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从天津坐火车抵京，几日前他收到上谕要求他进京面圣。袁世凯办理新军算是有苦劳，陛见皇帝虽不多，但也属正常。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这次进京竟然掀起了戊戌政变的序幕。两日后也就是9月16日（八月初一）他在颐和园见过光绪，回住处不久，就来旨意将他提拔为侍郎后补，本来他的职位相当于省级干部现在升官成副部级别，可说是跨过了一道当官的分水岭。
袁世凯像
按他自己说法是很疑惑，虽说在天津练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这毕竟没有具体的政绩。如此重赏不见得是好事，不过幕僚们都建议其接受任命，但他心中还是有所忐忑。第二日进宫谢恩，光绪皇帝倒是风轻云淡，说他兵练的好，并说到“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只这句话让他心中咯噔一下。何也？因为荣禄不仅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的顶头上司，更是慈禧太后的忠实手下。袁世凯能走到今天的高位受到荣禄不少提携，且自己与他更是利益相结。皇帝这话是不是有暗含听太后还是听皇帝的意思在里面？这是明显要将自己放在火上烤啊，但让他想不到更惊悚的事还在后头。
9月18日（八月初三）接到荣禄信报，称英舰在大沽口附近游弋，并调聂士成来天津，让董福祥移师北京附近长辛店，让其尽快回天津。政治嗅觉灵敏的袁世凯应该已经察觉到，这次进京绝没有这么简单，不然荣禄何必既催促他回去又调兵遣将防范他。到了晚间袁世凯正在写奏折，谭嗣同突然来访，二人互相寒暄片刻，谭嗣同直言不讳，说皇上有大难，袁世凯大“惊”，忙表忠心。谭则言荣禄近期献策要废君，袁当然不相信，并说荣禄是忠臣，认为这事定是谣言。谭直言荣禄是个无耻小人，我们多次向皇上保举你但都被他阻挠，这次你能升官我们花了好大力气。并说如果你真心救皇上我有个办法，说着拿出一纸片给袁世凯。上面写着让他在陛见光绪的时候，当面讨一道朱谕，拿着旨意去天津见荣禄并就地正法，然后代领直隶总督，带兵入京直接围了颐和园。
袁世凯被这纸上的字吓得“魂飞魄散”，追问围了颐和园要干什么？谭嗣同直说要除了“此老朽”就是慈禧，袁马上表示部下不会听命杀太后。谭嗣同则说他自请人来办，只要袁先诛荣禄再围颐和园即可。袁世凯当然不可能凭着几分热血就行如此大事，便推托直隶兵多，他这点人很难成事，且枪械弹药都在天津。必须做好充足准备，等他周密布置，至少也要个十天半月才能有所结果。谭嗣同当然不能同意，袁世凯只能在言语上尽力拖延。这次夜谈谭嗣同可说既没有得到袁世凯的明确保证，也没有得到确切行动时间，不过袁世凯也没有断然拒绝，完全是模棱两可之间。
到了第二日早晨（八月初四），谭嗣同与毕永年见面道出原委，毕永年大惊，他深知这等大事怎可如此怠慢，没有清晰的结果和拖延行事绝对要失败。毕永年乃湖南会党人士，此人正是谭嗣同招来做“大事”之人。他知道这事要糟，脱口而出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让谭嗣同赶紧安排后路，自己也要先走避祸。而就在这天的晚间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
慈禧太后
慈禧的突然回宫是因为杨崇伊上的一份奏折。杨崇伊此人在各保守势力之间串联活动，是反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当然此折尽是以攻击变法派为能事，不过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让慈禧警觉起来。他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京准备执掌变法，这会让祖宗天下拱手让人，并要求慈禧赶紧回宫实行训政。慈禧虽说是去了颐和园修养，但其权柄并没有放手，光绪与洋人联手这事正好踩到了她的底线。如果事成，她的手中权柄不得不放下，到时只怕是真的要退养了。对慈禧来说变法可以有，但权力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在加上这一百天的变法也已让她忍无可忍。
其实自变法起慈禧都是在幕后掌控大局，冷眼旁观维新之事，而其心态也在不断的变化。变法开始时的各种政策，都必须得到慈禧的允许才能颁布，但任何政策不能触碰她的红线。后期裁撤礼部官员她忍了，但光绪千不该万不该要设立懋勤殿，这个架空军机处的机构。在慈禧看来设置这个机构就是夺权行为，这就完全踩到了她的底线。而光绪召袁世凯进京的事也让慈禧万分警惕，害怕光绪掌握了兵权，也更怕光绪与国外势力进行联结，危及到她的权位。维新变法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为与守旧派矛盾激化导致，但保守派最大受益者不正是慈禧吗？所以不论变法政策如何，变法的人是谁，追根还是侵蚀了慈禧的利益，只要变法深入下去，两者矛盾的激化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维新派有意用伊藤博文来作变法顾问，引入外国势力也更让慈禧忌惮，两者矛盾本就不可逆转，这篇奏折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光绪皇帝
9月20日（八月初五）袁世凯离京前觐见光绪，特意说到变法要审时度势，步步为营，不要听激进之言。这既是试探暗示，也是一种表态，但是光绪并无“答渝”。袁世凯并不知慈禧昨日已回到宫中，而此时光绪正受到监视中，就算光绪想对他有所指示都已不可能。等袁世凯走出殿外，某侍卫内大臣拍着他的背说了句”好小子“，称赞他在皇上面前应对的好。相信此刻袁世凯肯定无比庆幸，一是慈禧对光绪的监视无所不在，只要透露变法派的意图，将来就要秋后算账。二是围园之事光绪并不知情，只是变法派的私下密谋。三则是朝政还稳稳掌控在太后手中。袁世凯陛见后马上坐火车回津，并于傍晚到达，然后马不停蹄去见荣禄。两人刚谈没多久就有重要客人来，袁世凯还未说出重点，只得先告辞而去。第二日晨，二人再次见面袁世凯才把围园杀后的事坦诚相告。而在这一天，慈禧已经正式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
这里有几个疑问。袁世凯自述9月20日晚没能告密，到第二天才述说原委。一如他自证，毫不讳言做了出卖维新派的决定。我们可以说他从容，但从逻辑上讲不通，如此大事怎会不紧张急切处理，还要拖延一天？他得知秘密后，为何不在京师通过其他重臣秘告，非要等待两天时间特意回到天津找上司密告？更有意思的是，按袁日记记载，在和盘托出围园劫后大事之后，他与荣禄两人商量的不是怎么赶紧回京报信，而是商量如何保全光绪的办法。这两位精明大臣怎么这时糊涂？到底救太后还是保全皇帝分不清事情缓急？
荣禄
那么事实真相又是如何，有两则旁证分别由袁世凯与荣禄两位幕僚记录。大意是第二日杨崇伊作为使者至天津，向荣禄通报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荣禄去见袁世凯时故意不表明，并且“卫兵罗列两道”。而袁从杨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后，肯定吓得以为事情已经暴露。哭拜荣禄求他作主，然后把围园杀后之谋详细告知。
探寻一下当时袁世凯的心理动向。在他得知“大事”之后，到回天津告密这两天时间里，本可以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主动向重臣密报。为什么不这样做的原因，恐怕是在这帝后之争中，他并不清楚谁将最终胜利，出于获利也好，慎重也罢。都必须继续按兵不动，窥测事态动向。所以在见光绪时才有此番言语，既是暗示此事不可为，也是试探皇帝到底有没有参与其中。既然光绪毫无表示，那么以他的政治嗅觉必然清楚这事不可能成功，何况他本来就不会去做激进策略。当然他并不知道，这天光绪只是表面还在执政，慈禧已对光绪监视居住了。
所以下定决心，到了天津就向老上司报告，他与荣禄之间的政治联结，在选择维新派还是后党之间，显然毋庸置疑是后者。而为何向荣禄告密也是袁世凯精心设想的，一向朝廷显示他的忠心，二向顶头上司表明他们关系密切，三则有意无意使自己脱身事外，但又不少一笔政治得分。第二日荣禄来访，并带来了慈禧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没想到保守派这么快就全面掌控了大局，怕受到牵连则全盘托出密谋，然后由特使杨崇伊把“围园劫后”的消息带回给慈禧。
谭嗣同
我们捋一捋时间线，八月初三晚谭袁商量大事；初四晚慈禧回宫；初五袁早上见光绪，晚回到天津见荣禄，没来得及告密；初六晨荣禄来见，袁得知慈禧训政，则告知变法派围园杀后之事；初七慈禧使者回京；初八谭嗣同等人陆续被捕，几日后遇害，这其中罪名就是“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可见袁世凯在初六才告知荣禄大事，所以才有着初八逮捕谭嗣同等人，如此可知袁世凯的告密是在政变之后。而且如果袁世凯告密早于慈禧训政，那么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先于初六抓捕康有为、康广仁，再于初八下旨抓捕谭嗣同等人。尽可初六当日就把这些维新骨干全部抓获，反而要分开两次执行。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交付与人时，正值其去官隐居为了自证清白而作。所以忠君是政治正确，包括他出卖维新派密谋都是基于这点。在心理表现上也要紧跟朝廷，在重要时间节点上也要显示出自己并没有过错，全篇把自己摘出，突显出一个忠于慈禧的臣子。但日记中所说亦非全部事实，从许多史料中我们知道袁世凯与维新派交往甚密，并且一度倾向他们，不然为何谭嗣同要找他来谋“围园杀后"的大事，而不找其他人。但真到了紧要关头他却又不敢付出，等知道了政局变化，袁世凯则为保全自己又出卖了维新派。也因为袁的告密，使得训政演变为政变，带来了血雨腥风，“戊戌六君子”也英勇就义。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袁世凯凭着这桩功劳，受到保守派奖赏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置，靠烈士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参考资料
《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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