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繁荣与独特性备受世人关注，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曾如此论断：“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这不仅指明了宋代思想与文化的独特性，而且表明了其近世化对中国面貌的深远影响，因此，断代研究实在宜以此为切入点。关于宋代文化的繁荣情形，王国维、陈寅恪同样表明了相似的论断。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断定“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持有同样的看法，如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徐吉军同样认为宋代“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宋代的文化区域及文化层次等也远比过去扩大和深入”。周膺、吴晶更是指出：“从文化内涵来看……（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终完成，此后的中国文化很少再有新鲜成分。”此外，国外学者亦多持此论断，诸如日本学者和田清就曾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诸此种种，都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
具体到文化的近世特征方面，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最为典型，其中指出了宋代在多方面对古代中国巨大而深远的变革性影响。在这方面，和田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了宋代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促进了庶民阶级的兴起，根本上改变了从来的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而带来了较强的近代倾向”。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更是进一步指出宋代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就国内研究情况而言，大多数学者也持有相似的论断。如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还如葛兆光也曾指出：“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无疑，就文化的繁荣与其近世性特征而言，宋代在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是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意义与影响的。
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笔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如刘叶秋曾在《历代笔记概述》中指出：“古代笔记的内容很丰富，保存了许多可贵的材料，有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能给人多方面的知识；而且由于记叙随意，毫无拘束，所以常常写得活泼生动，亦庄亦谐，颇饶趣味，和一般所谓‘经典’著作那样板着面孔说话的不同；作者的学问、见识，也常常从不经意处或小问题上表现出来，为在其它书中所看不到。”在这里，就内容方面而言，指出了笔记驳杂的内容特征；就文体形式方面而言，指出了笔记随笔记录、不拘一格的形式特征；就风格方面而言，则指出了笔记文笔精致、寓意深刻的多样性特征。相对法式严谨的古文与格律诗词，笔记文体的这些独到之处，无疑常常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率性纯真的特质往往引领“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
事实上，中国笔记发展到宋代，又显示出新的文体特征，具有了新的开拓意义。
首先，宋代笔记与小说在文体上的区别日益明显。宋代笔记充分展现了两宋时期士人独特的精神面貌与情感心境，内容上体现了“以文为理”的时代主题精神，更具真实感与立体感，反映在文体之中，独立的文学品性更为明显，独特的审美特质更为凸显。明人《五朝小说》序言中曾说：“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这指出了宋代士大夫开始参与笔记创作的历史境况，以及宋代笔记情文相生，情感性与趣味性兼具的独特之处。四库馆臣在道出宋代笔记的情韵风格特征后，还指出了其对后世笔记创作的垂世作用与影响：“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可以说，宋代笔记表现情感的内容之丰富，以及表现情感的文体形式之松散与不拘一格，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已具备散文的质素。伴随着宋代笔记的散文化，笔记文体自身的文学性得到增强，行文中撰述主体的个性色彩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其存世价值由以往作为子书附庸的存在而日益向文学倾斜。
其次，宋代笔记的文化内涵更为深厚。较之以往，宋代笔记的文化意蕴与思想内涵更为凸显。如史料笔记在唐宋时期，均是较为常见的类型，都具有史学价值，两者的区别在于，唐代史料笔记主要是记载史实，而宋代史料笔记不仅记载史实，而且反映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体现笔记对撰述主体精神风貌的一种自觉反思，传统儒家中关于士人立身处世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诸如仕与隐、达与穷、仁义与事功等理想、处世哲学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唐代为数不多的史料笔记体现着笔记初始的新变，宋人则将史料笔记当作一种文化风尚，就其思想内涵而言，比唐代笔记更为博大深刻，印证着宋代文化对笔记撰述的深远影响。宋代笔记涉及了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文化学与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意涵，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解读、研究与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再次，宋人对于笔记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意识。就著述而言，北宋的欧阳修、苏轼，南宋的陆游、范成大、洪迈、周密等诗文大家均参与到笔记的撰述行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笔记作品，不再视“闲暇之作”的笔记为禁区，而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认同笔记的文化功能，自觉追求笔记本身的文学性。就其体例而言，除了承袭世说体外，也有自己的发展。宋代笔记多为杂录形式，但在这种杂录形式中，也呈现着作者对作品的分类意识。如《渑水燕谈录》全书共十卷，记事三百六十余条，按内容分类编排，文无题名。全书分帝德、名臣、奇节、忠孝、才识、高逸、管制、文儒、歌咏、书画、杂录、谈谑等诸多类别，博记杂识，所记多为撰者追忆平生经历见闻，大都是北宋开国(960)到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一百四十余年的北宋杂事。还有《春渚纪闻》十卷，就分为杂记、东坡事实、诗词事略、杂书琴事、记砚、记丹药等六类。诚然，这种杂录体式的笔记，更多的是没有分类的，只是为方便读者阅读，撰者在写作时，往往依循一定的书写体例模式。如《曲洧旧闻》共十卷，作于作者被羁金国期间，未详细分类，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部分追忆、记录了北宋及南宋初期的朝野遗事、社会风情和士大夫逸闻；下部分则是对前代及当朝文坛逸事，以及《诗话》《文评》的诸多考证。总而言之，宋代笔记的形式体例，或依仿前人体例，或为杂录，均于撰述中呈现着宋代作者独特的创作意识。
总的说来，宋代笔记由于受到学术思想、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笔记自身嬗变轨迹的综合影响，有着自身明显的特征。它在内涵上汲取唐人笔记以史为鉴的讽喻意味，而把记录的笔致转向日常当下的琐事，以其深醇的主题意蕴和独特的心境展现，反映士人的道德理想，极致地展现了其时士人复杂的心境与精致的趣味。因此，在搜集、整理宋代笔记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思想意蕴与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解析两宋士人风貌与心态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同时，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立体地揭示笔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
古代笔记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其文体是变动不居的，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其文体的特殊性，造成了笔记概念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通过梳理与分析宋代书目中著录笔记作品的格局，一则可明晰宋人较之以往的笔记文体观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可更为清晰地解析宋人对笔记文体的认知。据此考察宋代有代表性的具体笔记作品，一则可详细地剖析宋人的笔记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则可更为深入地从纵向上考察宋代笔记与魏晋、唐代笔记书写的异同之处，揭示其思想意涵的独特风貌。并且，就宋代笔记文体本身而言，如欧阳修《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更有加以关注并展开研究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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