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庄村医疗卫生情况略记

解放以前，侯庄街基本的医疗卫生设施只用一个词就能概括:“一穷二白”。

没有郎中，没有医品，没有医疗器械和抢救设施。人们只能是小病忍，大期拖，生生死死靠天命。

要说侯庄街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就不得不说起村子里的接生婆，说起接生婆就不得不提起秦贵荣。

解放以前，村子里只有一个接生婆，那就是秦贵荣的母亲。她母亲年纪大了以后，秦贵荣就女继母业，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依靠为人接生过日子。

在古代的中国民间，接生婆是是“三姑六婆”之一，是女性的几种职业，常常用来指代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市井女性。

三姑指的是三种宗教的出家女性。尼姑是佛教、道姑是道教、卦姑是专门占卦的。

六婆是指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和稳婆。

六婆中，牙婆是专门贩卖人口的女性人口贩子，专为人买卖奴婢（使唤丫鬟）、侍妾（小老婆）。媒婆是专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虔婆是妓院内的鸨母。药婆是专门卖药的女人。稳婆则是专门接生的接生婆，如果发现女尸，亦会由稳婆负责验身查伤、参与案情等。六婆是各种专业的名称，有时一人可以身兼数职。

另有一种说法，接生婆是"八婆"之一。

“八婆”是指指古代底层妇女从事的八种职业，是媒人婆、接生婆、挽面婆、舂米婆、洗衫婆、担担婆、食奶婆、姑仔婆(巫婆)的统称。

不论是三姑六婆，还是八婆，因为长期为孕妇接生，接生婆的双手不免要沾染鲜血，所以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低。

但是，又因为家家户户生孩子都离不开接生婆，民间又有“送子奶奶”的俗称。

秦贵荣虽然已经出阁邻村秦厂村的陈姓，因为两村南北仅是一路之隔，不久就落户到了本村侯庄街。

出身于侯庄街最大的家族秦氏家族，许多人都是亲上加亲，亲连着亲，打着骨头都连着筯，人脉关系自是不用考虑。

最重要的是，她不仅是“门里出身，自会三分”，又因为她人缘好，脾气好，尽心尽力，很得大家的喜欢。

不管是谁的媳妇生孩子，无论是横生，侧生，竖生，蹲马生，秦贵荣都能顺顺利利保证母子平安。

解放初期，秦贵荣在修武县医院系统学习了妇产科有关知识，

学习归来的秦贵荣更是如虎添冀，多次有效处理了高难症状孕妇的生产。

例如秦家有（不旦）媳妇高秀花生育时婴儿脐绕颈、某人生育时尿液无法导出、膀胱挤压导致无法顺产等特殊情况，无一例伤亡，保证了新生命的顺利诞生。

可以说，现在侯庄街四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人们，都是由秦贵荣接生的。

是她，把他们这一段年代的人，迎接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是她，见证了他们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她与修武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的马金花、静玉（姓王或姓赵，未考证）三人义如金兰，由于高超的技艺和敬业精神，她们被人们赞誉为修武县的“三朵金花”，“送子观音”，成为当时全县名噪一时的妇产名医。

解放初期到五十年代末期，顺应时代特征和全国大形势，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侯庄街的医疗卫生工作属于自发兴建阶段。

先是由群众自发集资创办了具有公益性质的卫生医疗站，逐步向村集体管理的模式转移和转化，实行的是村集体统一核算的农村卫生员制度，卫生员依靠出勤得工分，年终分配经济收益。

侯庄街四个生产小队，分别由秦金凤、秦改妮、秦小山（女）、秦小枝担任卫生员，由秦家升担任村大队的卫生员，成立全村卫生小分队，负责全村的医疗卫生管理职责。

卫生队没有基本的治疗条件和技术。卫生员主要负责生产队或村子里的卫生防疫、卫生宣传、喷打农药等工作。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麻雀”由“臭虫”所代替。

当时，由于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低下，营养不平衡，卫生条件极差。

卫生小分队每天要穿街走巷，入户宣传，承担着全村消灭“四害”的重任。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侯庄街实行的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959年11月，国家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后，这一制度在广大农村逐步扩大。

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在此间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到进一步普及化，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村社会成员看病难的问题，为新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而侯庄街是在1967年才实行的医疗合作。当年，村子把各生产小队的卫生员收编，由秦家升担任卫生员，建立了简易的卫生医疗所。

当时侯庄村子里的卫生所设在一个在焦作工作人员闲置房屋的两间东屋里。

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药品也只有土霉素、安乃近、碘酒、纱布等极为普通的医疗物品。

村中的老百姓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就在村子里医治，大的病症只能到离村子不远的县人民医院就诊。

1969年，秦家升按照全县安排，到大位村卫生所学习针灸技术，学习时间一年。

学习结束后，他随着全县医疗卫生小组到各村子开展常见病防治。每个小组三四个人，均是集中培训后的新学员。

在大韩村大队部，他使用刚学习的针灸技术第一次为一位六七十岁的老汉偏头痛。

在太阳穴上针灸，需要患者咬牙，在太阳穴上迸起一条缝时才能扎进银针。

针灸结束以后，结果在老汉的太阳穴上出了一个疙瘩。

这种情况在课堂上秦家升听说过，不过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情况。

给其他患者医治之后，大家起身准备离开。却见这个老汉提着两个暖水瓶大步流星赶来了大队部。

大家都担心起来，不约而同地都在观察老汉的表情。

没想到老汉很热情地说，“多年的老毛病，竟然被你们这几个年轻人给治好了！也没有啥好东西，家里只是养了一些蜜蜂，只能给你们充一些蜂蜜水喝着解渴。”

泱泱中华，针灸技术源远流长，神圣又神奇。

初战告捷，给秦家升和学员们增添了无尽的信心。

秦家升在大位村学习归来后，放弃了到县里有关医疗单位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了村子。

在秦家升一年的学习期间，侯庄街的医疗卫生工作由蒋矩忠的妻子张大恨负责村子里的卫生防疫工作。

1974年，秦家升再次到县大礼堂（现城隍庙）集中学习中医理论及常见病防治知识。

结业之后，中医院院长薛复勋介绍，秦家升被安排到县商业局职工医疗所，县委副书记刘怀亮的妻子时任商业局局长的某某（未予考证）安排他到商业局工作。

由于张大恨到了县公费医院工作，村子里没有医疗卫生骨干，应村干部和乡亲的邀请，盛情难却，秦家升重新回到了村子的卫生所。

虽然条件简陋，几经搬迁，最终卫生所还是搬迁到了现大队部卫生所。

但是，医者父母心，秦家升初心不改，一生悬壶济世，治好了侯庄街不少人的病症，解除了无数人的痛苦。

在7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集体经济薄弱、经费紧张等因素，全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走向低潮，各地的卫生所均遭到了废弃和破坏。

侯庄街的医疗卫生工作也不例外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秦家升被迫从集体安排的卫生所撤离，将卫生所的办公地点设在了自家的临街房屋。

为了摆脱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困境，1979年12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布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各地又根据这个章程对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和合作医疗制度进行整顿，坚持农民群众自愿参加的原则，强调参加自愿，退出自由，同时改进了资金筹集办法。目的是期望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村公共积累下降，管理不得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又未能及时加强引导，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原有的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制度遭到解体或停办的厄运，绝大部分村卫生所或合作医疗所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

为了支撑村子里的卫生所，秦家升利用承包土地的赢利不断弥补入不敷出的惨淡经营。

八九十年代之后，农村社会成员的医疗问题多次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并逐步将农村合作医疗向农村社会保障方向发展。

侯庄街以农村群众为保障对象、以村集体经济为基础、以群众自愿为原则的合作医疗事业的道路虽然曲折，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侯庄街的医疗卫生事业对保障全村老百姓的健康切切实实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看今朝，以全方位服务为内容的修武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已经建立健全。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各种预防工作和饮食及饮水卫生、爱国卫生等工作正在加紧实施。

沧海桑田。侯庄街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变迁，也辉映了国家实力由弱变强的缩影。

侯庄街沐浴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细雨，已经走过历史的雾霾，翻开新的篇章，跨越新的历史征程。

秦贵荣、秦家升、张大恨以及那些有名的或者无名的、曾经关心过、支持过侯庄街医疗卫生发展的人们，侯庄街的历史上应该浓浓地记上一笔。

他们或她们虽然平凡，但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2018年4月1---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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