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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唐代藩镇研究》
即使在割据的藩镇中，监军也是受到重视和礼遇的，因为朝廷的旌节多半通过他们奏请和授予。进奏院则担负了中央和藩帅间转达文件、传递信息、办理杂务、提供住宿等任务，其沟通中央和藩镇联系的作用是明显的。这两个机构的设置，反映了唐代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这一特点。也许可以用“若即若离，藕断丝连”形容他们间的关系吧。
他把藩镇动乱分成四种形式，即：1．兵士哗变，2．将校作乱，3．反叛中央，4．藩帅杀其部下。其中只有第三种是和唐中央的武装对抗，即割据行为，其他三种都是发生在藩镇内部的动乱。
主要原因在于，河朔诸镇只有在政治上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通过拥立节度使来牢牢掌握本镇的财赋支配权，才能实现瓜分王赋而不上供的经济利益。其他类型的藩镇则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唐王朝不得不允许他们拥有重兵，并畀予他们以经济上的特权，因此他们不必也不需要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
唐代的藩镇称作“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的长官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
唐初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不时地派使巡省天下，监察州县。大约从武则天称帝后不久，十道巡察已成定制。景云二年（711）敕分天下为二十四都督府，“察刺史以下善恶”，这等于在州县之上另置一级机构，朝廷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还是以权重难制而罢〔2〕，依然置十道巡察使。开元二年（714）改为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又罢，八年复置，十年又罢……这样置而旋罢、罢而复置的举措，充分说明了唐王朝既惧怕地方事权过重，又无力直接控制千百个郡县的矛盾心理。但是，统治手段（交通、通信等）既是如此落后，统治疆域与人口又是如此广袤众多，要想有效地施行对全国的统治，在州县之上另立一级机构是势所难免的，唐代的“道”正是这种矛盾运动的产物。
当李辅国提出“大家（代宗）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时，代宗便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除去李辅国。不久又重用鱼朝恩而流放程元振。当鱼朝恩认为“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时，代宗马上利用宰相元载来剪除鱼朝恩。一旦元载专权作势，代宗又与外戚吴凑密计图之，终于在大历十二年诛之。其时离代宗死不过一年多时间。可见几乎终代宗之世，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一直未已。
在边疆藩镇的四十二起动乱中，有二十九起就是由于衣粮欠缺和“债帅”贪黩而引起的。
战争后中原藩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维持了一种内外平衡的均势。所以宋人尹源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9〕总之，唐代藩镇局面的形成是安史之乱及其平定前后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所周知，唐代藩镇权力是比较大的，尤其与宋代中央对地方统辖过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人权，即藩镇幕府官员，本道可以自行辟署。二是财权，即留用本道军费可以自己支配。三是对州县的监察权，即对州县官员的任免黜陟，藩镇具有相当的权力。过去的论者过于强调藩镇权重难制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央对藩镇责成事功的一面，就不免陷于偏颇。
新的长征健儿主要是从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召募的。这种做法使得“逋逃之人，必争出应募”，保证了唐廷对外战争中有足够的常规部队，解决了兵源枯竭的问题。同时，把流亡客户征召入伍，也消弭了一个不安定因素。
总而言之，募兵制的出现既是唐初一系列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一剂药方，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兵制变革本身。受人称道的开元盛世，一方面固然是受惠于唐开国百余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玄宗君臣通过募兵制，暂时地解决了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些问题，从而使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和安定的局面。
这一阶段的征讨主要是由行军总管、大总管统兵募、府兵、蕃兵等临时出征，事解辄罢。故杜佑云：“国朝李靖平突厥，李勣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之、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16〕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
开元四年（716），唐朝复在奚和契丹置饶乐和松漠都督府，封其首领为郡王，并妻以固安公主和永乐公主。开元十年（722），又妻契丹王以燕郡公主，十三年（725）又妻以东华公主，并妻奚王以东光公主。又将奚、契丹主皆由郡王晋封为王。而在北部和西部，唐廷与吐蕃和突厥进行了频繁而激烈的战争，赖东北乂安，唐廷在这些战争中未致大败。
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载（745）再唱“和亲”之策，但契丹、奚旋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财富，故范阳军队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
支度使由节度使兼领时，一般由副使、判官主其事。屯田或营田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供应问题，“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这种办法自汉代已然，不足以说明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资而已，而军资的支付则必须以中央度支所定“长行旨”为准。
以三百余州（后改州为郡）直属中央，毕竟不利于统治，于是有司隶台等掌巡按天下郡县。隋祚短促，问题暴露得还不明显。入唐，仍承隋制置州、县二级，并自贞观以来就不时遣使巡察州县，贞观十五年（641）又分天下为十道，巡抚、按抚、存抚等使的派遣更是络绎不绝。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景云二年（711），朝廷作出设置二十四都督府的重大决定：“天下诸州分隶都督，专生杀之柄，典刑赏之科。”〔38〕每个都督府治所及隶州的划分、都督人选的拟定本来业已就绪，但“议者以为权重难制，所授多非精选，请罢之”〔39〕。为此，朝廷召集九品以上官员的会议进行辩论。侍御史宋务光举出了三条“可建之理”
反对派太子右庶子李景伯、中书舍人卢补、吏部员外郎崔莅却正是抓住“权归于下，未之前闻”这一条大做文章。主张要“防微杜渐”，“强干弱枝”，不可“倒持太阿”。都督“权柄既重”，“虽初委任得士，政颇有方，后恐未必皆贤，弊从此起矣”。提出要回到“贞观制度”上去。〔40〕于是二十四都督之议终于搁浅了。
刺史是州级行政长官，让采访使“准刺史例入奏”，从中可以窥知它已有发展成地方行政长官的苗头。开元末，采访使的权力已经达到“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44〕的程度。
安禄山于天宝三载（744）由平卢节度使加范阳节度使，并不兼领河北采访使，直到天宝九载（750）才兼领该职。
我们无须去探究“采访”与“观察”在字义上的细微差别，只要从此后它例由节度等使兼任就可以明白，此时诸道军事权与行政督察权实际上是合二而一了——这正是唐代藩镇的症结问题之一。
由此可见，与其说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是节度使体制在内地的移植、再版，还不如说是开元天宝时内地采访使与边疆节度使权力的结合和扩展。
当时的许多规定，如罢采访使、置观察使，内地设藩镇，给诸道以自调兵食之权等等，都只是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待后当有处分”。但是，为什么安史之乱以后这种状况不仅并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了呢？为什么平定藩镇叛乱战争的胜利却带来了一个藩镇林立的局面呢？
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藩镇武装，主要有三种：一是河朔一带的安史旧部；二是中原一带的新设节度使；三是缘边地区的旧有藩镇。
历史上宦官势力总是在王权微弱的时候急剧膨胀起来，但他们又实实在在是为了加强王权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
史实清楚地说明，河朔割据的形成，不单单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实际上还是新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局面，笼统地归结为“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38〕，不免失之肤浅。
打开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形势图可知，如果把河朔叛镇、东南财赋之地及关中地区连成一个三角形的话，那么中原型藩镇便居于这个三角形的中心。
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事实证明，唐后期伐叛战争，主要是征调这些藩镇的军队，所谓“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51〕。故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52〕确实是切中其要的真知灼见。
由于西北地区经常需要重师镇守，既从财力上影响到本已十分拮据的唐廷财政，又严重地牵制了唐朝大量军队包括中原防秋兵、西北藩镇兵和中央神策军三方面的兵力。因此，唐廷对藩镇的战争，常常要顾及西北的形势。
代宗朝不能销兵罢镇的一些客观原因也长期存在。中原藩镇长期是唐廷用以对抗河朔叛镇的重要力量，所谓“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以塞虏冲”，“严饰护疆，不可他使”〔79〕。这种内外相持的制约关系，维持唐王朝相对稳定地存在达一百多年，至黄巢起义才打破这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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