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本嘉靖刊《荔鏡記》並不像易經那樣包羅宇宙奧祕，但是在閩南方言這塊小園地裏，若是這本書從沒出現，沒被人利用，就像美國人和莎翁的作品斷絕了關係一樣。這個陳三五娘私奔的故事，在清朝時代還被官府當作敗壞風氣而禁止演出，不過現在我是將它當作一本閩南話的古典來看，若就這點來說，這《荔鏡記》和《荔枝記》等六、七本早期的閩南話孤本性質的文獻，實在值得我們珍惜。
吳守禮
臺灣被滿清割讓日本期間，下令廢止漢文教育，閩南語也就成為日本人所禁止的語言；我雖然努力研究閩南語，也無法挽回頹勢。
現在我以「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為題，談我後半輩子所搜集到的早期臺灣閩南方言資料，以及抱殘守缺的辛苦，套一句時髦話，就是談探尋「臺灣話」的「根」的經過。
日本教育下的閩南語啟蒙
我是民國前三年出生的，原籍臺南市。依我的觀察，臺南市的方言，似乎是福建省同安方言的色彩較濃，而我個人的「台灣話」，則不知是否因為曾參考過《廈門音新字典》的關係，或是另有緣故，變得「不漳不泉」。
「廈門話」本身，原是由漳、泉合流而來的。我十歲時離開臺南，那時日本政府早已禁止漢文教育，只有在像我小時生長的員林等鄉下地方的公學校裏還保留著「漢文科」。臺中、員林一帶的方言，似乎帶較濃厚的漳州色彩。當時在學校讀的是日本書，但是日本人讀的漢字音，與我們的讀音又常常很相像。從那時候起，我對這種方言上「讀音」「語音」的分別和應用，或是方言與方言間讀音的對轉，產生了一種要做比較研究的想法。後來我進入臺中一中、臺北高等學校，後又進入臺北帝國大學就專攻以中國文學為主科的東洋文學。日據時代，教育用日本話講解，也以日本的漢字音來讀中國的古典文籍。我從中學時代起就接受這種經驗，只有在家裏讀書時，儘量使用臺灣音來誦讀。雖然在公學校時代上過漢文課程，以及在家裏跟父親讀一些啟蒙書，諸如：《文學初階》、《唐詩三百首》、《尺牘如面談》，但實在都是唸音而已，其意則不甚了了，再加上接受了近十年的日本教育，台灣音也就忘了不少．到了入大學時，已不敷所需。
以《廈門音新字典》自修閩南語
在臺北的時候，我的「下宿」（學生租住的房子）搬來搬去;有一次搬到板橋，住在一起的同學林君是一位教徒，常用打字機打情書，隔壁則是住家兼教堂，禮拜日林君參加禮拜，我也跟著去禮拜如儀，在那兒我看到了羅馬字的聖經、聖詩，更重要的是：看到甘為霖牧師編的《廈門音新字典》。這本字典以羅馬字拼臺灣音，用白話字做注解。因為我懂些ABC，又能辨認漢字七聲的發音法，也很快就能把漢字音與羅馬拼音對照起來，可說是無師自通。
從那時候起，所有沒讀過的字，都參考這本字典來決定讀音。我就這樣自修漢字的閩南音（包括臺灣音、廈門音）的讀法。後來我繼續搜集以羅馬字寫成的書，大部分是用臺灣羅馬字注音或注解的刊物，我也知道：除了甘為霖式的這種所謂「教會羅馬字」以外，還有天主教教會用的「白話字」等，不過，也發現這些都是大同小異，後來我又知道：在甘為霖以前，已有Carstair Douglas和Schlegel，Medhurst等人作的《閩南方言字典》。我也曾在舊書箱中找到一本前世紀末出版，完全以白話字由希臘文直接翻譯的臺灣羅馬字《新約聖書》;也看到以臺灣羅馬字解說的《大學》、《論語》、《三字經》，發覺耶穌教會的牧師、傳道師、神父為著要在中國傳教，對中國方言的學習、研究、著作、編撰、記錄等等所做的準備工作，不但對他們傳教本身有直接益處，對中國文化也有間接而且重要的別開生面的貢獻。就是說，羅馬字拼音的利用，對於中國方言方音的記錄，比起從前古老的反切法，確實別具妙用，又有很多優點；尤其是與漢字相輔而行，有不可偏廢的功用，的確可以補足漢字偏重表意的缺點。後來根據由羅馬字發展而成的寬式或嚴式國際音標所做的「方言調查記錄」，較以前的羅馬字注音更加精密有用。這是現代語言學家所正在應用的大學問，本文不加贅述。
一九三○年代台灣閩南語研究概況
再來談談一九三○年（民國十九年）左右的臺灣。在那個時代，雖處在日本人統治下，竟有一間叫做國際書局的書店賣赤色書籍，也有個日本人譯印馬克斯的《資本論》出版。在同時期，連雅堂先生經營雅堂書局賣新舊中文書，蔡培火先生提倡羅馬字，一群年輕的文學家掀起鄉土文學的大論戰，其中包括一些有關所謂「有音無字」的臺灣閩南語如何表達、如何寫定的問題等等。當時我在帝國大學讀書，對這些事情一點都不知道。有些朋友說我是窩在象牙塔裏，有的說我是直追三代。其實，我沒有那麼納福，也不知如何追溯三代，倒是自此以後，中文書從市面上逐漸絕跡，我正在臺北帝國大學，被線裝書以及所謂三十年代（抗戰）新文學的書，壓得瑞不過氣來。當時在大陸上南北，有名的大學如北大、燕京、清華、師大、浙大、金陵、中山、嶺南的學報，都全部直接、間接輸入臺灣。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出土未久的甲骨文字研究，就像郭沫若、羅振玉、容庚、于省吾等的著作，一部部出現，我的注意力也被這些新發展的學問吸引過去。民國二十年以前出版，而在民國二十二、三年左右陸續入藏臺北帝大的《廈門音系》（羅常培著）、《中山大學周刊》的方言專號等書，我雖然看到了，但終究沒即時引導我進入研究閩南語的坦途。不過，上述方言專號內所收的兩、三篇有關閩南方言文獻的論文，後來確實成為我展開搜羅早期關於閩南俗韻書（《十五音》、《彙音妙悟》）的指引，因細說起來又是一大篇，故暫且不談。
由這本方言專號的記載獲知，在甘為霖《廈門音新字典》以前，已經有一本《華英廈門白話字典》（Carstair Douglas）出版。這本書與流傳閩南地方的通俗韻書《十五音》、甘氏《廈門音新字典》其三書雖各有其優點與缺點，但合起來就是一塊寶貴的璧玉，單獨分開就不完整。不過，我能利用這些羅馬子的文獻還是在二次大戰以後的事情，換句話說，那時候我對研究臺灣閩南語，只是有此意向而已。民國二十六年左右，我在臺北的舊書店收集了一兩百本「歌仔冊」的唱本。當時想，為研究早期的臺灣閩南方言能運用的文獻，除了臺日會話、日臺會話等教科書以外，這些唱本算是較大宗的資料了。這些資料的時間有先後，有的較新，舊一點的也不過是三、四十年前而已，後來才知道，最早期的是百年前道光、咸豐年間的唱本。那些較早期的，若不是圖書館嚴藏，就是私人秘藏，不容易利用得到。當時──一九四○年代──臺灣閩南語資料及其語史資料僅僅如此罷了。
學習北京話
大家想想，我們讀中文有兩、三千年前的古籍可用，但是學習臺灣閩南話，卻沒有較直接的文字或文學作品，更談不到欣賞早期的閩南話文學。我早年就有想要「尋根問柢」的意向，但因現實問題，還是要先想辦法，用北京話來讀擺在眼前的現代文學作品。我們用臺灣閩南音來讀四書五經絕沒問題，因為我們的方言本來就是中原舊語。閩南話的讀音至今仍與唐宋時代的標準音相接近，但是要用閩南話的語音來念我國現代的白話小說，總難免格格不入。為著要補救這種缺陷，也為著學術上的需要，我一心一意學習北京話，學習所謂的標準國語。剛巧那時，日本的中國學術界展開了一種以現代音直讀中國古典文藉及現代白話文的風氣，因而請來一位北京的學者，在日本京都帝大東方文化研究所裏講習北京話，培養中國語學教授的人才。我被推薦到東方文化研究所供職，一面學習北京音，一面觀察日本京都派的中國學學風──研究方法。
會說臺灣閩南話的人，學起北京話，比外國人來得容易。因為北京話是北方官話的代表，而北方官話和吳語、閩語、客語、粵語是中國的五大方言，就像人倫有兄弟姊妹關係，它們是姊妹方言，彼此間有個系統上的對應關係，學習時，不需別人多加說明，就能在無形中收到舉一反三的效果。若能進一步切實認識聲母、韻母、聲調的對應關係，那就更容易收效了。我學了一年多，就開始中文日譯及教書的工作，而且在研讀中國語學著作之中，也能對臺灣閩南話的本身多一層瞭解。當時正逢日本《朝日新聞》要出版《亞細亞語學叢刊》，邀請一批語言學者分別擔任其各自所熟悉的語言，我的上司就推薦我負責寫「廈門話」的部分。初出茅廬的我，連推辭都不懂，就應邀跟在別人後面，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飯，參加了預備會議；但後來，連一個字都還沒開始寫，就經我在臺灣時的老師推薦我至臺北帝國大學新成立的南方人文研究所供職。
找尋閩南語歷史資料
在臺北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裏，我的職務是中文資料調查翻譯，開始調查閩粵的地方志，於是我又與福建接近了。職務和興趣需求一致，因而得以獲取一些尋「臺灣話之根」的歷史關係資料，也有機會到圖書館找尋羅馬字文獻。這次我看到世界各地方言的羅馬字譯聖經與字典，但我較直接需要的是：閩南話、福州話、客家話、莆田話、潮州話的文獻（臺大小川文庫收藏最多），由於這些經驗，找更加驚歎於牧師和神父對中國方言調查研究的貢獻。D氏的《廈門白話字典》，以及更早期(1832）的Medhurst的《福建方言辭典》，Schlegel在印尼編的《荷華文語類參》（漳州音），全是那時候才看到的。進一步為要瞭解教會羅馬字的歷史，我更到淡水中學訪問臺大前輩柯設偕兄。聽他談話，又借一些資料，然後用日文，以他的名義寫一篇題目為《臺灣羅馬字及基督教傳教士》的報導性文字。這是將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時我認為現在所用的臺灣羅馬字只有一兩百年的歷史，但現在若以在馬尼拉發見的基督教義木刻本所存的閩南音羅馬字來計算，就要延長到四百年。如此，若沒有這些教會人士所做的貢獻，我們怎能知道臺灣方言在四百年前的實在的「音」是怎麼一回事呢？
二次大戰結束，閩南語發展轉機
二次大戰末期，砲彈掉落在我疏散地的景美街附近；我放在臺大研究室的書，也遭受轟炸，百孔千瘡，半夜裏，僱了卡車疏散到員林避難。之後，一邊掘防空壕，一邊參考這兩年內所獲得的資料，開始撰稿，花四個月時間，完成《福建語研究導論：民族與語言》的日文稿，約有十萬字；當謄寫清楚，包紮完備，即將寄到臺北交差的時候，日本宣布投降了！戰後繼續在臺大任教，這是題外話。現在要談的是，對臺灣閩南話而言，終戰是個轉機；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稱之為「還魂」（復活）。若是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臺灣的閩南話不會有現在的局面，我也沒有機會做這種帶傻氣的研究工作。回想起來，種種因素促成我走上這條路。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我所蒐集的早期的閩南語文獻十來種，大都是孤本；由日本、英國、美國集中到臺灣來。大概是天意吧？人情上不能忘記的是一位荷蘭籍學者龍彼得教授（Prof． Piet van der Loon），他提供我難以計數的協助。
校對最早期閩南語文獻──明刊本《荔鏡記》
我在臺北帝國大學時，雖然享受過充分的「研究之自由」，不過因時機尚未成熟，無法展開有關閩南語的研究。譬如說：民國二十年左右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登載向達的一篇文章，介紹英國牛津大學所藏的中國俗文學文獻，其中有一本是約四百年前用潮、泉方言混合寫成的戲文《荔鏡記》──陳三五娘故事劇本。但是一直到二十多年後的民國四十三年，刊印出我的中文稿《福建語研究導論》，繼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通志稿．語言篇》（臺灣省方言志）後，才有時間積極設法尋求這一項文獻資料──明刊本《荔鏡記》。民國四十三年，我先獲得日本天理大學藏本的攝影，至民國四十八年才又獲得牛津藏本的攝影。同一版本的這兩部《荔鏡記》戲文，全世界東西兩洋各存一本，而各有缺損，需要合校互補，纔得到比較完整的全貌，而我把這項工作在民國五十年完成。據我所知這兩冊原本是現存最早的閩南方言文獻。
從事《荔鏡記》各版本校理工作
在我們平常所說所用的閩南話中，我們常見到沿用四書、五經中的字句；也可以說，在古代的經、史、子、集裏，能找到一些閩南方言的出處，換句話說，有不少古語保存在我們的閩南話裏。但是四部的文章若用現在的閩南語來讀，卻很生澀，語法的差距更大。但這本四百年前嘉靖末年重刑的《荔鏡記》戲文曲詞，尤其是說白部分的詞語、句法，都比較接近現在的閩南方言。用臺灣閩南話來讀這本戲文，比讀古文和國語文來得順口。不過，這是比較上的問題；這本戲文畢竟是四百多年前印的，字詞、句法上並不與現在的臺灣閩南話完全相同，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不過這只是依歷史時代因素來說的。此外尚有同時期的地方因素，諸如：潮州、泉州、廈門、臺灣等；而在了解上則尚有我個人的因素關係。別人可能知道我所不知的；例如別地方的人知道的「本頭」，意為主人、舊主、養女的父母親家……等的意思，而在臺灣也有些人知道，但我就不知道。「本頭」這個詞，在四百年前的菲律賓馬尼拉印的木刻本《基督教義》閩南話譯本亦可見到，而確稱「主」為「本頭」。由於如前述種種關係，我認為《荔鏡記》戲文這本書是現存最早的閩南語文獻，而我則用它做為爬羅早期的閩南方言、語音、語法、字句的資料，做為我業餘閒暇的工作的工具。民國四十八年到五十一年，我將這東西兩本嘉靖末年重刊的《荔鏡記》合校，校理完成後，續整理出詞的押韻，而完成各一篇論文，至此我在終戰後當初的心願，才算是達成。沒想到在民國五十一年到五十四年間，先後又再得到據說是明萬曆年間刊行的《潮調金花女》戲文的抄本，萬曆刊《荔枝記》的微捲，清順治刊本《荔枝記》的照相資料各一。前兩種是劍橋大學龍彼得教授，後一種是我的恩師寄來的。《金花女》戲文原本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我二女兒和玉到日本留學時請求抄錄，先帶回抄本，後龍教授又獲得微捲，再由歐洲寄來相贈。萬曆刊《荔枝記》是龍教授到奧地利維也納圖畫館時發見的；順治刊《荔枝記》則是神田喜一郎博士的珍藏。《金花女》戲文譜演「金姑看羊」是流行潮州的民間故事。萬曆刊的《荔枝記》確題潮州刊本，其方言特色較為特別。嘉靖、順治、光緒（詳細見後）三本的故事情節，字句明顯有個因襲的前後關係。萬曆刊《荔枝記》雖然也是演陳三五娘的故事，他的閩南方言好像更接近村人所說的話（下位方言）。好在我曾往臺中員林鄉下好幾年，聽幾句鄉下話，對於解讀萬曆本《荔枝記》，有些幫助。順治本《荔枝記》算是嘉靖刊《荔鏡記》系統的劇本。
每一次收到海外師友寄來的一些寶貴文獻資料，我總覺得這輩子活得夠有意義了，我沒什麼可以報答他們，只能以工作成績來答謝他們的美意。因而，又忙了好幾年來整理這些資料，一本一本校理後印成書。雖然研究閩南方言並不是我的職務，卻也曾得到國家的研究補助。我完成的著作，有些原稿讓朋友拿去影印外銷，有些由我自己請人刻鋼板油印，這三本都曾印成書，不過流傳不多就是了。
藉古典文獻探究早期閩南語方言
民國六十年左右，龍彼得教授在他第五、六次來臺灣作調查研究時，帶來了乾隆間刊本《同窗琴書記》的全套照相送給我。這版本是譜「山伯英臺」故事的戲文，用的是泉州方言，原本缺好幾頁（原是臺北萬華呂家的藏書）。「山伯英臺」與「陳三五娘」這兩個故事，很早以前就流傳於閩南民間，依我看來，至少也已有五、六百年之久，而後隨著我們閩南人出外謀生，也流傳到臺灣來。這兩個故事，不但被搬上戲臺，當「唱本」形式的大眾文學大為發展時，這兩種故事也各有幾十齣的戲，發展出上百本成套的唱本，儘情發揮他的民間性、大眾性。由此可以看出：以前的讀書人很少以方言來寫文章，但是民間文學若不以生動的語言來表達，就無法獲得大眾的瞭解，於是，文字使用上也就產生了一些小問題，就是別字連篇。因為民間文藝作家雖有創作天才，但是不一定有大學問，語文程度不一定都很高，所以民間文藝作家常常寫別字，而這些別字所形成的方言資料，現在變成閩南方言研究的一個寶藏。雖然今天不能在這裏作更詳細的介紹，簡單的說，這些民間文學作品裏的別字，更需要由探究早期閩南方言的人，費一些工夫去發掘；而我就是這類礦工的頭一個。
完成早期閩南語文獻校理
再說光緒刊本《荔枝記》，我把它歸入早期閩南語文獻的最後一種（現在的歌仔戲劇團圈內尚有一本現用的腳本，要研究故事演化的人應該加以注意）。語言上，我尚未積極去追求，但其內容、情節、用語則可看出都直接由嘉靖刊本《荔鏡記》及順治刊本《荔枝記》演變而來。這種刊本，我過去在臺灣島內，曾看見過三、四本，有的只剩下一半，有的已爛糊，我都曾借來抄校，後來其中有的已被外國人買去，有的則失去聯絡。等到我校理完成要影印，想要附上原本的照相時，還是牛津大學龍彼得教授到法國向朋友商洽照相，整套寄來給我應用。
《同窗琴書記》的校理，我在民國六十一年已經完成；光緒刊本《荔枝記》的校理，則是在六十六年完成的；這兩本都由林宗毅君出資，照我的手稿影印，收入他近年繼續出版的《定靜堂叢書》第三函。到此，大約三十年來我所得到的早期閩南語文獻，全部整理校理完成，這是我以前做夢也不敢想的事情。
當初（民國四十六年）我寫完《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時，在文末提到：『如人事容許，我願意為它作詳細的校訂，使它成為一本可以欣賞的讀物，而且容易利用的文獻流傳下去。』現在，我能完成這些工作，算來是冥冥之間，天地有所安排。我不敢引用孔子「天假以年五十以學易」這句話，因為這本嘉靖刊《荔鏡記》並不像易經那樣包羅宇宙奧祕，但是在閩南方言這塊小園地裏，若是這本書從沒出現，沒被人利用，就像美國人和莎翁的作品斷絕了關係一樣。這個陳三五娘私奔的故事，在清朝時代還被官府當作敗壞風氣而禁止演出，不過現在我是將它當作一本閩南話的古典來看，若就這點來說，這《荔鏡記》和《荔枝記》等六、七本早期的閩南話孤本性質的文獻，實在值得我們珍惜。
進行《國臺對照字典》編輯
臺大退休以後，我旅居美國，現在正利用我的餘年進行《國臺對照字典》的編輯工作。我所使用的閩南音標音符號，是採用臺灣光復初期由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擬訂的「臺灣方音符號」。（編者按：這套方音符號的設計者，是當時國語會委員福建龍溪籍的語言學者朱兆祥先生，他後來由周辨明教授推薦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
總而言之，我在戰前已研習中國語學，國府遷台以後能有機會配合政府推行國語的政策，盡了一丁點兒綿薄之力。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是我國的大學教育只注重「文學」而輕視「語學」。目前全臺灣有十五個大學設有「中國文學系」或「國文學系」，卻沒有一個大學設「有中國語言學系」或「國語學系」，因此，無用「語」之地，是天命吧！幸好中國方言的研究，在外國學者的努力下，也開拓出一些領域；這些文獻資料則由我來加工、整理出來了。只是老朽今年將近八十歲，以後研究臺灣閩南語的人士如何利用這些文化遺產來發揮什麼作用，依我看，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一九九四年二月再校。
【附 記】
一九八○三月九日在美國東岸巴城以「我受過教會羅馬字的恩惠」為題在巴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演講。一九八二年七月，煩羅秀華小姐據我的講話錄音（臺灣閩南語），改寫成國語文。本文又曾承王天昌教授潤色，載入其所主編的國語日報副刊「書和人」第四七七期及第四七八期，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及八日，特此致謝。 （轉載自《閩台方言研究集（一）》，從宜編輯室， 19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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