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大，字幼学，号留耕。南宋时福建长溪县（今霞浦县）赤岸村人，生年不详。系琅琊王氏金陵始祖王导长子悦传承，赤岸王氏始祖王务琨直系裔孙，父王万全。嘉定（1208-1224）进士，曾任青田县令，枢密副都丞旨，兼左司郎中，淳祐七年（1247）拜签书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次年，拜参知政事。被论罢官，以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
嘉定十年(1217年)，浙江、江西的台、衢、婺、饶、信诸州饥荒。适值王伯大以国子正外放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县)，为使赈荒粮款能给实惠于灾民，特设立荒政局，聘请有识之士，研讨古今赈济办法，清理户口，以红、黄、黑、白为标志，划分灾情等级，张榜公布，使救济做得既快又好，救活了众多灾民。灾民感其德，编民谣说：“红黄黑白环，甲乙丙丁户。若非王知军，饿杀人无数。”为王伯大立生祠13所以纪念。后知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又改知池州(今安徽贵池)，兼权江东提举常平职务。端平三年(1236年)入京(今浙江杭州)，授尚书省右郎官，有政绩，升直宝谟阁枢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
王伯大在京目睹奸佞当道，朝政日非，百姓怨声载道，便向理宗上“对言”直谏，称：“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人主之患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他认为理宗“逸欲之害德”，“戚宦近习之挠政”，“奸俦佞朋之误国”，“皆犯前古危亡之迹”；希望理宗“诚能布所失于天下，而不必曲为回护，……务使蠹根悉拔，孽种不留……则天下之谤不攻而自息矣。
“对言”千余言，详尽地抨击了朝中弊政，并指出朝廷自以为“举国皆忠臣，圣朝无阙事”，将致无穷后患。理宗表面上采纳王伯大的“对言”，又怕触怒朝中权贵。于是把王伯大外放知婺州(今浙江金华)，任满仍回京任职。后又经历两次降级使用。在担任代理刑部侍郎时，又遭权臣弹劾而罢官。
嘉熙中(1237～1240年)，被誉为“立殿廷争是非”的莆田人方大琮，对王伯大极为推崇，以其长期被夺职，慨然上书丞相李宗勉称：“若使王幼学立朝，似有淮南寝谋气象。朝廷岂不能着一骨鲠之臣以自壮乎!”不久，王伯大被起用，再知婺州，但辞不就任。
王伯大罢官后，复受命“督漕于闽”。上任后，听里人王维反映，故里营田陂长期失修，民苦田无水，便捐献白银50两，倡修营田陂，并委托县令黄恪总其事。黄恪又筹寺院之余租、盐税之留成以资助。于是，在赤岸溪(今称罗汉溪)水磨坑截流，以连环木架为基，砌石三级以壮其势；陂开二门，以疏洪流，边砌护坡，以卫正陂。这一工程始于淳祐三年(1243年)，次年即告完工，受益农田1000多亩。为纪念王伯大首倡修陂之功，王伯大同科进士通直郎林甄，写了《修赤岸营田陂记》颂其功德。乡人在其去世后，建祠祀于瑞岩寺(今废)。
淳祐四年(1244年)，王伯大奉召至阙，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后又兼侍读、同修《国史实录》，旋又擢任刑部尚书。淳祐七年(1247年)，拜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淳祐八年(1248年)，任参知政事，但同年受监察御史弹劾而罢职。继又被贬，授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到职后，因年老体弱，上书乞请退休归里。王伯大为官清廉，致仕时两袖清风。
宝祐元年(1253年)七月，王伯大逝世。谥“忠文”，葬于霞浦县雉溪村。王伯大在文学上推崇韩愈，赞同散文可以“随言长短”、“垂教于民”的主张。著有《韩昌黎集音注》。晚年归里后，自号“留耕道人”，在赤岸筑留耕堂(今废)，书写《四留铭》（见《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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