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史学的观点来看，《蛙》的创作是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当计划生育的狂潮渐渐平息，莫言带着他对生命的敬重和膜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凭借其独到敏锐的眼光，对这一影响几代人的制度进行探讨与反思，以文学的形式体现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
莫言在这篇小说中灵活运用多种文体，将信件、小说和戏剧融为一体。《蛙》的前四部份以书信为引线引出写信人蝌蚪的回忆，最后一部分则跳出叙述，用一部九幕话剧结尾。在话剧中，作者用轻松的笔调书写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代孕。作者以这种异化劳动为中心进行美的创造。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四个“规定性”的其中之一：劳动者拼命劳动，他的产品被人夺去，为别人所占有。在这个被金钱和欲望充斥的社会，陈眉和工厂的其他在生活的重压下选择代孕的女孩们，所进行的无疑是异化劳动，只不过她们所产出的“产品”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婴儿，她们承受的不仅是金钱持有者对其劳动能力的剥削，更有着道德和人伦上的谴责精神上的无限煎熬。
此外，戏剧的第八幕中，模仿包公断案的情节中，高梦丸对陈眉的“处置”，陈眉的哭喊陈鼻的喝骂，李手所谓的“补偿”，亦反映了莫言通过文学对世界进行艺术地掌握，对社会上某些黑暗现实点到即止的讽刺和批判。
同时，小说《蛙》的创作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的现实主义原则。莫言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时期人们生活的描写，广阔而深刻地反映整个中国在此期间的社会生活。
莫言在塑造“实行计划生育时期的东北农村”这一典型环境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坚决执行国家命令、坚决维护计划生育政策的典型形象——“我”的姑姑万心，这是一个在人们心目中由“送子娘娘”化身为“杀人魔王”乡村医生。这个人物形象“使人们首次触摸了中国五六十年代乡村女妇产科医生的经历和灵魂，引发了读者深深的共鸣”。
对于高密东北乡众生相的刻画，对亲友邻人等关系的叙述，体现了作者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以及对人物与现实关系的描绘。计划生育与反计划生育的矛盾、人性与制度的矛盾、部分人的落后思想与现实社会进步需要的矛盾，都集中表现为万心与王脚、肖上唇、王胆、王仁美等人之间的激烈冲突。
典型人物万心年老后常看见的“缺胳膊少爪的青蛙”的幻象，以及其自身心态的转变，都深刻反映了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中的种种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的反思，体现了作家对“计划生育”这一社会现象的掌握。这或许是莫言创作这篇长篇小说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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