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分两种，一种是拼“好坏”，讲产品质量、讲价格优势。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可替代性强，这里的可替代不仅是供应者的可替代性：你不行了还有别人行；而且是产品本身的可替代性：这类产品不行了还有其他种类产品作功能性替补。还有一种是拼“有无”，讲我有你无，讲标准规则，背后本质拼的是技术垄断和资金垄断。前者对应绝大多数民用产品和基础工业品，后者对应复杂系统集成品如高铁大飞机晶硅电气等。因此所谓经济发展市场改革，一定要因地制宜、因类制宜，切不可在需要拼“好坏”的领域用了拼“有无”的方法，在需要拼“有无”的领域用了拼“好坏”的思路；更切忌所有地区漠视当地禀赋一窝蜂的上马拼“好坏”的产业，挤占了本应建设拼“有无”的资源，仿佛只有发展拼“好坏”产业才符合市场化改革。
拼好坏的产业要靠效率，运营效率、市场效率等，追求的是盈利。而拼有无的产业要靠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政策，追求的是外溢效应和正外部性。因此，在拼好坏的产业，要靠市场主体用脚投票碰出均衡；在拼有无的产业，要靠产业政策和制度自信。
具体到城市发展产业布局，具有基础、传统、市场、渠道的适合发展“好坏”产业固然很好，而没有这些禀赋优势的城市，就别再亦步亦趋，就应多在“有无”产业上下功夫，同样是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因此，就全国一盘棋的市场经济来说，我们讲市场化改革，就应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类型，相应的改革模式、参照标准、考核内容和产业政策就应该有所区别。在适合大力发展“好坏”产业的竞争性市场里，就应该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主要作用，政府退居公共产品领域，做好“服务员”、“裁判”的工作；而在适合大力发展“有无”产业的非竞争性市场，就应该让“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应携产业政策自信的下场博弈，这时的对手不是各式各样的市场主体和普通消费者，这时的对手只有一个：外国政府及跨国公司。
国内市场经济如此，国际市场经济毫无例外。“一带一路”战略从经济意义角度讲，显然大部分是不能用“好坏”产业的标准来衡量的，而应该用“有无”产业的要求来运作。对国内走出去竞标项目开展业务的产业行业要求如此，对接受投资的所在国市场建设同样要求如此。因此，“一带一路”不能从财务指标来评判投资与否或者衡量成败，而应该主要考虑外溢效应，即地缘战略收益、政权税收效应，和“规模经济”红利。这要求走出去的企业和机构，首先用“有无”产业来驱逐外部势力，在所在国建立自己的标准规则体系，迅速形成技术垄断和资金垄断。然后再用“好坏”产业来培育市场和教育消费者，培育“像我”的市场，教育“亲我”的消费者。争做控股股东，而非财务投资者。
再说远一点，在股票市场上，同样存在“好坏”产业和“有无”产业不同类型的企业，相应投研标准就应该不一样。“好坏”产业的代表即消费品板块如汽车家电白酒食品金融等，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漂亮50”。这些产业普通人一眼即看懂，没有产品想象力，更没有市场想象力。其财务分析所有机构都在做，评判标准基本一致，投资者要么追求的是靠稳定缓慢增长而取得市场平均收益，也即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GDP溢价；要么只求某些高分红公司的年分红，这相当于“化股为债”；要么等某些公司经营者犯错误，或者是某些行业出整体性黑天鹅。因此，“好坏”产业只适合大机构投资者，用作资产基本配置，很难获取超额收益。这时财务分析是有用的，价值分析是有效的。
而“有无”产业恰好相反，行业内部和产品很难看懂，外部想象力无限，想象力不局限于行业本身，而发散至各种外溢效应。财务分析基本无效，要么是成本收益惨不忍睹，要么是财报根本做不全。行情要靠主题驱动或概念驱动，无趋势性机会而有超额收益可能。这时的价值分析无效，需要的是在低点的提前埋伏与忍耐，不靠扎实的数理财务能力，而是靠勇气、冷静和耐心。不能认清区别而盲目套取标准化模型分析市场、行业、公司，恐怕是公募基金衰败的重要原因。
啰嗦到最后不知如何收尾，且用诗句：
离家几许几秋，
慈母针线尚留。
朝对几策几谋，
夕念乡党饭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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