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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志是诗歌的根本
（二）情志之于诗歌，是浑融一体而难以名状的
浑融一体。诗本体的情志，作为审美体验，在表层上主客交融浑然一体，在深层里是各种意念、情愫相互渗化不可分析，因而没有鲜明的形式和显著的标志；它模糊、朦胧、闪烁、流动。司空图说的“思与境偕”，明吴谓说“意与景融”，王世贞《艺苑卮言》说“神与境合”，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称“意与境浑”等，不但是诗歌情志的内涵，也是它的形态。至于意识深层，则恰如明人马荣祖《文颂·神思》所述：“冥冥濛濛，忽忽梦梦；沉沉沌沌，洞洞空空。莫窥朕兆，伊谁与通！”明徐祯卿《谈艺录》也说：“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也都是对情志的各种意识因素的浑融状态的模糊描绘。
难以名状。诗本体的情志，究竟是什么样子，难以准确言传。陶渊明《饮酒》之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白《山中问答》“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李煜《乌夜啼》“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辛弃疾《丑奴儿》“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无论是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时感悟的“真意”，李白流连碧山处领略的“闲”情，还是李后主国破家亡后沉痛的“离愁”，辛弃疾晚年深谙的横遭排挤、心系国事的忧“愁”，都是诗人感于心，碍于口，极想表达却又只可意会的情志。沈德潜《说诗晬语》说“情到极深处每说不出”，其实，即使欢欣喜悦或淡淡哀愁，也往往是难以明喻的。
注释：
一、真与假
《红楼梦·第一回》：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幅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太虚：
《庄子•知北道》 ：“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唐朝成玄英对 《庄子》疏著称：
〝昆仑是高远之山，太虚是深玄之理。”太虚幻境是作者度构的天国里虚幻的地方。
有人说文学就是造假，造假的目的是为了解脱。
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和强调文学的实用性（五四以后对文以载道基本放弃，无独有偶的是唯美主义者也拒绝接受约翰·罗斯金和马修·阿诺德提出的“艺术是承载道德的实用之物”的功利主义观点。）
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更是提倡写“美而不真实的故事”即所谓“撒谎的”的作品，他的唯美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道林·格雷、莎乐美，还是快乐王子，都是非现实的、虚构的、珍奇的；这些人物活动的背景，也都是超现实的，人为想象的，远离人生的。
今天人们所接触的文学大多是虚假的或实用（现实）的这两类。但这两类不等同于真与假。
康有为曾写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他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
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主张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古文经是刘歆篡改过的。
今文经是对汉代从师生口耳相传，最终以通行字体——隶书写定的儒家经典的总称。今文经是以秦汉通行的隶书记载的经书。如鲁、齐、韩三家的《诗经》、公羊 、 谷梁传的《春秋》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东、西方其实都是一样，或批判造假或提倡造假，无论是拥真还是拥假又一点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在道德日益沦丧的世道️下大家都需要解脱。
二、难言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赞群英》——新民歌
男女老少齐出征，
青年劲头赛赵云，
壮年力气赛武松，
少年儿童像罗成，
老人干活似黄忠，
干部策划胜诸葛，
妇女赛过穆桂英，
社员个个胜古人。
（河南）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的素书与《赞群英》——新民歌中的赵云、武松、罗成、黄忠、诸葛、穆桂英等都可以看作客体或审美对象，但从历史的流变来看，有很多东西实在是难言。
对于能知道素书、赵云、武松、罗成、黄忠、诸葛、穆桂英的人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传承有序又面临着重重危机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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