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两位作者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他们因为“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共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本书
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代表作，讲述他们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实验方法，来解决扶贫这个世界级难题。
核心内容
一、怎样理解穷人的真实需求？
二、怎样激励穷人去做正确的事情？
三、穷人真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吗？
这本书是2019年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作品。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印度的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国的埃斯特·迪弗洛和美国的迈克尔·克雷默。获奖理由是，他们“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三位学者是因为对全球扶贫事业做出的贡献而获奖。今天这本《贫穷的本质》，就是由三位获奖学者中的前两位合著的。要知道，扶贫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实验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多年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扶贫，还有无数民间慈善机构在共同努力。但奇怪的是，这些大规模的扶贫投入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2019年全球仍然有高达13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其中1/3是10岁以下儿童。
有位世界银行的专家写了一本反思扶贫政策的书，叫《白人的负担》。里面就讲到，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23万亿美元，结果如何呢？在非洲，只要能给每个孩子打一针12美分的疫苗，就能让死于疟疾的人数减少一半；只要让每位母亲拿到3美元的补助，就可以让儿童死亡数减半。然而，就连这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目标都没能实现。
因为看不到扶贫的效果，一些专家转而认为，扶贫本来就是错误的做法，弊大于利。比如，大量的援助金可能会让当地政府变得更加腐败。你要做的，是帮助这些国家搭建起自由市场、产权、法治等基本制度，然后让他们自己发展。在基本制度完善之前，单纯的扶贫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说法对吗？本书的两位作者不同意。他们不否认基本制度的重要性，但那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要等基本制度一切完善了才来扶贫，等于是推卸责任。
实际上，扶贫效果不好，不等于扶贫是错的，而在于扶贫的方法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研究选择与激励的学科。一旦你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就会发现，既有的扶贫政策要么是错误理解了人的需求，要么是忽视了对人的激励，当然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为了搞清楚穷人的真实需求和动机，这两位学者共同创建了贫困行动实验室，在全球40个国家开展了240多个实验项目。这些实验为我们揭示了，扶贫为什么会失败，以及有效的扶贫方法应该是怎样的。
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学思维出发，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如何解决扶贫难题。
第一， 怎样理解穷人的真实需求？
第二， 怎样激励穷人去做正确的事情？
第三， 穷人真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吗？
第一部分
先来说第一点，怎样理解穷人的真实需求？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一般人概念里，真正的穷人，就是那些吃不饱饭的人。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全球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穷人吃不饱饭，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就不能胜任体力活，而干不了活儿就导致他更穷。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书里叫做“贫穷陷阱”。按照这个推理，那么穷人最急需的物资援助就是粮食，特别是主粮。只要能吃饱饭，穷人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生产力，这不就迈出了脱贫的第一步吗？
所以，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花费重金，对穷人进行粮食补贴；国际救援机构也把扶贫重点放在在粮食救援上。那么，粮食援助的效果怎样呢？其中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效率低下。在印度，超过三分之一的援助粮食在运输途中不知所踪，其中大部分被老鼠糟蹋掉了。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穷人似乎并没有从大规模的粮食援助中受益：粮食援助既没有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帮助他们逃离“贫困陷阱”。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就涉及一个关于援助或者慈善工作的根本性难题：缺乏反馈机制。薛兆丰老师曾在他的经济学课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你开一家面馆，卖牛肉面，10元一碗。如果顾客吃过一次之后就不来了，那你肯定知道这个产品顾客不满意，你要么提高质量，要么降低价格，要么双管齐下。你的改进有没有效果，市场也会给你一个明确的反馈。但是，如果你是做慈善，牛肉面白送，顾客肯定要。下次你再白送，还是有人会要。至于你的牛肉面到底好不好吃，顾客到底更喜欢牛肉面还是鸡汤面，你永远也不知道。
这就是慈善工作的难题：你很难从自己的“顾客”，也就是穷人那里，得到明确的反馈；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产品”，到底是不是顾客的真实需求。这是做慈善比做企业更难的地方。但是，不能说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做慈善了，这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实际上，正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反馈机制，所以慈善工作更需要去仔细考察穷人的真实需求。
好，说回到粮食援助的问题上来。如果穷人真的是在挨饿，那么，他们肯定会把手里的钱，全部拿来买吃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应该非常高。然而，两位作者通过对18个国家穷人生活的实际调查，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
比如在印度的一个邦，1983年时大多数家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99美分，但他们仅有67%的支出是花费在食物上，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高。穷人并没有把所有钱都用来买吃的。而且，后来当这个邦的工资上涨，穷人有了更多的钱之后，他们也并没有去买更多的主粮、为自己增加更多的热量，而是选择购买口味更好、价钱更高的食品。
在另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随机选定一些贫穷家庭，以低价卖给他们主粮。按理说，价格越低，这些家庭应该买得越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些获得粮食补贴的家庭，选择购买更少的主粮，但买了更多的鱼和肉。换句话说，他们进行了“消费升级”。
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现代社会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能吃饱饭，缺粮并不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据书里的计算，如果只购买最便宜的食物，只花21美分就能获得2400卡能量，这是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的正常能量，即使最穷的人也负担得起。
当然，并不是说穷人不存在营养问题。他们的营养问题在于食物种类比较单一，缺少微量元素，等等，但这些问题恰恰不是传统的粮食援助能解决的，甚至也不是直接给钱就能解决的。当穷人有了更多的钱，他们会优先选择买味道更好的食物，以及烟、酒等非必需品，而不一定是营养更均衡、更健康的食物。
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奇怪的数据：过去25年间，印度贫穷人口的收入水平在提升，但他们吃得却越来越少，摄入的卡路里越来越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干重体力活儿的人减少了。而人们一旦觉得没这么饿了，就停止购买食物，把省下来的钱干别的。
比如，人们往往节衣缩食也要购买一台电视机，或者存很久的钱来为孩子办一场婚礼。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在电视机普及率越低的地方，人们花在红白喜事上的预算比例就越高。为什么呢？其实，电视机和操办红白喜事都代表了穷人的娱乐需求，它们相互之间具有替代效应。这同时也表明，穷人并不是只有在吃饱吃好之后才会产生其他需求，实际上，穷人宁可吃得差一点，也要省出钱来兼顾其他需求。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更多的粮食援助既不能提升穷人的幸福感，也不能提升穷人的生产力，整个粮食援助的思路就是错的。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事实上，食物质量不好、缺少微量元素，对成年人也许没太大影响，但对胎儿和幼儿却有极为严重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穷人家的孩子在生命的头几年能得到更好的营养，那么他这一生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所以，正确的食物援助，不是大量提供便宜的粮食，而是针对孕妇和儿童发放高营养的强化食品，为学龄儿童提供膳食均衡的营养餐，给他们进行系统化的抗蠕虫预防，等等。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扶贫之所以难，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反馈机制，所以更需要去仔细考察穷人的真实需求，这是第一步。
第二部分
那么，是不是只要搞清楚了穷人的真实需求，扶贫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呢？当然没这么简单。再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全球每年有150万儿童死于痢疾，也就是拉肚子，其中绝大部分是位于南亚和非洲地区的贫困儿童。在这里，需求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防治痢疾。而且，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往饮用水中加入消毒剂，或者在儿童拉肚子时给他喝由糖和盐组成的口服补液，就能免于死亡。扶贫机构长期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消毒剂和口服补液，但是据调查，只有10%的贫困家庭使用了消毒剂，只有1/3的拉肚子儿童喝了口服补液。这到底是为什么？
更关键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特例。类似的廉价、简单又效果明显的医疗方法有很多，比如用蚊帐来防疟疾，给儿童接种疫苗，等等，书里把这些方法叫做“好摘的果子”。不过，这些果子仅仅是看上去好摘，实际上要在贫困地区普及非常难。难道穷人已经失去了希望，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事实恰恰相反。调查显示，很多国家的穷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积蓄都用来治病，如果得了重病，他们会砸锅卖铁甚至是借高利贷来治病。
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把钱花在了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而且，他们治病的首选也并不是公立的乡村卫生站，而是首选当地的赤脚医生，其次是以驱邪为主的巫医。这到底是为什么？穷人真的是愚昧得不可救药吗？如果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这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
比如，穷人之所以不去卫生站看病，是因为那里靠不住。在印度，政府规定公立卫生站一周工作6天，一天6个小时。但实际上这些卫生站的管理非常混乱，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处于关闭状态，医生和护士的平均缺勤率高达40%。即使医生在岗，他们看病时也大多心不在焉。结果穷人根本不信任卫生站，如果孩子拉肚子，卫生站按规定只给开口服补液，孩子的父母会觉得是在敷衍了事，宁可找赤脚医生开抗生素，反而耽误了治疗。
那他们为什么又不愿意往水中加消毒剂呢？原因很简单，太麻烦。你想想，让你每次喝水时，都记得往水里加一点消毒剂，你能做到吗？尤其是，当做这件事情的收益是在遥远的未来，而当下只有付出成本的时候，就更难坚持下去了。这跟我们很难做到天天坚持锻炼身体是一个道理。
那怎么办呢？两个办法。第一就是尽量减少使用时的麻烦。比如添加消毒剂这件事，研究人员想了个办法。他们在每个村庄的水井旁装一个消毒器，每个人从这里打水的时候，只需要随手转一圈这个消毒器，就可以释放出一些氯元素，从而得到氯化水。结果这个方法大大提高了消毒剂的使用率。
第二个办法，就是提供激励机制，在人们每次行动时，给予一些小小的奖励。比如给孩子打疫苗这件事，大多数贫困家庭明白打疫苗的好处，也愿意带孩子来打第一针疫苗。但是，他们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无限期拖延后续接种，结果接种的最终完成率很低，达不到预期效果。后来，研究人员给每次来打疫苗的人奖励2磅干豆子，效果立竿见影，接种完成率从6%提升到38%。而且，奖励干豆子反而使每次接种的成本更低，因为医护人员的工作量终于开始饱满起来。
所以你看，很多医疗援助之所以无效，就是因为人们在“知道”与“行动”之间，往往还隔着一条鸿沟。有效的医疗援助，不仅仅需要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事，更重要的，是要设计一套激励机制，帮助人们更容易地采取行动。
在帮助穷人采取正确行动时，关键是要能够设身处地去理解，为什么一些看上去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他们却不用？答案也许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简单。
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在印度金奈市，有很多穷人靠贩卖蔬菜水果为生。小贩们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他们从批发商那里进1000卢比的货，然后加价10%出售。当天卖完之后，他们能得到100卢比的利润。但要注意，其中大部分的小贩拿不出1000卢比的购货款，这笔钱是等于是批发商借给他的。所以在他们赚到的这100卢比中，还得拿出一半，也就是50卢比来支付利息。你会发现，这笔利息高得惊人，达到日息5%！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按这个利息率借入5块钱，那么一年之后，你得还将近一个亿！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小贩不自己存1000卢比来进货？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支付每天50卢比的利息，他们的纯收入可以立即提高100%！你可能认为，这些小贩真的没钱可以存。但研究人员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平均每天会花掉5卢比的零花钱，或者给自己买茶喝，或者给孩子买零食。只要他们把这5卢比剩下来用于进货，也就是每天向批发商少借5卢比，那么在复利的作用下，只需要短短50天，他们就能做到完全用自己的钱来进货，实现无债一身轻，而且收入翻倍！
你可能会说，小贩的生活这么艰难，买一杯茶或者给孩子买点零食，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慰藉。让他们坚持50天不喝茶，真的很难做到。1000卢比，也就相当于20美元。只需要慈善机构给每个小贩发20美元启动资金，不就可以帮助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事实上，研究人员确实这么做了。他们给其中的部分小贩提供了启动资金，然后观察这笔钱是不是如预计的那样，能够永久性提高小贩们的收入。
你可能猜到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一年之后，所有得到资助的小贩，都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他们又不得不每天借钱进货，忍受高达5%的日息。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并不是小贩们拿到钱就不干活儿了，或者把钱挥霍掉了。而是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突发事件”：家里人生病，亲戚结婚，房屋漏雨需要维修，等等。一旦出现这类事件，小贩们自然而然想到，可以动用这笔运营资金来解决问题。结果只过了一年，所有人得到资助的人又回到了起点。
印度小贩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特例，而是代表了穷人的一个普遍困境：存不下钱。当你一点余钱都没有，就会陷入“稀缺陷阱”，每天都在忙于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完全没有精力对未来进行长远规划，哪怕是一些效果立竿见影的事情。
我再给你讲个例子。在肯尼亚，只有25%的农民每年使用化肥。扣除购买化肥的成本后，农民可以增加70%的纯收益。那么，为什么大部分的农民不去买化肥呢？答案是，到耕种季节时，大部分农民手上没钱。那为什么农民不在上一个收割季之后，就立刻购买化肥？答案是，那时候化肥店一般还没有进货。于是农民只好等到下个耕种季再买化肥。但这时候，钱已经用到了各种“突发事件”上，没钱买化肥了。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研究人员发起了一个援助计划，叫做“存款与化肥行动”，就是在收割季之后立刻向农民优惠出售化肥，等农民需要时再送货上门。这个计划让使用化肥的农民人数立刻提高了50%。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认知并不等于行动，扶贫工作不但需要告诉穷人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而且必须设计激励机制，去帮助穷人改变行为模式。
第三部分
实际上，很多人相信，穷人不但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而且他们具有相当的生意头脑，是天生的企业家。这是有数据支持的。本书作者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城市贫穷人口中有一半人有自己的小生意，也就是小摊小贩；农村贫困人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做着小买卖。穷人似乎天生就会做生意。看到这种现象，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亿万企业家》，认为这些穷人企业家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命运。
但是，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悖论：如果穷人真的会做生意，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这么穷？是什么阻止了他们做大做强？从印度小贩的例子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穷人借钱的成本太高了。为什么他们需要承担如此高的利息？经济学的标准答案是，因为借钱给穷人的风险很高，所以收取的利息就高。但是，在印度小贩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实际违约率是很低的。另一项针对巴基斯坦农村放债人的调查也显示，当地放债人收取的平均利润率为78%，而遇到的违约率只有2%。
按银行的观点看，这真是一笔太好的生意了。为什么没有正规银行来抢走当地放债人的生意呢？其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展了专门针对穷人的信贷业务。比如当时的印度政府就规定，银行每在城市开一家分行，就必须在农村开4家分行。但是，由于违约率高得出奇，这些针对穷人的信贷计划最后都失败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地放债人的工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放债人需要时刻关注借款人的动向，关注他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甚至要给他的生意出谋划策，并且保证借款人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马上拿到钱。可以这么理解，由于当地放债人需要对每个人借款人进行监督管理，当这笔管理费用摊到很小的借贷额度上时，就形成了高利贷。
可以肯定，针对穷人放贷时，如果不对借款人进行最低限度的管理，那么违约率就会高得惊人。正规银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穷人市场。到1980年代，终于有人想出了应对这个难题的办法，这就是孟加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
尤努斯创办了专门借钱给穷人的小贷银行——格莱珉银行，后来这种小贷银行在南亚地区普及开来。小贷银行收取的平均年利率约为25%，比小贩们负担的利息低多了。所以，人们对小贷银行寄予厚望，认为它们可以帮助10亿“穷人企业家”改变自己的命运。尤努斯也因为他对扶贫事业做出的贡献，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来看看，小贷银行是怎样解决“穷人违约率高”这个大难题的呢？首先，小贷银行主要针对女性创业群体，他们认为女性更具有理财能力和责任心。然后，他们要求一定数量的借款人形成一个互助小组，组员们要对每个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小组每周聚一次，组员们汇报各自的生意进展，信贷员就在每周聚会上收取一定数量的还款。
你看，小贷银行的管理模式，其实是通过组建熟人社会，利用同伴压力，让借款人不好意思轻易赖账，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对借款人进行管理。一个证据就是，如果互助小组是每月见面而不是每周见面，小组成员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那么违约率就会上升。
说到这儿你也可以看出，小贷银行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借到钱。所以，尽管小贷银行已经在南亚地区遍地开花，但其实并没有成为穷人借钱的首选。根据本书作者的调查，只有1/4的贫困家庭向小贷银行借款，而有高达一半的贫困家庭仍然选择向当地放债人借高利贷。
如果再进一步看，小贷银行是不是真的像他们宣称的那样，让10亿“穷人企业家”改变了命运呢？本书作者认为，如果抛开那些极少数成功案例，小贷银行的扶贫效果其实一般，并没有给大多数穷人的生活带来太大的改变。不过，这不是小贷银行本身的问题，更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关于“穷人是天生企业家”的预设是错的。
再回过头来看看，穷人真的愿意创业吗？作者发现，无论他去问哪个国家的穷人：你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做什么？十之八九的人会告诉你：希望孩子能成为公务员、教师、护士等捧铁饭碗的人。可见，穷人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具有稳定收入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不是冒着巨大风险去创业。既然如此，又怎么解释有那么穷人在做小生意呢？作者认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你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又没什么特殊技能的时候，做点小生意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必须承认，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的人，都是少数。对大多数穷人来说，帮助他们脱贫的最好方式，不是借钱给他们做生意，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什么是稳定的好工作？比如制造业工人。作者观察到，如果一个村庄里有工厂，能稳定雇佣村里的劳动力，那么这个村子的面貌就会变得大不一样。对于这些成为工人的村民来说，不仅仅是得到一份稳定收入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他们对未来产生了一种控制感，从而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也许，这才是扶贫的正确打开方式。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三个重点，拥有企业家精神的毕竟是少数人，帮助大多数穷人脱贫的最好方式，并不是借钱给他们做生意，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总结
第一，扶贫之所以难，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反馈机制，所以更需要去仔细考察穷人的真实需求，这是扶贫的第一步。
第二，认知并不等于行动，扶贫工作不但需要告诉穷人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而且必须设计激励机制，去帮助穷人改变行为模式。
第三，帮助大多数穷人脱贫的最好方式，不是借钱给他们做生意，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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