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竹
当年刚上一年级不久，我就让两个妹妹坐在奶奶炕里边的窗台上，我站在炕前，拿着课本给她俩上课：“毛——主——席——万——岁！”
一九七一年一月的一天，大队书记上我家，通知我到学校当民办教师。已经很麻木的我当时似乎没有很激动，也不知道说句感谢的话。过后我却比较激动，一个人难得的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全家人对家中的老大难如释重负。父亲说：“当老师好说，你想想早里老师是咋着教你的，你就咋着教学生。”是的，世上没有哪一种职业像当老师那样得天独厚。
十三年前，我走进村中央那座大四合院去上学；十三年后，我走进村中央那座大四合院去教学。十三年前，我们一年级教室在南屋；十三年后，我上的第一堂课也在南屋。
一开始，我是给四年级一个请假的女老师代课的。德高望重、被人称为活字典的、教学水平享誉全区的中年教师孙钺老师和蔼地问我：“你是代语文课，还是代算术课？”我沉思了几秒钟，说：“我代语文吧。语文不会教还可以给学生读读课文，算术不会教就——”孙老师说：“那好！你代语文，我代算术。”
我拿着语文课本走上四年级讲台：“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课文《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我回头在黑板上板书课文题目。我的手哆嗦得厉害，粉笔几乎要从手里掉下来。我自幼胆小如鼠，但有两个地方我从不怯场，岂止是不怯场，简直是沉着冷静，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得心应手。这两个地方就是考场和讲台。我的手哆嗦得厉害，不是紧张，不是激动，是冻得！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又是南屋，又没有生炉子，门窗透风撒气，冷极了。下午放学，路遇一位女社员，她说：“俺兄弟说你在黑板上写的字刚着好涟！”
那几年实行寒假招生。这一年，我们村招了两个一年级班，这是空前的。原因是：六零至六二年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出生率急剧下降；六三年生活好转，生育率急剧升高。我教一年级二班。小学一至三年级都是包班，老师什么课都上，没有一节空堂休息。我给一年级一班上音乐，一班的曹老师给我班上体育，还是等于包班。
二三年级和初中部在村西的新校区。我们两个一年级班和四年级五年级仍在村中央的老校区四合院。一间办公室，一个文件橱，一张大办公桌。我们四个老师分坐在办公桌两旁，每人一个抽屉。课间十分钟，我们几个老师没玩没了的说话，常常是超过了十分钟，直到曹老师拿起小锤去敲响吊在树上的那口大钟。有时我们和曹老师开玩笑，埋怨他不该这么积极地去打钟。
也许因为我外表很冷漠吧，我虽然一介弱女子，但蛮能管得住学生，我上课纪律很好。一二年级没有课桌，用的是土坯垒的半米高的土桌子，学生自带小板凳。讲完课，学生做作业，我就坐在最后一排的土桌子上，真是斯文扫地。那时老师体罚学生的情况是有的，偶尔我也体罚过，用教鞭。一次，我的教鞭竟然在一位男同学的光头上留下了痕迹。我想家长肯定会找我的，但没有，家长的宽容使我非常感动，我后悔当时没有向家长道歉。我在家族中辈分很小，我的学生中不乏我的老爷爷、爷爷、叔叔、太老姑、老姑、姑姑。就是不同姓的庄里乡亲中，也不乏我的长辈。即使是同辈晚辈，体罚也是不对的。在此我向被我体罚过的学生道歉：“对不起！”
二年级时，公社教育组领导到我们学校视察工作。他们要听我一堂语文课。那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课文，完全是率性而为。课后，同事文娥说：“我在天井里听你讲课，教语文你会讲，俺不会讲！”我说：“算术我可不如你了。”老师们坐下来听公社教育组领导评课，牛组长说：“这个小闺女讲课很扎巴！是咱公社的后起之秀！”刘组长翻着我班学生的作业本，说：“刘瓦联中要在文化上翻身，希望寄托在五年以后！”五年后，我们学校的高中和小中专升学率在公社名列前茅。
磁村公社的运动会，我们学校的比赛成绩名列前茅。入场式，我们刘瓦联中的队伍很引人注目：桂芝老师打着大铜鼓，文娥老师打着大钹，我和启霞老师敲着小铜鼓。我们学校的启洪老师坐在主席台上，扩音器里传出他标准的富有韵味的普通话：“男子，甲组，一百米预决赛……”。启洪老师一表人材，衣冠楚楚，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他才华横溢，他教语文，真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学生排练节目，请他写朗诵词，他写得语言新颖，感情丰富，不像别的朗诵词或是标语口号，或是水草淡气。
到公社开会，自带干粮，两个煎饼，一页豆腐干。那时启霞老师已吃上榨菜咸菜，她让大家品尝，女老师们你咬一口我咬一口，那时的榨菜咸菜真好吃，那时什么都好吃。假期，到公社集训十几天，可以到伙房订菜，但我们没有订，还是每天带干粮。一口大锅里有开水，锅沿上放着几个饭碗，我这小资习气，用饭碗喝水我就觉得土气，不如用搪瓷缸子，如果忘记了带搪瓷缸子，我就宁肯干着也不用饭碗喝。最后一天“吃结余”，一位老师说“结余”的菜肯定又多又好，建议大家订菜，于是我们订上菜，果然不错，两毛钱一碗炒土豆丝，数量多质量好。
村里办夜校，两个老师教一个班，一个教文化课，一个教音乐。我教音乐，教社员们唱革命歌曲。我说：“大伙可以一边唱一边用脚在地上打着拍子”。有几个社员笑了，小声说：“打拍子还用脚？”
我们年轻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女同志不能穿鲜艳的衣服，我们的衣服色彩大都只有三种颜色——蓝、黑、灰，可以称为毛式服装吧。民办教师期间，“的确良”布刚兴起，我穿的最得意的是一身灰“的确良”衣服。
那时生产队的男劳力一天十二分工，女劳力一天七分五。民办教师男的一天十分工，女的一天七分工，国家每月发给每个民办教师两块钱。我对于民办教师的收入很满足，因为我这弱不禁风之人终于脱离了体力劳动，我学的文化也派上了用场。有的老师嫌收入少，辞职改行，当时收入是增加了，但后来后悔不已，如同六零年有些工人为了养家糊口，辞职回家当了农民而后悔不已一样。对于这两种现象，我常常想：人，应该有点远见，生活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国家总有一天会重视教育的。可是又一想：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文革中臭老九不吃香收入低，六零年则是“七级工，八级工，赶不上三沟萝卜两沟葱”。民以食为天啊！
麦假期间，我们老师就回到生产队劳动。比我小好几岁的同云老姑说：“看你多么好啊！就干这几天！过两天你就又去b 、p、 m、 f。”队长叫我领着我们小队的学生拾麦子。社员们在地头一字儿摆开，挥舞镰刀，刷刷刷割麦子。我带领的学生在地头一字儿摆开，紧紧跟在社员们后面拾麦子。一块地割完了，麦子也就紧跟着拾完了。一位女社员从村里挑来两桶井水，桶里放上一包糖精。休息时，社员们在水桶面前排起一路纵队，一个水瓢在人们手中传着：先是男劳力喝，再是女劳力喝，最后是学生们喝。队长对我带领学生拾麦子的速度和质量很满意，对于学生们没有人去加塞喝水很满意。我的能力得到了发挥，我的作用得到了认可，我心里很得意。我上师范后，队长还到我家叫我带领学生拾麦子，母亲说：“她念书的那个学校放暑假，不放麦假。”
我的民办老师生涯其乐无穷。早上，我们到办公室政治学习，学校负责人随便找张报纸读一读，然后就是愉快地聊天。有时我们会餐，各人从家里带点炊具餐具，在办公室的火炉上做菜。一次，烧水的校工王大爷从家里端着一碗菜走进办公室，对住校的几个老师说：“我给你们端来一碗渣豆腐！”大家一看，是一碗酥锅。启霞老师是个美女，身材尤其好，穿什么都好看，人称“衣裳架子”。她对此谦虚。我说：“你是天生丽质，你就是头戴粪箕，脚穿草鞋，身披麻袋，也照样美丽！”大家对我的描写水平大加称赞。文娥老师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她纯朴开朗，心直口快，我俩很合得来。我说：“你若是个男的，我就跟了你，我也不嫌你家房子窄住。”她瞅我一眼，仰头哈哈大笑。她民师转正后当了小学校长。那年文娥身体欠佳，我去看她，对她的生存环境和天伦之乐很是羡慕。同学中，她结婚很晚，但后来看来，她是最幸福的。她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一直挤在城里工作，毅然回到家乡，与父亲一起在邻村的亲戚厂里干事，收入很可观。文娥勤俭持家，老房子翻盖一新，宽房大屋，上有平台晒粮，下有地下室储物。她给儿子买了村里盖的楼房，距离她家三十米左右。她种着地，吃新鲜粮食；种着菜园，吃时令蔬菜；她养着柴鸡，喂着看家狗。我说：“你再喂个猪，用绿色饲料喂，吃肉自给自足！”我走时，她给我摘上两个大南瓜，放上几斤玉米面。她儿媳妇从车库开出车来，她满面笑容地左手将着孙女右手将着孙子上了车，送我到车站。
2018年11月于静虚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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