今后澳大利亚指望美国，我们要摆脱与英国传统的亲缘关系所带来的一切痛楚。”二战中全国100万男女青年参加了战斗或后勤服务，占总人口八分之一，其中3.9万人死亡，绝大多数成为战俘。 当然，纪念碑上罗列的阵亡将士的名单就更长了。
从Manly海滩出征的献身于二战的将士姓名
战争与和平，灾难和安宁，是人类20世纪以前历史篇章中永恒的转换。为公共事务而献身，他们的名字值得全体铭记，而私人的正常死亡，或许在生命的传承和延续之中，也应该有一个缅怀的通道和载体。当我们沿着Manly海滩漫步，道路的靠近陆地一侧，随处可见供人休憩的木椅。在每一张椅背上，都用金属铭牌清晰地刻着在当地曾经生活的历史上的人物。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一个公益或慈善项目，亡故者的后人以捐款的方式，获得在海边座椅上留下纪念姓名的权利，以供家人纪念和凭吊。
“BYRON CLAYTON， 1966年6月6日-1992年4月20日，永远被其母亲MARGARET ATKINSON, 家人以及朋友爱以及铭记，1992年6月6日”
这是一份私人的怀念，在一些名字的下方，我们间或地可以看到一些用来纪念而摆放的野花。
私人的缅怀
Manly海滩边有一栋建筑，据载是海边建立的第一栋建筑，由当年酷爱冲浪的一对夫妇在此建设，并将此开发为一处冲浪营地。我们读镶嵌在墙上这块长方形金属片，写着这对夫妻的姓名、生卒年月日，标题简洁又诗意：
“海边的曼利”
家人的纪念
墨尔本大学，和西方的许多大学一样，没有围墙。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最为悠久的、排名第一的大学。每一所学院自成一体，又对外不设防，连接校内道路的地砖上，零星地镶嵌着锃亮的金属片，上面细致地镌刻着姓名和事迹。猜想便知，它们是讲述中曾经的校友和教师的故事。图书馆外，我们看到地砖上的金属片上工整地写着这么一段文字：
“Lois Woodward 女士 1926-2012 大学以及团体的领导 维多利亚医院协会首位女性主席 慈善家 主张社会公正。”
墨尔本大学校内道路上镌刻着校友和杰出校工的姓名
相邻的木椅靠背之上，也以金属卡片实现纪念：
“谨以纪念Paul A. Donald 1952年10月17日-2012年6月7日 来自他在墨尔本大学的朋友们。”
上图局部
既往的澳大利亚认知，除了针对土著人的那种实力完全不对称的、伴随着杀戮的驱赶式战争，对其随同英美参加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的印象，是模糊且概念化的。这个历史短暂的国家，没有内战，没有起义，仿佛是天生和平的陆地生存。然而，这就形成了一个反差，这个国家随处所见关于战争的纪念，关于暴力带来伤亡的生命失去的追忆，甚至连传教士与马匹都没有忘记。
战争，是带来大规模人为生命伤亡的事件，在二十世纪和以往，曾经在地球北方的大陆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生命失去，家园摧毁，一转眼之间而已。踏着前赴后继的步伐，或者赢得胜利，或者苦尝败绩，有的获得永远铭记，有的则被永远遗忘，也有的被选择性纪念，有的时而遗忘时而提起。历史的沧桑巨变，成王败寇的逻辑，一代新人迭出的景象，往往使人因为忘却而轻松，因为伤疤的结茄而显得春风得意。
然而，历史层累的深处，那些从来不曾埋没的旧事，以及知名或不知名的死士堆积而成的往事，虽然不再重复，但借鉴或教训的选择性缺失，并不能保证面向未来的人们，肯定不会迷茫，不会重新犯错。
试想，当你在古战场经过，如果没有任何的提示的认知，你是否会错觉为经过的是一片处女地；当你经过公共设施的习惯性行走，一处处警醒的墓碑和铭刻，你是否因此有曾经的片刻驻足和反省；当你面对人类的过往，是假装一切不曾发生，还是铭刻历史的负累，从而小心地看待当下和未来的种种迹象，这其中，看似不经意的差别，或许会对整个人类或社群的整体性思考带来挑战 你的名字，比你作为生命躯体的存在，从历史而言，更长久，更永恒，更富有生命力。
悉尼海德公园几乎被纪念石碑包围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是出生就有了名字，就是人未到世界，姓名已流传。
一个人的身后，化为尘烟之外，其实，也大多都留下了一个姓名，以及伴随姓名的可能的传说。
作为人类的个体，生命是一个偶然和奇迹，而姓名则是一个永恒的存在，甚至传奇。 我们终将活得只剩下一个姓名，然后什么都没有。
因此，很大程度上，你的名字确实比你生命更重要。
【参考著作】《澳大利亚简史》，罗伯特.莫瑞著，廖文静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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