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竹
当年刚上一年级不久,我就让两个妹妹坐在奶奶炕里边的窗台上,我站在炕前,拿着课本给她俩上课:“毛——主——席——万——岁!”
一九七一年一月的一天,大队书记上我家,通知我到学校当民办教师。已经很麻木的我当时似乎没有很激动,也不知道说句感谢的话。过后我却比较激动,一个人难得的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全家人对家中的老大难如释重负。父亲说:“当老师好说,你想想早里老师是咋着教你的,你就咋着教学生。”是的,世上没有哪一种职业像当老师那样得天独厚。
十三年前,我走进村中央那座大四合院去上学;十三年后,我走进村中央那座大四合院去教学。十三年前,我们一年级教室在南屋;十三年后,我上的第一堂课也在南屋。
一开始,我是给四年级一个请假的女老师代课的。德高望重、被人称为活字典的、教学水平享誉全区的中年教师孙钺老师和蔼地问我:“你是代语文课,还是代算术课?”我沉思了几秒钟,说:“我代语文吧。语文不会教还可以给学生读读课文,算术不会教就——”孙老师说:“那好!你代语文,我代算术。”
我拿着语文课本走上四年级讲台:“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课文《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我回头在黑板上板书课文题目。我的手哆嗦得厉害,粉笔几乎要从手里掉下来。我自幼胆小如鼠,但有两个地方我从不怯场,岂止是不怯场,简直是沉着冷静,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得心应手。这两个地方就是考场和讲台。我的手哆嗦得厉害,不是紧张,不是激动,是冻得!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又是南屋,又没有生炉子,门窗透风撒气,冷极了。下午放学,路遇一位女社员,她说:“俺兄弟说你在黑板上写的字刚着好涟!”
那几年实行寒假招生。这一年,我们村招了两个一年级班,这是空前的。原因是:六零至六二年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出生率急剧下降;六三年生活好转,生育率急剧升高。我教一年级二班。小学一至三年级都是包班,老师什么课都上,没有一节空堂休息。我给一年级一班上音乐,一班的曹老师给我班上体育,还是等于包班。
二三年级和初中部在村西的新校区。我们两个一年级班和四年级五年级仍在村中央的老校区四合院。一间办公室,一个文件橱,一张大办公桌。我们四个老师分坐在办公桌两旁,每人一个抽屉。课间十分钟,我们几个老师没玩没了的说话,常常是超过了十分钟,直到曹老师拿起小锤去敲响吊在树上的那口大钟。有时我们和曹老师开玩笑,埋怨他不该这么积极地去打钟。
也许因为我外表很冷漠吧,我虽然一介弱女子,但蛮能管得住学生,我上课纪律很好。一二年级没有课桌,用的是土坯垒的半米高的土桌子,学生自带小板凳。讲完课,学生做作业,我就坐在最后一排的土桌子上,真是斯文扫地。那时老师体罚学生的情况是有的,偶尔我也体罚过,用教鞭。一次,我的教鞭竟然在一位男同学的光头上留下了痕迹。我想家长肯定会找我的,但没有,家长的宽容使我非常感动,我后悔当时没有向家长道歉。我在家族中辈分很小,我的学生中不乏我的老爷爷、爷爷、叔叔、太老姑、老姑、姑姑。就是不同姓的庄里乡亲中,也不乏我的长辈。即使是同辈晚辈,体罚也是不对的。在此我向被我体罚过的学生道歉:“对不起!”
二年级时,公社教育组领导到我们学校视察工作。他们要听我一堂语文课。那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课文,完全是率性而为。课后,同事文娥说:“我在天井里听你讲课,教语文你会讲,俺不会讲!”我说:“算术我可不如你了。”老师们坐下来听公社教育组领导评课,牛组长说:“这个小闺女讲课很扎巴!是咱公社的后起之秀!”刘组长翻着我班学生的作业本,说:“刘瓦联中要在文化上翻身,希望寄托在五年以后!”五年后,我们学校的高中和小中专升学率在公社名列前茅。
磁村公社的运动会,我们学校的比赛成绩名列前茅。入场式,我们刘瓦联中的队伍很引人注目:桂芝老师打着大铜鼓,文娥老师打着大钹,我和启霞老师敲着小铜鼓。我们学校的启洪老师坐在主席台上,扩音器里传出他标准的富有韵味的普通话:“男子,甲组,一百米预决赛……”。启洪老师一表人材,衣冠楚楚,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他才华横溢,他教语文,真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学生排练节目,请他写朗诵词,他写得语言新颖,感情丰富,不像别的朗诵词或是标语口号,或是水草淡气。
到公社开会,自带干粮,两个煎饼,一页豆腐干。那时启霞老师已吃上榨菜咸菜,她让大家品尝,女老师们你咬一口我咬一口,那时的榨菜咸菜真好吃,那时什么都好吃。假期,到公社集训十几天,可以到伙房订菜,但我们没有订,还是每天带干粮。一口大锅里有开水,锅沿上放着几个饭碗,我这小资习气,用饭碗喝水我就觉得土气,不如用搪瓷缸子,如果忘记了带搪瓷缸子,我就宁肯干着也不用饭碗喝。最后一天“吃结余”,一位老师说“结余”的菜肯定又多又好,建议大家订菜,于是我们订上菜,果然不错,两毛钱一碗炒土豆丝,数量多质量好。
村里办夜校,两个老师教一个班,一个教文化课,一个教音乐。我教音乐,教社员们唱革命歌曲。我说:“大伙可以一边唱一边用脚在地上打着拍子”。有几个社员笑了,小声说:“打拍子还用脚?”
我们年轻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女同志不能穿鲜艳的衣服,我们的衣服色彩大都只有三种颜色——蓝、黑、灰,可以称为毛式服装吧。民办教师期间,“的确良”布刚兴起,我穿的最得意的是一身灰“的确良”衣服。
那时生产队的男劳力一天十二分工,女劳力一天七分五。民办教师男的一天十分工,女的一天七分工,国家每月发给每个民办教师两块钱。我对于民办教师的收入很满足,因为我这弱不禁风之人终于脱离了体力劳动,我学的文化也派上了用场。有的老师嫌收入少,辞职改行,当时收入是增加了,但后来后悔不已,如同六零年有些工人为了养家糊口,辞职回家当了农民而后悔不已一样。对于这两种现象,我常常想:人,应该有点远见,生活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国家总有一天会重视教育的。可是又一想: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文革中臭老九不吃香收入低,六零年则是“七级工,八级工,赶不上三沟萝卜两沟葱”。民以食为天啊!
麦假期间,我们老师就回到生产队劳动。比我小好几岁的同云老姑说:“看你多么好啊!就干这几天!过两天你就又去b 、p、 m、 f。”队长叫我领着我们小队的学生拾麦子。社员们在地头一字儿摆开,挥舞镰刀,刷刷刷割麦子。我带领的学生在地头一字儿摆开,紧紧跟在社员们后面拾麦子。一块地割完了,麦子也就紧跟着拾完了。一位女社员从村里挑来两桶井水,桶里放上一包糖精。休息时,社员们在水桶面前排起一路纵队,一个水瓢在人们手中传着:先是男劳力喝,再是女劳力喝,最后是学生们喝。队长对我带领学生拾麦子的速度和质量很满意,对于学生们没有人去加塞喝水很满意。我的能力得到了发挥,我的作用得到了认可,我心里很得意。我上师范后,队长还到我家叫我带领学生拾麦子,母亲说:“她念书的那个学校放暑假,不放麦假。”
我的民办老师生涯其乐无穷。早上,我们到办公室政治学习,学校负责人随便找张报纸读一读,然后就是愉快地聊天。有时我们会餐,各人从家里带点炊具餐具,在办公室的火炉上做菜。一次,烧水的校工王大爷从家里端着一碗菜走进办公室,对住校的几个老师说:“我给你们端来一碗渣豆腐!”大家一看,是一碗酥锅。启霞老师是个美女,身材尤其好,穿什么都好看,人称“衣裳架子”。她对此谦虚。我说:“你是天生丽质,你就是头戴粪箕,脚穿草鞋,身披麻袋,也照样美丽!”大家对我的描写水平大加称赞。文娥老师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她纯朴开朗,心直口快,我俩很合得来。我说:“你若是个男的,我就跟了你,我也不嫌你家房子窄住。”她瞅我一眼,仰头哈哈大笑。她民师转正后当了小学校长。那年文娥身体欠佳,我去看她,对她的生存环境和天伦之乐很是羡慕。同学中,她结婚很晚,但后来看来,她是最幸福的。她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一直挤在城里工作,毅然回到家乡,与父亲一起在邻村的亲戚厂里干事,收入很可观。文娥勤俭持家,老房子翻盖一新,宽房大屋,上有平台晒粮,下有地下室储物。她给儿子买了村里盖的楼房,距离她家三十米左右。她种着地,吃新鲜粮食;种着菜园,吃时令蔬菜;她养着柴鸡,喂着看家狗。我说:“你再喂个猪,用绿色饲料喂,吃肉自给自足!”我走时,她给我摘上两个大南瓜,放上几斤玉米面。她儿媳妇从车库开出车来,她满面笑容地左手将着孙女右手将着孙子上了车,送我到车站。
2018年11月于静虚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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