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之一：我为你们争生存，你们看我下油锅

《菊与刀》读书笔记之一：我为你们争生存，你们看我下油锅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农民要养活整个上层寄生阶级，大约有200万人，其中包括将军幕府，大名机构，以及众多的武士家臣。农民被征收的实物税，在同样是水稻种植国的泰国为10%，而在日本则高达40%，有的领地甚至高达80%。此外还有强迫劳动和义务劳动，消耗农民的精力和时间。

在德川统治的200多年中，日本全国发生了至少一千多起叛乱，而日本式的叛乱与我们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农民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会成群结队涌向蕃主，但是，请愿和抗议都是有序的进行，农民们写好匡正苛政的请愿书，呈交给蕃主内臣。当请愿书被内臣扣押，或者蕃主对此置之不理，农民就会派代表前往首都，把意见呈递状子以保证不被扣押。

幕府收到状子则要立即宣判，其判决大多对农民不利，也有不少对农民有利。但是，不论他们的出发点如何合理，最后的判决是否有利，农民起义者、申诉的领袖，都必须被判处死刑。人们聚集于刑场，看着他们的领袖头儿，被投入油锅、斩首、或被钉上刑架，他们会为亡者修词，把他们尊为烈士。他们只会为英雄哭泣，却从不反抗、从无暴动。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奇异而怪诞的场面，忘恩负义，见死不救，日本人却认为是天经地义。传统的日本人信赖秩序和等级制，他们相信各得其所。引领叛乱的英雄，虽然帮助他们获得了好处，但他冲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所以必须接受行刑，以维持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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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日本的整个国家历史，它是一个特权阶级盛行的社会。日本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秩序井然，每个人的地位凭世袭而定。天皇家族和宫廷贵族以下，有四个世袭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工、商，其下还有贱民。

贱民中数量最多，最为出名的是从事各种禁忌职业的工人，如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者以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甚至，甚至他们居住，村落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个地区及其居民根本就不存在。

同时，日本的统治者对国家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规划，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家庭位置差异，方方面面都要分出高低差别，都有大讲究。诸如这种或那种情况不该如何处理，武士或贱民的不同规范，对兄、弟的不同态度等等，哪怕最小的日常行为细节和个人所处的地位都有明确规定，并必须执行。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甚至规定：“凡是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敬的庶民，就地处斩。”

地位、辈份、性别、年龄在日本的特权是非常大的，无论一个人在集体中有没有真正的支配地位，地位没他高的人们就必须尊重他。儿女做什么事都要得到父亲的首肯，父母可以干涉、安排儿女的婚姻，婆婆可以任意使唤自己的儿媳妇。

日本人即使在家，也要学会礼仪并小心翼翼的遵守。婴儿被背在母亲的背上时，母亲要学会用手按下婴儿头，初学走路的孩子学的第一课就是要尊重她的父兄。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子女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而姐妹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兄弟鞠躬。

《菊与刀》读书笔记之一：我为你们争生存，你们看我下油锅

尤其是德川幕府时期，200多年时间，日本以铁腕推行法令、秩序，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细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日本人用极大的勇气和牺牲来顺从、推行这些规范，而不是去更正和反抗。不平等就是人们组织生活的准则，承认等级制，对日本人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

在强权等级制度统治下，日本的每个阶层，都得到了可靠保证，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承诺，保障他们对其所在行业享有垄断经营权，他们的自治团体也是经当局认可的。每个阶层都有自身的限制条件，但也更加有序、安全。这就是他们的“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只要他们还待在熟知的屏障之内，只要他们还在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就会信任这个世界。

日本有个表达“极端混乱的秩序”的词语，叫“非兄非弟”，哥哥不像哥哥，弟弟不像弟弟，对日本人来说就是无法忍受的。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就应该有长兄特权，就应该对弟弟们负责，而幼弟们要依赖自己的兄长，听任它的安排，不能有什么异议。

二战时期，日本人甚至把长兄特权推行到国家政策中去，他们认为各国应统一于一个国际等级制度固定的世界中。日本人觉得，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奋起而战，而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代表了一个真正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

“日本是长兄，其他国家是日本的弟弟。兄长确定怎么对弟弟有益，在实施过程中就不要过多考虑。”日本把这称之为“使万邦各得其所”，它居万邦之顶端，它要对其他国家和人民负责，至于怎么负责，你们就不能管了。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己所欲，也不能轻易施于人。一种文化，尤其是与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的变态文化，意图移植到其它土壤中，是不可能结出什么好果子的。